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從依靠天災、天象到藉助道德、制度，中國人一直在探索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監察就是其中最有力的方式之一，監察制度的建立與我國統一國家政權的形成相伴相隨。
早在夏、商、周時代，就已有監察活動的萌芽。秦統一六國後，在中央層面實行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分別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百官。在地方設立郡縣制，並在每個郡設置監御史，主要職責是代表皇帝監察地方官吏。由此，秦產生了中央和地方兩級監察體系。秦朝的監察制度重點在中央層面，主要目的是用御史大夫的監察權來制約丞相的行政權。
到了漢武帝時期，對地方的監察力度不斷加強，刺史制度是當時監察體制最大的特點。漢武帝將除京畿附近七郡以外的地區劃分成十三個州郡，在每一個州郡設一名刺史，負責監察工作。在每年的八月，刺史會“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刺史雖然行政級別比較低，但可以向皇帝直接面陳奏事，他們的意見甚至可以影響地方官吏的獎懲升降。據《漢書》記載，在元帝時，荊州刺史上奏說當地官員為百姓謀利，州郡殷富，於是皇帝就賞賜給地方官400兩黃金。這一制度在防止官吏擅權或瀆職、確保政權穩定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
除了刺史制度，漢代在古代監察史上還有個了不起的成就。那就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性質明確、內容簡潔的監察法規——《監御史九條》，又稱《御史九法》。這個法規列出了九條行政、司法、財經、吏治等方面的違規行為，主要監察內容包括瀆職、風紀、違制三大方面。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局勢動盪，但權力監督仍在摸索中前進。這個時期延續了秦漢以來監察活動法制化的進程，還增加了不少新元素，如監察機構的獨立、諫官組織的系統化、御史權力的擴大等。當時的監察特點是既糾違法，又舉薦人才；既考察官員的政績，又考察他們的品行道德，獎懲並重。
和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監察制度更為嚴密，把御史臺設置為最高的監察機構，下設三院（臺院、殿院、察院），形成了“一臺三院”的監察體制。
我們可能對“諫官”這個職務比較耳熟，其實在先秦時期它就已經出現了。但那時的進諫“僅僅屬於政治責任感與道德品質範圍的事”，而隋唐已經將其發展成了一項成熟的國家制度。諫官的主要職責是對國家政策、法令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諫官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盛唐時期政治清明和國勢強盛。
“堅心持諫諍，自古亦艱難”，盡忠規諫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深深根植於士人文化和價值觀中。不僅唐人如此，宋人也是這樣。《宋史》記載，劉安世剛被任命為諫官的時候，對母親說，如果我當了諫官，就要仗義執言，可能會因此招致禍患；如果我因為您的緣故辭職，皇帝應該不會怪罪於我。他的母親回答道，你有幸得到這個機會，“當捐身以報國恩”，要是獲罪被流放，不論遠近我都會隨你一同前往。如此境界，令人敬佩。
宋代沿襲唐制，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臺諫合一”，“臺”指的是御史臺，“諫”指的是諫院。在宋代以前，臺諫機構分屬兩個系統，而從宋開始，諫院與御史臺都掌握了監察權，諫官可以彈劾，而臺官也兼行諫議之權。這一制度使監察權實現高度集中，在明清時期也有沿用。
元代也設置御史臺，實施中央監察職責。忽必烈曾說，“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為朕醫左右手”，可見御史臺頗受重視。在這個疆域空前遼闊的時期，中央要如何保證對地方的監察到位呢？元代統治者仿照行省制，先後建立了四個行御史臺，實行大區監察體制。行御史臺作為中央御史臺的派出機構，主要任務是加強對地方的鎮撫和監督，還起著溝通中央與地方監察網絡的橋樑作用。
到了明清，之前發揮重要角色的御史臺退出了歷史舞臺，中國進入了都察院的監察時期。都者，首也，總也；都察院就是最高監察機關的意思。作為都察院屬官的各道監察御史（明為十三道，清為十五道），雖然官職只有七品，但權力很大，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斷”。
明朝廢除丞相，權分六部後，按照六部建制，在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設置了給事中這一官職，他們的工作內容和前代的諫官較為相似。這是獨立於都察院的另一套監督體系，與都察院合稱“科道並行”。這種交叉分工的雙重監督體制很大程度避免了監察空白，有利於明清政府在官吏的選拔、任用、考核環節實施監督。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縱橫兩千多年，內容豐富，特色鮮明，是古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無論是監察機構的建構、監察制度的設計，還是監察法制的創制，都在當時不同程度地發揮了懲惡揚善、激濁揚清的功能，對如今的國家監察體制也有積極的借鑑意義。（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沈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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