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西方人之于太阳，则必求知其变由何处来，又变向何处去，与中国人认为太阳只如此一太阳，乃自然如此，双方意见乃大不相同。但如此研寻下去，便不免把人的聪明智力全用在人生的外部太阳一边去。
中国人则“吃紧为人”，主要在农事，注意天文历象二十四节令之订定。可谓中国人乃研究太阳与人生之相通处，西方人则主要乃在研究其相别处。此乃一大异。
由是而地，而生物。西方人又发明人类乃从猿猴变来一新说。此与其发明地绕日转之新说，对于西方人所持人生义理方面皆有大震动，有大变异。
然此两说来中国，中国人均能安然接受，若与中国旧传统、旧义理无甚大冲突之存在。何者？
中国人只重现状，并认天地万物与人类为一体。人类只在其一体相通处求适应，而重夫妇、父子之五伦，重修、齐、治、平之大道。至于人类之究为自天降生，抑为由猿猴变来，则亦与地绕日抑日绕地之与现状同样无关。增一新知，而无碍于旧传，则又何不安之有！
摘自《晚学盲言》钱穆 著，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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