沒有任何哪一種疾病，能像抑鬱症這樣成就那麼多的治癒理論、學說、醫師、專家的，它幾乎能把每一位痊癒者都變為這方面的專家或醫師，TA們都有一套自己的治癒方法。出書的痊癒者數不勝數：珍妮.羅森、埃克哈特.託利、張進、木碗、李宏夫...——這種病，正常麼？
採編 / 睡蟲
由於抑鬱症的病因至今仍是謎，對，那個“神經遞質失衡”的理論還是假說。
是“抑鬱”導致“神經遞質失衡”，還是“神經遞質失衡”導致“抑鬱”，跟“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
抑鬱症治療很難藥到病除，這也好理解，因為這些藥物都是在假說的理論上生產的。
所以，少不人吃了副作用反應強烈，或要試藥半年一年(這個不行換那個)，還有複發率高，甚至一些人要終生吃藥，這也正常。
抑鬱症的心理療法，一樣令人眼花繚亂，各種學說，各種流派。
不少抑鬱者哀嘆說，遇到適合自己的心理醫生是治癒的關鍵。
有點靠碰運氣的意思，很喪吧？
但，又有一個業界普遍認同的現象，即抑鬱症就算不予以治療，也會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自愈。
對這個症，真的很無語吧？
每個患者都被它折磨的痛不欲生，但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就自己好了。
有些自愈的幸運兒，就此開始大罵醫藥界是騙子，吹噓出幾億的病人，讓大家看病，吃藥。
有的自愈者甚至自詡發現了心理學真諦，抑鬱、焦慮、強迫等都是自然情緒，不能定義為病症進行醫治，更多是要理解和矯正。
而那些正飽受病痛折磨的抑鬱者，看到諸如此類的論調也是勃然大怒，斥罵他們不懂就別大放厥詞，耽誤了人家治療，是在作惡。
現在心理疾病，就是這麼難治，這麼混亂。
目前，國際上的抑鬱症診斷主要依據兩套準則。
一套是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國際疾病分類》（ICD）。
另一套是美國精神醫學會發布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DSM）。
兩套系統存在競爭關係，其中ICD偏好精神分析，也較少依賴模稜兩可的敘事，但自1994年DSM第四版發行以來，ICD的國際威望逐漸衰落。
1980年，DSM進行大幅擴編，並逐漸被視為精神科醫生“聖經”。
這個多達500多頁的第三版，增加了“社交恐懼症”、“逃避性人格障礙”等病症。
一些看似普遍的情況被視為病態，例如怯場、冷漠、遲鈍甚至獨處等。
根據這一版本，在以下9個症狀中，至少滿足5個且一定包括1或2，並持續2個星期以上者，即可診斷為抑鬱症：
1、心情壓抑2、對社會活動的興趣和樂趣減少3、體重大增大減4、失眠或嗜睡5、情緒反應過激或遲緩6、疲憊7、自卑8、注意力不能集中9、有自殺意向1994年，DSM出版第四版，再次增加了400多頁和許多新的精神疾病。
其影響力也是與日俱增，不僅從精神病理學擴展到健康衛生、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司法、教育等領域，也從地區性觀點逐漸演變為全球性準則。
保險公司需要依據這本手冊核定賠償，律師也要從這本手冊中尋找辯護機會。
藥商則巧妙包裝這些新的“疾病”，甚至“極度害羞”都成了“我們時代最被嚴重忽略的疾病之一”，需要通過長期服用抗抑鬱藥來緩解。
“抑鬱症”這個病名進入中國是一個晚近事件。
改革開放前，中國將心情壓抑、身心疲憊等症狀診斷為“神經衰弱”。
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精神醫學西方化，“神經衰弱”才逐漸為“抑鬱症”所取代。
學者劉國香的研究指出，在“抑鬱症”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美國學者凱博文（Arther Kleinman）起到了先導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凱博文在湖南一家醫院的精神科發現，這裡的常見疾病“神經衰弱”按西方標準大多可被歸為“抑鬱症”。
他在中國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引起了中國專家和學者的關注，他們在對“神經衰弱”和“抑鬱症”的關係進行了討論後，推廣了“抑鬱症”這一名稱。
然而，抑鬱症的普及並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
隨著這一概念傳入中國，國際製藥商也在這裡發現了新的商機。
1995年，抗抑鬱藥物“百憂解”在中國上市。
為了向國人進一步普及抑鬱症，生產百憂解的美國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
於1996年在中國推行了一項名為“旭日工程”的項目，對全國上千家醫院的醫生進行培訓，令他們開始關注抑鬱症。
此後，各醫藥公司開始大量贊助或組織此類培訓，並提供相應的培訓資料，其中涉及抑鬱症的治療選擇、藥物的用法用量等。
不少相關科系的醫生，在接受培訓後轉變成抑鬱症主治醫師。
開始對無法找到器官性病變的軀體化症狀作“抑鬱症”診斷，並開出抗抑鬱藥物。
百憂解是一種常見的抗抑鬱藥物。
它的原理建立在抑鬱症的“單胺”假說之上。
這種假說認為人之所以抑鬱，是因為人腦內作為腦神經細胞間“信使”的化學物質（單胺）不平衡。
而百憂解可以使它們重新平衡。
然而，臨床數據顯示，百憂解只對58%的患者有用，且服用後見效較慢。
更有效的抗抑鬱藥物正在興起，其中主要代表是氯胺酮。
但氯胺酮並不作用於單胺。
這意味著盛行50年的“單胺”假說可能是錯的。
但在新的假說確立之前，全球已有近90個國家5400萬名患者服用了百憂解。
現在的社會壓力大，節奏快，都市生活讓人疲憊不堪。
一套房子掏空了6個口袋，孩子要上好學校上N個興趣班。
物慾橫流，各種攀比，形成了社會的一種病態。
另一方面，隨著生活條件提高和國家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重視，以及媒體的大量宣傳報導，心理疾病已越來越為民眾所熟知，這本是相當好的事情。
但如果被一些無良的藥企利用或操縱，精神疾病定義被不斷擴大，則該引起業界學者和甚至全民的警惕。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克里斯多夫.雷恩（Christopher Lane）就指出，在1985到1993這短短8年時間裡，“害羞”的嚴重性被誇大，成為西方世界診斷中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
而這背後是藥商贊助醫療、收買媒體、僱傭政府說客，通過操弄人們的恐懼獲取暴利。
在這裡，資料文獻成了廣告手法，過度診斷、藥物副作用則被輕輕抹去。
與害羞相比，抑鬱症的病情或許有著更多的客觀基礎。
但僅憑DSM手冊中的幾項症狀，人們也無法清楚地區分普通的“憂鬱”和病態的“抑鬱”。
心理疾病的定義並非純粹的科學過程，
在追求效率的年代，“拖延”成了一種病；
在望子成龍的年代，“網癮”成了一種病。
抑鬱症的流行同樣留下了炒作空間，如市場上的各種良莠不齊、明碼標價的另類療法...
當然，諱疾忌醫肯定不可取，但也要小心墜入牟利者的陷阱（請到專業的三甲醫院就診）。
本文參考文獻：
劉國香(2009)，抑鬱症在中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8，85-92。
Lane, C. (2008). Shyness: How normal behavior became a sick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紐約時報(2014)，百憂解帶來的未解之憂。
The Economist. (2016). Novel drugs for depression.
艾睿思(2017)，抑鬱症如何成為一種“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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