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曾提出几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2、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3、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些问题尽管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解答，但是，中西方哲学观与方法论的不同恐怕是其答案的最基本的、最深层次的内容。
马哲：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工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工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则是自然科学的创新和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借助“从小处看”的的思想方法。这应当是工业革命产生于西方的重要原因。而中华文明由于只具有“从大处看”思想传统，而没有“从小处看”的文化基因，自然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古代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种种技术成果的成功创新和运用都是从宏观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总结而产生的，而不是基于自然科学原理的支持而取得的，这就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局限性。
中哲：中华文明由于生存竞争的压力大，故非常强调“学以致用”，而科学研究常常表现为“无用之学”，这也导致了中华文明对科学缺少兴趣；另外，研究科学不但是无用的，而且其思考的也是极端之学，从“极端之中”寻找规律，比如：“极端”标准、“极端”纯净、“极端”温度、“极端”压力、“极端”真空等等状况下。“极端”状况意味着距离现实很远，意味着不中不和的，而中华文明非常崇尚中和，这也是导致中华文明科学不发达的一个原因。
马哲：科学与技术的动态关系常常是在“无用”与有用、“极端”与中和之间轮回运动，并且表现相互促进而相得益彰。中华文明缺少科学的支撑，自然也影响其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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