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曾經影響了我們國家新文化運動，魯迅被稱為中國的果戈裡，巴金被稱為中國的屠格涅夫等等，可見俄國文學對我們國家的影響。但是在歷史課本中，我們對俄國文學卻寥寥數語，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更是簡單幾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紀群星璀璨的俄羅斯文壇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也是世界範圍內有史以來，最複雜、最矛盾、最偉大的小說巨匠之一。他以其卷帙繁浩的創作，在對於人類複雜的、甚至分裂的人性及心理乃至變態精神的深刻描繪和深度開掘上獨樹一幟，無人能出其右。
《罪與罰》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世界性聲譽的鉅著，這部作品也成為了世界文學桂冠中最璀璨奪目的寶石之一。到目前為止，這本書被世界各國翻拍成了幾十個版本的電影。在這部書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宗教、政治與個人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直接追溯到個人與社會、道德與權力、信仰與自由等等人類社會最根源性的問題上。
一直以來，正義是通過法律來維護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他創造性地從文學和倫理的角度來探討關於正義的這個問題。他想看看，在正義面前，一個人的承受力到底能到什麼程度，於是，他在《罪與罰》裡創造了羅佳這個人物。羅佳在窮困潦倒的絕境下，認為自己是可以超越法律約束、為所欲為的超人，因此，他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太，搶來了一筆錢。但是殺人之後，羅佳發現自己根本不是什麼超人，內心的痛苦時時刻刻折磨著他的神經。後來，他與基督徒姑娘索尼雅認識並相愛，最終在索尼雅的規勸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亞。在流放途中，他決心皈依東正教，從中得到救贖。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個人是沒有辨別善惡的能力的，因為個人眼中的善惡是小善惡，個人無法代表決定生死這麼大的正義。在故事裡，羅佳懷著為民除害的心情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太，這是他作為個人眼中的罪與罰；而殺人之後，羅佳不僅沒體會到行俠仗義的快樂，反而感受到巨大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是上帝給他的罪與罰。當自己的規則無法解釋世界的時候，痛苦的羅佳不得不去找更大的規則，所以，在故事結尾，羅佳從上帝那裡得到了拯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大多圍繞著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展開，這些人物迷茫無助，想大聲呼喊，卻只能痛苦地呻吟。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卻也因此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他出身於小貴族家庭，卻因為痴迷賭博，過著貧困的生活，這讓他既難以融入上層社會，又與底層格格不入。病痛時時刻刻折磨著他，生活壓得他無法呼吸，於是，他試著在空想社會主義上尋找寄託，加入了革命小組。1849年，他因為和革命小組成員一起朗讀《致果戈理》而被集體逮捕，並被判處死刑。在行刑前五分鐘，沙皇才降下旨意，赦免他的死罪，改為發配西伯利亞服役。五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特赦，再過了五年才從西伯利亞返回彼得堡。在流放途中，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開始信奉宗教。這段流放的經歷，也影響了他之後的文學創作。
《罪與罰》的構思，最早就是在流放路上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給哥哥寫信，說自己想要寫“一部關於一個罪犯的懺悔錄”，卻遲遲沒有動筆。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去世，留給他一家子需要照顧的人和難以償還的債務。為緩解經濟壓力，他向出版商預支了稿酬，代價是如果不能按時交稿，就會成為出版商免費的“寫作機器”。儘管答應瞭如此苛刻的條件，拿到稿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沒有安心寫作。為了尋找創作靈感，他決定出國旅行，在旅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沒能擋住誘惑，再一次走進賭場，輸得身無分文，只能抵押上不少私人物品。1865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情人的信中提到，旅館拒絕給他提供伙食和其他服務，於是，在破舊的小旅館裡，“沒有錢、沒有食物，甚至沒有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桌前，終於開始動筆創作《罪與罰》。
《罪與罰》的故事也開始於彼得堡貧民區中一個“沒有錢、沒有食物，甚至沒有光”的小屋子裡，主人公名叫羅季昂·羅曼諾維奇·拉斯柯爾尼科夫，朋友和親人叫他羅佳，為了方便講述，我們也叫他羅佳。《罪與罰》的全部情節都圍繞著羅佳展開。
在故事一開始，羅佳是個優秀的大學生，偶爾還能發表一些文章、做些翻譯賺點稿費，但是，這些收入加上母親的養老金還是不夠付學費的，所以羅佳只能輟學。沒有了生活來源，羅佳不得不向放高利貸的老太婆抵押私人物品，換來少得可憐的抵押金。可是，這些抵押來的錢根本不夠交房租，房東揚言要轟走羅佳。於是，走投無路的羅佳產生了一個可怕的想法：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搶走她的錢！在羅佳看來，這種做法沒什麼不道德，因為老太婆像是吸血的蝨子，而自己靠這筆錢渡過難關之後，將成為改變世界的人，並千百倍地回報社會。促使他把這個想法變成現實的，是母親的一封信。在信上，母親告訴他，他的妹妹本來在一個地主家做家教賺錢，但是差點被地主強暴，因此不得不辭去了工作，現在妹妹和一個有錢的律師訂婚了，不久之後，母女二人就會來彼得堡完成婚約。
讀完母親的信，羅佳覺得，妹妹並不愛律師，訂婚只是為了緩解家裡的經濟狀況，所以，他決定儘快從困境裡走出來，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殺死老太婆，搶走她的錢。殺人搶錢的過程異常順利，但就在羅佳準備離開的時候，老太婆的妹妹突然回來了，被撞了個正著的羅佳不得已，只能也殺了她滅口。隨後，羅佳跌跌撞撞地逃回了自己的住處。到這裡，小說的第一章就結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短短的篇幅把故事的戲劇性推向了高潮。
殺人之前，羅佳一直認為自己是拿破崙那樣的英雄人物，只不過暫時運氣不好，相對的，老太婆就是這個社會的蛀蟲，但是在殺人之後，羅佳不僅沒享受到行俠仗義帶來的快樂，反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最可笑的是，原本為了週轉而搶來的錢，也只能藏在一塊大石頭下面，那這樣一來，殺人又是為了什麼呢？自己一直堅信的所謂的規則，究竟有沒有意義呢？羅佳陷入了一種近乎癲狂的魔怔，幾乎整天不省人事。他徘徊在要不要去警局自首的兩難境地，不斷自我拷問，一次次變換著答案。他一會兒對自己說“我進去，跪下，直認不諱”，一會兒又對自己說“一定不是那件事”。
這種狀態有點像哈姆雷特“生存還是毀滅”的心靈拷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采用常見的內心獨白模式來描寫羅佳的痛苦。無論是表現羅佳與自我的矛盾，還是自我與世界的衝突，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用了對話這種形式。評論家把這種小說稱為“復調小說”，意思是小說中的人物不再像傳統獨白型小說中的那樣，屈從於作者的意志，而是獨立、平等的主體。他們通過與作者對抗性的對話，來表現自我的本質，因此，這些對話有時候甚至是和作者的意志截然相反的。
《罪與罰》的故事講到後面，小說中的人物幾乎都是分裂的。他們不再是擁有單一人設的文學形象，我們很難用某個或者某些詞來給他們下一個定義，也很難簡單地說誰是好的誰是壞的，因為他們和真實的人一樣，是鮮活的、矛盾的，具有無限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再像過去的小說那樣，把作者擺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上，而是成為對話的參與者。對於這些人物的命運，他無法起到主導的作用，於是讓人物自己去尋找自己的終點。因此，在敘述的過程中，他把自己的自相矛盾之處，也通過人物設計和情節講述入木三分地表達出來。可以這樣說，小說人物本身的多重人格的矛盾，以及人物與人物之間的衝突，實際上就是作者本人多個人格之間的對話。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種嘔心瀝血的姿態，把自己完全融入作品，給《罪與罰》帶來了巨大的感染力。
回到故事裡，羅佳身邊的人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以為他只是病了。兇案發生的第二天，羅佳的朋友拉祖米興幫他捎來媽媽寄來的生活費。性格孤僻的羅佳只有拉祖米興這一個朋友，而且這個朋友跟他的性格截然相反。拉祖米興聰明、樂觀、熱情，總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歡，而且他不害怕失敗，每次都能找到辦法讓生活迴歸正軌。比如，他和羅佳一樣輟了學，但他很快通過自己的努力恢復了學業。如果說，在羅佳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傾注了自己的不少真實經歷，那麼拉祖米興身上，或許承載著他對於理想生活的想象。
拿到錢之後，羅佳強打起精神出了門。正當他再次陷入痛苦、並且準備馬上去自首的時候，恰巧遇到被馬車撞傷、奄奄一息的馬爾美拉多夫。馬爾美拉多夫曾是個九等文官，也是個不折不扣的酒鬼。因為酗酒，他丟了工作，還揮霍掉了家裡所有的錢，他和前妻生的大女兒索尼雅，被迫靠賣淫來貼補家用。雖然羅佳和馬爾美拉多夫只有一面之緣，但是看到被馬撞傷的馬爾美拉多夫他沒有猶豫，馬上請來了大夫。可惜一切都太晚了，馬爾美拉多夫悲慘的人生畫上了句號。羅佳把剛剛拿到的錢，都給了馬爾美拉多夫的家人，用來辦喪事。這時，他的內心深處突然湧出了一股旺盛而充沛的生命力。身體雖然還虛弱，但是心靈的病痛似乎稍稍康復了，善舉減輕了羅佳的罪惡感。
於是，羅佳放棄了自首的念頭。他回到家裡，發現母親和妹妹已經到了。當著母親的面，羅佳要求妹妹悔婚，妹妹不同意，兩個人大吵了一架。不得已，老好人拉祖米興出面打圓場，安頓羅佳的媽媽和妹妹。接觸過程中，拉祖米興對羅佳的妹妹產生了強烈的好感，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情似乎即將水到渠成。
第二天，索尼雅來邀請羅佳參加馬爾美拉多夫的葬禮，故事的女主人公終於正式登場。索尼雅靠賣淫養家，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她整個人都散發著神聖的光芒。這種設定看起來很不合理，但其實它體現了俄羅斯獨特的“聖愚”文化。據學者考證，聖愚產生於11世紀，盛行於16到17世紀。聖愚們大多是文盲，他們衣服破爛，到處流浪，喜歡在教堂、集市等人多的地方胡言亂語，甚至咒罵行人。這些怪人普遍受到社會推崇，被當作基督教的先知，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預言未來。在《罪與罰》裡，把賣淫和聖潔兩個極端融於一身的索尼雅，就是典型的聖愚形象。
我們再回到小說中。伴隨著女主人公的出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加快了敘事的節奏，把重點從羅佳的自我對抗，轉移到了他與整個世界的對抗。羅佳覺得，別人對他說的所有話都像是在試探他，要套他的話，他要做出防禦和反擊。他一遍又一遍跟別人解釋著他的“超人理論”。他把世界上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佔少數，他們是“超人”、是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他們的罪行都是合法的，因為他們最終將打破舊的法律，建立新的秩序。另一部分佔大多數，他們是普通人，只能遵守現有的規矩，對於命運只能選擇逆來順受。羅佳一直認為，自己是少數人中的一員，他也一直用這個理論來支撐著自己的精神，讓自己相信，自己殺掉的只是一隻社會的蝨子。
羅佳的這個理論，直接涉及了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問題：個人與公權力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在他的代表作《利維坦》中有過精確的描述，你可以在每天聽本書聽到這本書的解讀。簡單說來，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在公權力形成之前，人類都生活在叢林法則中，人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利益和榮譽而相互鬥爭。為了結束這種令人恐懼的局面，每個人都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從而形成公權力，這個公權力維護人們的生存、裁定人們的利益、保全人們的榮譽。但是，你願意讓渡這部分權利嗎？我們自由的邊界又在哪裡？當公權力不作為時，我們該如何自救？羅佳試圖用他的理論給出答案。
直到一個不速之客的出現，羅佳的理論才轟然崩塌。這個人叫斯維德里加伊洛夫，是那個曾經要強暴羅佳妹妹的地主。這個人可以說是《罪與罰》中最神秘的人物，沒有人知道他的鉅額財富從哪裡來，也沒人知道他要做什麼。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他可以不擇手段。種種跡象表明，有三條生命葬送在他手上，但他卻表現得無所謂。他正是羅佳口中那種不受法律道德約束的人，也正是他，看穿了羅佳殺人的事實。他以此要挾羅佳，企圖對羅佳的妹妹圖謀不軌。就在他的如意算盤幾乎得逞時，羅佳的妹妹說了一句真心話，說自己永遠也不會真正愛上他。出人意料的是，這句話大大刺激了斯維德里加伊洛夫的神經，他居然自殺了。
有人把這個極具戲劇性的反轉解讀為，斯維德里加伊洛夫的靈魂缺少信仰，他同樣被自己殺人的行為折磨著，所以，當慾望無法得到滿足，又自知救贖無望的時候，他選擇了自殺來解脫自己。當然，這種解釋並不圓滿，但是這個充滿了矛盾的人物，也恰恰說明了人性的複雜。在斯維德里加伊洛夫這個人物身上，有許多既難以理解、也不可能完美解釋的秘密。而斯維德里加伊洛夫這個少見的姓氏，顯然也不是作者隨意安排的，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這個姓氏是貴族中惡棍的代名詞。給故事裡的這個惡魔起這個姓氏，再合適不過。實際上，在《罪與罰》中，大部分人的姓氏都有背後的含義。主人公羅佳姓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姓氏同樣十分少見。從詞根上，這個姓氏來自俄語單詞“分裂”及其派生詞“分裂派教徒”，專指那些於17世紀與東正教信仰決裂的舊信徒。而拉祖米興則來自另一個單詞“智慧”，顯然這也是對他的人物設定最好的解釋。
回到故事中，斯維德里加伊洛夫看穿了羅佳殺人的事實，並且指出了羅佳的理論根本毫無道理，羅佳殺人也絕不是為了什麼全人類的福祉，這一切擊碎了羅佳的精神支柱。在馬爾美拉多夫的葬禮結束後，羅佳向索尼雅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這一次，他不再用什麼理論來為自己辯解了，他承認殺人只是為了自己，他壓根兒不是什麼超人，他也只是一隻蝨子而已。所以，他在殺死老太婆的同時，也真正殺死了自己。最終，在索尼雅的規勸下，羅佳選擇了自首，在接受審判時，他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但是審判結果卻出人意料的寬大，人們認為羅佳殺人的行為發生在精神錯亂的狀態下，而且他還做過很多好事，最終，羅佳被判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判決公佈之後，索尼雅陪著羅佳遠赴西伯利亞服刑，羅佳的妹妹則與拉祖米興有情人終成眷屬。不久之後，羅佳的媽媽過世。
不過，羅佳並沒有因為判決而獲得解脫。在流放途中，他生了病，一直治不好。他的病不是因為繁重的苦役，而是因為內心的痛苦。他開始不斷懷疑，自己到底是蝨子還是一個人。如果是蝨子，那麼殺了人的他就該死，可是他還活著；如果他是一個人，為什麼又和蝨子一樣，過著毫無意義也無法選擇的生活？終於有一天，他忽然領悟，既然自己曾經的信仰已經崩塌，為什麼不能讓索尼雅的信仰變成自己的信仰呢？於是，他跪倒在索尼雅面前，接受了她的愛，也接受了基督的洗禮。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在《罪與罰》出版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後，弗洛伊德在他的學說中完整闡述了“三重人格理論”，這個理論標誌著精神分析學派逐漸成熟。所謂三重人格，指的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而在《罪與罰》中犯罪的羅佳、懺悔的羅佳和得到救贖的羅佳，恰恰對應著羅佳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組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本我是本能的我，羅佳為了自己的生存，選擇走上殺人的道路，並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是替天行道；自我是面對現實世界的我，羅佳在殺人後陷入了良心的譴責，惶恐的靈魂無處安放，陷入了地獄般的煎熬中；超我就是理想化的我，故事的結尾處羅佳揹負了苦難的十字架，得到了最後的救贖。可以說，殺人是本我驅使下的膨脹，而良心的拷問則是自我與本我的鬥爭，最後的懺悔是超我最終勝利的體現。我們很難說弗洛伊德確實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啟發，但是羅佳這個人物成為了三重人格理論絕佳例證，被後世弗洛伊德學派的學者一次次引用。
羅佳最後的救贖，離不開理解本書的另一把鑰匙——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羅佳一樣，在流放途中皈依宗教。《罪與罰》中，有大量對於社會黑暗面的描寫。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苦百姓來說，活著幾乎都成了一種奢望，所以羅佳發出了吶喊，並選擇了殺人搶錢的方式自救。然而，在真的這樣做了之後，他沒有得到絲毫解脫，反而感到了一種與整個世界格格不入的罪惡感，這種感受本身就成了對他的懲罰。在被判流放之後，流放和苦役也無法緩解他的負罪感，真正的懲罰仍舊是來自內心的自我譴責與恐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直到將靈魂託付給上帝，羅佳才得到了真正的平靜與救贖。
羅佳的疑問，可能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疑問：當自己的生存、利益和榮譽受損，而公權力沒有履行它的職責時，我們該怎麼辦？讓渡給公權力之後的自由，它的邊界在哪裡？為了自己的生命的延續，我們可以剝奪別人的生命嗎？實際上，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從人類社會形成至今從未停止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將追問的終點定格在宗教信仰上。但是，《罪與罰》這部小說卻越過了這個終點，它激發的關於人性和社會本源的追問，還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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