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羅姆·大衛·塞林格（1919年—2010年），美國作家，出生於紐約。1951年發表的《麥田裡的守望者》被認為是20世紀美國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
採訪塞林格之子馬特，是在成都春熙路附近的一個酒店裡。很難想象鬧市區能有如此安靜的所在：牆外是時髦的太古裡，萬丈紅塵，熙熙攘攘；牆裡是庭院深深，風未起，草木靜。
這種強烈的反差，倒是很像傑羅姆·大衛·塞林格。他的一生熱鬧無比，出版作品不多，但對當代文壇的影響力無人能出其右，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一直都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他的一生也清寥成謎，在聲名日盛之時起身離場，像個修行中的禪者，不再發表作品，靜謐地生活、寫作，對外界鮮少言語。
2019年是塞林格百年誕辰。馬特受譯林出版社邀請，第一次來到中國，在上海、南京等地參加關於塞林格的紀念活動。此前不久，譯林出版社在國內推出了首套塞林格“全集”，包括《九故事》《弗蘭妮與祖伊》《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和《麥田裡的守望者》。
△2019年3月23日，馬特在北京一場塞林格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上為讀者簽名。
“沒有哪本書的愛
比《麥田裡的守望者》更多”
4本書中，最為讀者熟知的是《麥田裡的守望者》。1951年，此書一經出版，便為美國文學揭開了新的一頁，影響了全球幾代讀者，也改變了塞林格的一生。
此前，塞林格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出身於紐約一個猶太富商之家。小時候，塞林格的學業一直不怎麼出色，也不是個合群的孩子，被學校開除過，於是上了一所軍事高中。畢業後，在紐約大學僅讀了一年就退學了，一度隨父親學做生意。
高中時，他就開始偷偷寫作。後來，還專門去哥倫比亞大學的小說創作課聽講。1940年，塞林格在《短篇小說》雜誌上發表了處女作——《年輕人》，開啟了自己的文學之旅。次年，他首次向《紐約客》投稿，小說的名字叫《衝出曼哈頓的輕度反叛》。開頭是個聖誕場景，一對小戀人霍爾頓和莎利在紐約街頭遊蕩：“你恨學校嗎？”“不，我不恨。我恨所有的東西。”一個叛逆之夜由此展開。在這個故事的基礎上，塞林格創作了《麥田裡的守望者》。
△《麥田裡的守望者》早期的英文版面。
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文化，既以保守著稱，同時又在醞釀民權運動、搖滾樂等時代浪潮。“垮掉的一代”作家正在崛起。傑克·凱魯亞克、艾倫·金斯堡等人對戰後美國的社會現實不滿，又迫於麥卡錫主義的政治高壓，便以“垮掉的人生”來對抗現實。他們奇裝異服，蔑視傳統，廢棄學業和工作，在爵士樂、搖擺舞、吸大麻、性放縱中放逐自我。
塞林格和他們相似卻又不同。他筆下的逃學少年霍爾頓，也玩世不恭，滿口粗話，抽菸、酗酒、招妓，嘲諷一切，控訴學校和教育。但他不羈的舉止下，內心暗藏溫柔：他會關心紐約中央公園裡鴨子的下落，為正在街邊募捐的修女捐錢，甚至在半夜被老師疑似騷擾而離開其家後，還擔心是不是誤會了老師。“長大是人必經的潰爛”“我只想做個麥田裡的守望者”， 這些充滿感染力的文字深深打動了讀者，在當時的年輕人中引起共鳴。新書兩個月內就再版了10次，霍爾頓的風衣、紅色獵帽，以及他說話的方式，都成了爭相模仿的對象。
數據能輕而易舉地說明《麥田裡的守望者》的影響力。出版30年之後，這本書是美國公立高中被禁得最多的書（後來解禁），同時也是課堂講授最多的書之一。到了2013年，這本書的銷量已經突破6500萬冊，並且以每年至少50萬冊數量累計。目前，這本書的銷量應是7000萬冊。“如果他們告訴我的數據對的話。”馬特說。
譯者孫仲旭曾說過，《麥田裡的守望者》不是一部“只破不立”的作品。“30歲的塞林格在寫作時加入了自己的人生經驗，通過霍爾頓的老師之口，他引用了一位心理學家的名言：一個不成熟的人的標誌是他願意為了某個原則轟轟烈烈地死去，而一個成熟的人的標誌是他願意為了某個原則謙恭地活下去……說明塞林格認識到憤怒與發洩並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馬特第一次閱讀父親這本著作是在12歲時。“當時我以為老師會在課堂上教《麥田裡的守望者》，就讀了。我認為沒有哪本書的愛比《麥田裡的守望者》更多，它的每一行每一個字裡都充滿了愛。人生中會有很多重要的轉折點，讓你覺得失落、找不到方向。人們經常說到霍爾頓身上的那種憤怒和絕望，我父親身上也有這種憤怒和絕望，他本人是一個對世界充滿意見的人。但他所有的憤怒其實都來自於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更善良、更有愛。”
在馬特看來，《麥田裡的守望者》永不過時，因為“我們對生活、對這個世界的懷疑和困惑實際上從來都沒有停止，我覺得這就是人生的主要動力之一”。而當下的中國，“和那個時代的美國很像，我們都在向前衝，但是到底要衝向哪兒呢？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父親就開始問這個問題，他希望大家能停下腳步，去思考更多的問題，問一問自己是誰，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類似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對大家做預告或解讀的話，
我真的就不是他的好兒子”
《麥田裡的守望者》很有名，但它不是塞林格唯一引起轟動的小說。
美國作家納博科夫曾受託給《紐約客》上世紀40年代刊登的55篇小說評級，他吝嗇地只打了兩個A+，一篇給自己，另一篇給塞林格的《抓香蕉魚最好的日子》。
這篇和塞林格其他8篇發表在《紐約客》上的短篇小說一起，收錄在這本《九故事》裡。1953年《九故事》問世時，連續3個月蟬聯《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
塞林格對於寫作的要求是精益求精。他寫過的短篇不止9個，但諸如之前發表的《年輕人》《破碎故事之心》《傷感的中士》之類的作品，從未被他選入集中。中國作家葉兆言在塞林格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上說：“《九故事》的最大好處就是它裡面很多能當作短篇小說的範本，我知道美國短篇小說課經常會選它們，為什麼？你讀懂了《九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有可能讀懂現代的短篇小說。”
《九故事》也是塞林格4本著作中，馬特很喜歡的一本：“我第一次讀《九故事》時大概13歲。最初讀的時候，我也並不因為認識我父親，就知道他寫作的時候在想些什麼。我很驚異，有人能寫出這種故事。他們讓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了解父親。在這本書裡，我可能最能聽到父親的心聲。”
△2018年10月出版的《九故事》。
中篇小說集《弗蘭妮和祖伊》裡則有馬特最喜歡的故事《祖伊》。“我父親也很喜歡這本書，這是他生前重讀最多的自己的作品。”
在《九故事》《弗蘭妮和祖伊》和另一部中篇小說集《抬高房梁，木匠們；西摩：小傳》裡，塞林格的筆下不斷出現一家人。他們姓格拉斯，兄妹7人，從大哥西摩到小妹弗蘭妮全是有語言天賦的神童，都參加過少兒競賽節目。1965年，塞林格在《紐約客》上發表了自己最後一篇小說《哈普沃思16，1924》，佔據了雜誌整整81頁，也是關於西摩·格拉斯的。
從《九故事》出版前後，塞林格就開始離開紐約曼哈頓東57街的家，去鄉下斷斷續續地居住。“我父親對出名這件事情大概只享受了一天。他完全看透了出名這件事的本質，他甚至為自己的出名而後悔。”
後來，塞林格乾脆在新罕布什爾州考尼什鎮定居。在馬特看來，塞林格和其他所有的作家都不一樣。“舉個例子，比如約翰·契弗或厄普代克，這些作家都是愛喝酒、愛聚會，打打撲克什麼的。你仔細讀契弗和厄普代克寫的東西，會覺得他們好像很相似，而且有種隱隱約約的競爭。我父親不想那樣，他只想安安靜靜地寫自己的東西，不被別人影響。”
對《麥田的守望者》之後的寫作，評論界譭譽參半。有人認為，塞林格的寫作是“病態的”；另有一些評論家則認為，一種超凡脫俗的腔調在塞林格作品中越來越響，他們還為塞林格的隱居提供了一種解釋：“這個時代配不上那些為數不多的貴人，這些貴人被置於其中，只會被逼瘋和毀滅。”
對此一個最好的例證，是塞林格剛住到新罕布什爾州時，接受了一個高中生的採訪。結果本來應該發表在校園報紙上的文章，卻被賣給了一家大報。塞林格非常生氣，從此拒絕任何採訪。
塞林格也宣佈不再發表任何作品。美國女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曾預言：“塞林格無法忍受批評家們的各種惡評，所以他要是願意再寫，情願為抽屜寫也不會為發表寫。他生前到底留下多少著作無從所知。如今整個世界急切地等待塞林格遺作的出版——它們肯定有，也是非常特別的遺產。”
馬特正是這些遺產的“第一手”接觸者和執行人。自從2010年塞林格去世之後，他就停止了自己的事業，著手整理那些文字。“對未發表的那些內容，可能我的回答會讓你有些失望。我父親不允許他的作品改編成電影，也不希望他和作者之間有什麼介紹人或闡述人，甚至不讓自己的作品封面上有任何圖像。他希望讀者能不帶預設、不帶偏見地讀他的作品。如果我對大家做預告或解讀的話，我真的就不是他的好兒子。”
但馬特肯定地告訴記者：“這些東西一定會出版，不會是一年之內那麼快，也不會拖至10年。他真的是一直都在寫，所以會有很多很多的內容。我得把壞的、好的都整理出來。他已發表的作品經過了長期的、複雜的打磨，而後期這些沒發表的材料是沒有經過打磨的，更加粗獷、原始。對我來說，整理這些就像我還在和他對話，他還活在世上。我有時還要剋制一種衝動，就是把那些文字只讓我一個人看。”
“他並不算是文學的隱士”
馬特生於1960年，是塞林格和第二任妻子的孩子。他還有個一母同胞的姐姐：瑪格麗特·塞林格。
在來中國之前，馬特鮮少對媒體談父親。“在這個世界上，瞭解他的人就那麼三四個，我們碰巧都很保護他、尊重他，不願意在公眾面前談他的事。”但這也杜絕不了外界的好奇心。甚至當馬特使用信用卡簽名時，都會招來有心人的搭訕，詢問他和著名作家塞林格是否有關係。
外界對塞林格的各種不靠譜的猜測、詆譭，馬特也看到過，大多數時候都是被驚呆，然後覺得很好笑，有時也會生氣。“媒體、讀者們從維基百科或傳記裡讀到的他，離真實的塞林格其實非常遙遠。長期以來充滿了不真實的信息。而我不去說點什麼，不去給大家展示離真實塞林格更近的塞林格，那是很遺憾的。”
幾年前，關於塞林格的紀錄片和傳記曾問世，裡面充滿了誇張的推測及言之鑿鑿的論斷。比如說塞林格的5本遺作將出版，其中一部是關於第一段婚姻的。“他確實在二戰結束時短暫地和一個德國女人結婚。可現實是，我父親非常想忘掉這段經歷，因為它只持續了大概幾個月，他是不可能寫這些內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塞林格應徵入伍，參加過諾曼底登陸和阿登戰役。戰爭時期，他也不忘寫作。
紀錄片的幕後推手是好萊塢影視大鱷哈維·韋恩斯坦。身為演員、導演、製片人的馬特認識他，也知道，韋恩斯坦其實只是想炒作，“他是圈子裡出了名的投機主義者。那些內容也站不住腳，而且當時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所以我沒有站出來說這些話。”
到了父親百年誕辰的時候，馬特收到了全世界出版社的邀請。“我開始在公眾面前談起他，但我其實並不喜歡這樣。”
馬特6歲時，父母離婚，但他每週3天都會在父親家度過。他眼中的父親，“是一個超級有趣的人，幽默、思想又深邃”。“在我五六年級時，父親第一次關心我的老師們。他問‘你的老師們是有知識還是真正有智慧？’我那時才10歲，回答不了他。但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海中徘徊，很多年我都在不斷回想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問題讓我意識到我應該學會分辨知識和智慧，另一方面是讓我意識到智慧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長大後，馬特當了演員，在好萊塢奮鬥多年。“我父親並不討厭電影，他很支持我當演員。我的每一部作品他都看了，而且會給我建議，甚至包括某些很糟糕的作品。他總能從我的作品裡找到一些關於我的閃光點。”
雖然塞林格生在紐約、長在猶太家庭。但馬特覺得，他其實並不完全屬於某個特定的地方。“我真的認為我父親有一個東方的靈魂。他會隨口提到印度教、二元論、禪宗、儒家等。他去世後，我翻看他一直在看的書，裡面有很多都是關於中國的佛教、道教。來這裡之前，我還在看父親留下的一些筆記。如果你足夠敏銳的話，你可以感受到他作品中這些東方思想在書中的迴響。”
而在中國，塞林格也留下了深遠影響。《麥田裡的守望者》引進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影響力達到頂峰。評論家止庵寫道：“沒有塞林格就沒有王朔和王小波。”葉兆言說自己是因為讀了《麥田裡的守望者》，才有了當作家的想法；蘇童的寫作，從文本到視角、情緒、精神，都深受塞林格影響。此次譯林舉辦的紀念活動上，格非、翟永明、李洱、邱華棟等作家圈裡的重要人物，幾乎集體亮相。
△2018年10月出版的《麥田裡的守望者》。
最讓馬特感動的是在蘇州一所中學。當聽到中學生講述自己與塞林格的“私人記憶”時，他幾乎落淚。在成都，聽著文學愛好者朗誦塞林格的作品，他很幽默地開玩笑：“按理說我是跟父親最親密的人，但是沒想到（在這裡），大家跟我父親也都有那麼親密的感情。如果按照銷量算，我在全球有7000萬兄弟姐妹。”
在各地的紀念活動上，人們總是問起關於塞林格的“八卦”。馬特很不喜歡這種問題，但每次都會真誠地一一解答，或者說在他看來，這麼做是為了“糾正世人對父親的誤解”——“他並不算是文學的‘隱士’，因為他也跟鄰居、朋友甚至超市的屠夫，還有我的朋友、我朋友的父母經常進行非常友善地長談；他不怕孤獨，書中的格拉斯一家就是他的家人；他也像其他人那樣，在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徘徊，但他人生的底色還是樂觀，他會花數十小時回覆有絕望情緒的讀者，在信中說服他們不要自殺；他害怕一切快節奏的東西，網絡令他非常恐懼；戰爭對他的影響是讓他堅定了之前對世界的看法，並讓他不喜歡寒冷和排隊；他討厭愚蠢，如果看到今天卡戴珊家族這麼火，他一定會感到絕望。”
早在2001年，評論家們就認為，批評者一直以來都錯怪了塞林格，正如短視的同時代人曾經錯怪了文豪托爾斯泰那樣。“人們所抱怨的東西，正是塞林格的偉大之處。”塞林格與世界的格格不入，恰恰就是塞林格的全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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