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館的盛衰裡,藏著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對外來文化態度的轉變

1657年的江戶大火燒出了一個全新的吉原。

1872年的東京大火則燒出了一個全新的銀座。

如果說吉原的遊廊花魁是屬於江戶時代的光怪陸離。

那麼銀座就是明治維新後全盤西化的直接體現,沃特斯用1000多座紅磚西式建築帶著一個個街角商鋪長成日本的商業鉅子。資生堂那時候是銀座裡的一個小藥房,東方的鐘表大咖精工表甚至直到1881年才由服部金太郎在銀座中心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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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座夜景

當然寓意著明治時期西化潮流的銀座不是本文的主角,今天的正主跟銀座捱得很近,它雖然是日本西化的極致,但卻也有一箇中式的名字。“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出自《詩經·小雅》。而這座佔地1.45萬平方米,耗資18萬日元(折算過來相當於如今98億美元)的鹿鳴館就取自其中鹿鳴,燕(宴)群臣嘉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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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鳴館

鹿鳴館落成於1883年,是一座由英國人康德設計的磚式二層洋房,出於其沙龍會所的定位,餐廳、酒吧、檯球房、棋牌室、會議室一應俱全。2015年的日劇《天皇的料理人》中主角秋山篤藏立志駛向偉大航路,開啟星辰大海征途成為頂級主廚的第一站華族會館其實也就是鹿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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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建築從誕生起就有著不一般的政治背景,時任外務卿的井上馨與妻子一道主持了它的落成典禮。這對CP的出席標誌著兩層含義,其一夫妻的同臺首先就意味著這是一個社交聚會的休閒場所,其二井上馨外務卿的身份註定了鹿鳴館本質上是日本外交事務的核心地帶。

佩裡帶來的不只是黑船,還有一籮筐的不平等條約,使得日本成功加入了以中國、朝鮮為代表的大門能全開就絕不半掩的東亞好鄰居行列。德川幕府的倒臺,明治維新的開啟也換不來和西方大哥們平等對話的機會,維新的領袖們知道富國強兵才是國家自立的唯一條件。

1873年,巖倉具視的訪歐使節團回到日本,發現面臨著維新後失去地位的舊武士的挑戰和反撲。針對這種情況,這些維新領袖認為在政權基礎薄弱的時候大動筋骨的政治經濟制度改革很容易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為此他們開始力圖重構日本人的思維習慣,降低改革的阻力。明治政府首先帶來了西式的學制和兵制,隨後他們大力推行西式的服裝、飲食。不僅是那些綿延數百年的公卿家族,甚至連萬世一系的天皇也在公開的典禮上穿著西服。而西式的建築也是西化的一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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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鳴館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誕生的,井上馨經常在這裡組織日本政府高官和歐美外交人員非正式想合作的會晤,而裡面的舞會、晚宴充斥著接受西式教育的日本精英以及一生西式裝扮熟悉社交禮儀的日本大家閨秀,除此之外舞池後頭還有的就是一張張西方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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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馨

顯然這個時候出身高貴的日本名門淑女充當了外交的主角,放在她們科目表上的都是歌舞器樂,文藝小說,幽默言辭這些社交技能。鹿鳴館的每個週六都會舉辦跳舞練習會,大小年齡的名流女士聚在一起,學習舞蹈,甚至於有年近四十的貴婦自嘲雖然年歲已大,但仍在這種被音樂和舞步帶來的虛幻中沉迷。再度看到日本西方如此親善則要等到麥克阿瑟作為日本的幕後統治者帶著美國大兵踏上櫻花之國時。

井上馨趁熱打鐵,在鹿鳴館中成立了會員制的東京俱樂部,會員都是皇族、高官以及財閥,日常交流僅限英語,這種過猶不及的畫面大家可以自行腦補兩個臺灣人愣是操著一口東北腔的口音來侃大山。在這種全盤歐化的背景下,不僅西餐、油頭、西服成為了標配皮膚,甚至有主張日本人與歐洲人通婚,改良人種這種歪門邪道的白人至上理論出現。而前文所提到的不平等條約修正廢除工作,除了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上所取得的成績,日本在東亞軍事上的咄咄逼人,鹿鳴館的特攻隊是否發揮了作用呢,畢竟一次次條約修正的洽談正是在鹿鳴館的夜幕和名媛之間完成的。而這也是井上馨運營鹿鳴館的真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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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條約修正談判始於巖倉具視使團的訪歐,第一階段的條約修訂以寺島宗則為核心,著眼於關稅條款的修訂,但是一個落後的封建農業國,提出平等的要求顯然只會吃到閉門羹。1879年,井上馨走馬上任,他認為要修正條約,需要優先修正治外法權,實現司法上的獨立,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拉近歐美和日本的距離,這首先就得從西式生活的輸入開始,鹿鳴館的夜晚將使歐洲人對日本生活的疏離和不適於大為減少。

從1880年到1887年,這是日本全盤西化的鼎盛時期,也是井上馨和鹿鳴館積極嘗試籠絡外交的時期,但是這場馬拉松談判最終沒在井上馨的任期內跑到終點。1887年9月,師久無功的井上馨在重壓之下被迫離職,而日本的社會各界也在這個時候對沒有底線的西化產生了反思,以鹿鳴館為代表的以向西式生活、風俗靠攏,極盡討西方歡心之所能的奇道主義被證明在沒有軍事政治實力幫助下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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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真正開始贏回獨立自主的地位,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是依靠了兩場踩在中國肩膀上的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隨後日本陸續收回了治外法權。日俄戰爭,一場參戰雙方均在領土之外打的奇怪戰爭,日本在中國的領土上擊敗沙俄之後實現了關稅自主。

伴隨著井上馨的下臺,全盤無差別的西化政策也走到了盡頭,一千多年前,一批批的遣唐使給日本帶去了先進的中國文化,而從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日本對漢文化的態度經歷了從全盤接受到本土化改造的過程,假名、和歌、大和繪、物哀美學也是這一轉變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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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洋裝時代——鹿鳴館時代

人們常說,歷史總是似曾相識的不斷重複,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對西方文化的態度也經歷了這麼一個從全盤接受到辯證吸收的過程。鹿鳴館外交的失敗背後是歐化主義日漸式微,國粹主義逐漸高漲的大前提。在這個環境下,曾經名聲赫赫的鹿鳴館也開始遭遇冷落,幾經轉手之後成為了一家保險公司的賬下財產,1940年,誕生57年後,這座經歷了近代日本外交起落,見證了日本西化態度變化的文明開化象徵最終成為了一堆瓦礫,消失在歷史的塵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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