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清教精神”的产生文化頭條網

大航海时代系列 [第2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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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形态、清教精神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老人在临终前，掏出一把筷子让儿子们折的鸡汤故事。写这个故事和看这个故事的人，往往都只从“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的情节中，理解了合力的重要性，却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个合力是怎么产生的，又或者说到底是什么让筷子们聚拢成一把。放在这个故事里，这个合力就是“亲情”。

人类与其它生物最本质区别是什么？答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解读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政治，但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对世间诸事的想法和认知。从这个角度说，“亲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是人类最原始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类群体要想形成合力，需要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

重点在于人类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以“亲情”这种最原始的意识形态来说，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涵盖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在母系社会的环境下，父子之间大概率是没有 “亲情”观念的。而在一夫多妻的环境下，源自父系的血缘关系很多时候并不能成为兄弟间和谐相处的基础。

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意识形态的复杂化不是坏事，最起码它让人类之间的“合力”拥有近乎无限的想象空间。三人成众，人类社会本质是由一个个天然形成的小社群组成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家庭）。问题在于，两个“3”放在一起未必就一定会产生合力。如果在它们之间放的是减号，那么结果就会是“0”；如果放的是加号，答案则是“6”；而如果是乘号，甚至把其中一个“3”理解为立方数的话，结果又大不相同。

以此来说，数量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类群体是否更拥有力量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曹操经常愿意看到他对面的敌人越多越好；又为什么，总有征服者能够战胜数量超出他们N倍的国家和民族。

回到美国和清教徒的话题上来。作为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文化中所具备的个体性、自由性，通常被过度放大。这倒也不奇怪，毕竟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艺人，是这一特性的最大受益者。在相关文艺创作中，这种放大符合自身的利益。

而当美国需要对外扩张影响力时，政府也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开放性。然而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入文明时代，说到底是因为比别的生物更有组织性。意识形态也好，政府也罢，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提升这种组织性。

换句话说，如果当年美国的清教徒文化，只是培养出了一群自由、散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断然不可能成就今日之美国的。

从“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移民组织中，大家已经感受到清教徒文化中，所带有的强烈集体性。现在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点，去看看英国乃至西欧是如何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一步步裂变的。

作为意识形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无出其右。“一神教”则是这一意识形态发展的顶峰。在弥合不同族群意识形态以形成合力的问题上，排它性的“一神”信仰在技术上最为简单，也最容易普及。

当然，长期来看这种以宗教为粘合剂的努力，并不能彻底拉近彼此在地缘基本面上距离。最终你会发现，即使在某一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统一看起来获得了成功，但接下来势必又会以各种“修正主义”的形式，变异出与基本面贴合的教派差异。

实际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使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一个意识形态也会自然分裂。这使得政治家们所面对的，往往只是一道选择题。比如曾经被阿拉伯人征服，但文明史更长、地缘独立性强的波斯人，在脱离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后，只需要选择不太被阿拉伯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什叶派”立国，便可以彰显自己的独立性了。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分裂。一次是公元11世纪的东、西教会大分裂。由此诞生了立足欧洲东部的“东正教”，以及覆盖西欧的“罗马天主教”；另一次则是我们将要解读的，发生于16世纪的新、旧教大分裂。

在这次分裂中，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分裂出了被统称为“新教”的诸多教派，主要包括：信义宗、圣公宗、归正宗。这三大流派又被分别称为：路德派、英国国教派，以及加尔文派。

结合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在宗教思想活跃期，诞生出的教派应该远不止于三个。包括上述三个教派之下，其实也是又分裂出了许多次生支派。一个宗教或者说意志形态能否登堂入室，取决于它在地缘政治层面的表现。

更直接的说法是，它必须为政治所用。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用太费力去释读各个宗教流派之间的细微差别。哪些地缘板块有分裂出“新教”的土壤，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受益于在大航海时代的先发，伊比利亚双雄成为了罗马教廷的最大金主。反过来，罗马教廷亦投桃报李的帮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扩张影响力。这其中尤以体量更大，并且在地理上既是大西洋国家，又是地中海国家的西班牙受益最多。不仅能够和葡萄牙一起，以“教皇子午线”切割世界，还能够在欧洲大陆称霸一时。

在西班牙帝国的鼎盛时期，包括后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内的“尼德兰”地区；教皇国以南的意大利半岛、北部的米兰地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都是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领地。

截止1700年西班牙失去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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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西欧那些原本在意识形态上受罗马教廷节制的国家和地区，势必会心理失衡，并借助宗教改革之机摆脱教廷的束缚。在同样兼具大西洋和地中海属性的法国，新教主要是以“加尔文派”的形式传播。

然而在经历一系列宗教战争后，法兰西最终还是选择了以天主教立国。这一选择的底层逻辑在于，罗马教廷毕竟还拥有着丰富的地缘遗产。以体量和位置来说，法国争夺这笔遗产要更为的有利。如果就此放弃天主教的话，等于将这笔遗产拱手让给了西班牙，而这是法国所不愿意舍弃的。

在德意志，情况变得更为的复杂。简单点说，北部的低地区成为了“路德派”的基本盘，而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高地区，则仍然留在了天主教世界。造成这一局面原因在于，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邦国林立的大分裂时期，并没有能够象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国那样，从整体角度做出单一意识形态选择。

不过后来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凭借以“德意志”为标签的民族主义，德国最终还是走上了统一和崛起之路。这也证明了，宗教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并不是全部。特别是在科技和工业让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质的提升之后，宗教在意识形态层面所能发挥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主义”。

同样的分裂情况也出现在尼德兰地区。在荷兰南部和比利时、卢森堡地区，天主教徒占据了优势。而在荷兰北部的沿海地区，以加尔文派为主的新教教徒，则成为了荷兰崛起的推动者。

不过就像之前称霸地中海的威尼斯一样，荷兰能够以如此狭小的国土成长为“海上马车夫”，取决于其浓厚的商业基因。至于宗教，无论在荷兰人还是威尼斯人更多是当成一件纯粹的工具。假如你今天去调查荷兰人的信仰，会有超过一半的人告诉你，他们并没有宗教信仰。

另一个整体进入新教世界的板块，是环波罗的海的北欧四国（包括丹麦、瑞典、挪威和荷兰），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至于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另一个成员立陶宛，则与当时和其组成联邦的波兰一起，留在了天主教世界。受德国北部低地区的影响，环波罗的海新教区的主要信仰，也是由德国人“马丁.路德”所创立的“路德宗”。

接下来，终于到了我们这部分内容的主角——英国。在结束“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 - 1453年），并彻底放弃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后，英国如果还想有所作为，希望只能在海外。

很显然，教廷将世界交由西、葡两国分割的做法，并不可能让英国获益。而从地理位置来说，大西洋离岛属性的英国，又没有办法像法国那样去争夺在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与天主教世界进行切割，转而投入新教运动中，成为了英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然而在具体的选择上，英国又是矛盾的。这是因为，出于摆脱罗马教廷束缚的需求，无论是路德派还是加尔文派，都展现出强烈的“去中心化”倾向。虽然英国基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办法进入中央集权模式，但这并不代表王室不希望权力向自身集中。事实上，正是因为作为统一纽带的王权已然弱化，英国才不希望在意识形态上，再出现“去中心化”现象。

有鉴于此，英国在这次宗教改革中所展现的特点，更接近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时，拜占庭帝国之于东正教的做法。一方面，保持旧有宗教中的祭祀体系及仪式；另一方面，则通过控制对主教的最终任命权，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下。

亨利八世<1491~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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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这次不彻底宗教改革，直接造就了基督新教三大派系中的“英国国教”。从英国的国家需求来说，这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以对权力结构的认知来说，基督教新教诸教派都认为，世俗的权力应该高于宗教权力，宗教应该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像天主教那样，将神权置于人权之上）。

但以这次宗教改革的初衷来看的话，这个最高权力应该归属于个人，而非是如英国那样曲解为王权。在整个宗教改革强烈的“去中心化”思潮影响下，并非所有英国人都对这种折衷式的选择感到满意。这部分希望英国国教进一步改革，以彻底和“旧教”遗产划清界线的英国人，就是后来将“英美文明”升至2.0版的“清教徒”。

清教徒们在最初的信仰上可以归类为“加尔文派”。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群希望以“加尔文派”信仰，来对英国进行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徒。共同的信仰使得英国的清教徒与荷兰关系良好。在遭遇政府迫害之时，很多有分离倾向的英国清教徒，被迫逃往了宗教政策宽松的荷兰。

乘坐五月花号前往北美的那些清教徒，之前就曾经在荷兰做过难民。问题在于，大多数清教徒还是希望能够从“英国国教”内部进行改革，而不是单纯的分裂为新的教派。这种夹杂了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思考方式，使得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清教”归类为上述两个教派的分支。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以及不用意识形态设限的移民政策，让不满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清教徒”们，找到了在一个全新土地上实践自身理想的方向。在英国允许“新格兰地区”自治的情况下，清教徒们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前者开始凭借自身努力，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以饱满的宗教热情拓荒；后者则借助前者的努力，实现了国家的扩张，并得以压倒与之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法国。

了解上述历史之后，我们可以对所谓“清教精神”做一个粗线条的总结。

首先，清教徒们共同且坚定的信仰，是他们之间能够形成合力基础；其次，基于清教的“去中心化思维”，清教徒们的确更强调个人主义。但这并不代表清教徒漠视集体思维的作用，他们所反感的只是一个更强调管理权的“大政府”；第三，即使不愿意受传统管理型政府的约束，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清教徒们，总归还是要找到一个自我管理和组织的模式。这个模式即不能与信仰发生冲突，又不至于产生威权，还要能行之有效。

将商业精神与宗教信仰结合，是清教徒们达成上述平衡的有效做法。具体来说，清教徒们认为让上帝显得伟大的最好做法，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清修，而是去用各种办法“理性的赚钱”。这些赚来的钱，除了让自己变得更幸福以外，最终还是会回馈于社会，以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积极入世的务实做法，尤其是对工商业所持的积极态度与荷兰人颇为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清教徒与荷兰人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