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新版時，郭沫若先生已經意識到了自己“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所以在新版引言中說：
“本書的再度改排是著重在它的歷史意義上。這是‘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的草創時期的東西，它在中國古代的社會機構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和批判上雖然貢獻了一些新的見解，但主要由於材料的時代性未能劃分清楚，卻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這些本質上的錯誤，二十幾年來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
“地下發掘出的材料每每是決定問題的關鍵。在目前進行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偉大時期中，被封鎖在地下的圖書館與博物館不斷地開放，古代資料正源源不絕地出土。研究成果趨於一致的可能性逐漸增長了。我懷抱著歡欣鼓舞的心情，期待著史學界的研究工作會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並期待著我自己的錯誤會有徹底清算乾淨的一天。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第1版，1964年10月第2版,第VI頁。
看來，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通常人們把文字出現以前的歷史算為史前史, 而把文字出現以後的歷史稱為人類文明史。
1899年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出土了甲骨文並被確定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後，大大提高了它的學術價值，從而為史料較少的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時代明確的珍貴資料。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成立，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1895年-1963年) (彥堂)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受命到安陽進行殷墟發掘。從1928年至1937年科學發掘15次，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和第9次發掘。他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公認是一部中國甲骨文史上劃時代的名著。他對甲骨學最大的貢獻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將收集到的甲骨文片分為五期：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盤庚、小辛、小乙、（一世三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丁、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亡、帝辛（二世二王）。這五個不同時期，是用十項標準（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研究得出的。這十項標準猶如一把鑰匙，為我們打開了看似混沌一團的十五萬餘片甲骨時代的大門，使其各歸其主，有條不紊的劃歸五個不同時期，隸屬八世十二王的名下。
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甲骨文研究方面成就最為突出的郭沫若（1892－1978年）(鼎堂)先生。1930年出版了他的專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是郭沫若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該書是最早運用唯物史觀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一本史學名著。
郭沫若先生在第1版,第8頁上說：“……可以斷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的起頭！”
對於中華文明的起源年代：由於甲骨文既然被確定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董作賓先生把甲骨文第一期的年代斷定為（盤庚武丁）時期；郭沫若先生又斷言“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的起頭！”
國際史學界依據
“文明四條”（ 1、至少能容納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記載，文獻資料；3、有禮儀建築，如祭壇；4、有冶金術，如陶器、青銅器。）認定中國有3600年的文明史。據《竹書紀年》記載，從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開始，到夏桀皆以斟鄩(zhēn xún)為都，其位置在洛陽盆地，古洛州鞏縣西南約五十八里處。國際史學界依據“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考證，認定了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夏朝晚期都城“斟鄩”。
已明確定論的商朝3600年再加上夏朝晚期100年，國際史學界之後認定中國有3700年文明史。
李學勤先生說，根據我們已有的知識來估計，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華5000年文明史，是從黃帝開始算起。黃帝離現在約5000年，5000年文明史就是這麼來的。
在李學勤先生的主持下，我國“九五”期間實施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十五”期間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目的就是追尋中華民族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記載史。
2018年5月28日中午，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佈會上，國家文物局有關負責人介紹“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項目的最新成果：
“我國研究人員用考古資料實證中華大地5000餘年文明起源”。聽到此消息，我當時激動地跳了起來，當晚幾乎一夜未眠。我為我們擁有“中華大地5000餘年文明起源”而興奮、驕傲、自豪，天不亮便爬起來，打開電腦，調出所有資料認真閱讀。
冷靜思考後，我的心便凝成了一個大疙瘩，我擔心這個結論未必能通過國際史學界的認同。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禮儀之邦，決不會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任何事情都會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
2018年5月28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的最新成果：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即堯舜時代到夏商之際的社會圖景——六大都邑，它們是:①可能與“黃帝”有關的河南靈寶“西坡遺址”；②與傳說中“堯”時代時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③可能是“禹都陽城”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④可能是“夏啟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還有⑤考古學界公認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洛陽“二里頭遺址”；以及⑥鄭州“大師姑遺址”。研究表明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5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
最新成果主要強調了“四條”判定標準的第一條——文明的發源地“城市”（都邑），對於必須要建立在“文明”載體上的“文字”，5月28日中午，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佈會上，國家文物局有關負責人介紹“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項目的最新成果涉及甚少。鄙人以為，還存在“考古資料不夠完善，證據鏈無法完整對接的缺陷”。
因此，補充和完善“黃帝文字”和“夏朝文字”這兩個階段的“文字”證據鏈資料，才是讓國際史學界認同“中華大地5000餘年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
從上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開始對上古文化進行大規模的考古挖掘，我們國家也不例外。特別是古文字考古方面現在已經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
1、賈湖龜甲文：賈湖龜甲文發現於河南省賈湖村，該遺址除出土了許多震驚世界的賈湖骨笛之外，還出土出了一大批刻有符號的帶孔龜甲甲板，這些符號中的一部分跟殷墟甲骨文類似，通過現代的測年儀器判斷，這些符號出現在至今8000年以前。賈湖龜甲文的發現，解釋了中國早期歷史人物得以流傳的原因。
2、良渚原始文字：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考古有重大發現，在出土的器物上發現大量刻畫符號和部分原始文字，經有關專家論證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原始文字。這表明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開始使用文字，華夏民族已進入文明時代。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表示，莊橋墳遺址所有出土文物是真實而有科學依據的。
3、昌樂骨刻文：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和昌樂縣政協2008年7月30日，邀請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宇信教授、山東省甲骨文國際交流中心理事長李來付教授等5位專家對肖廣德發現的7塊“骨頭”進行了“會診”。鑑定之後，專家一致認定骨頭上的這批文字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一種原始文字，是繼安陽甲骨文後的又一次重大考古發現,比安陽甲骨文早1000多年的昌樂骨刻文，直到今天，還沒有人能夠讀懂它的含義。對此劉鳳君教授表示，目前：只發現了一些線索，包括一些早期的造字規律，雖然目前不能破解這些文字的含義，但是昌樂骨刻文確實是早期漢字的雛形，也希望能夠儘快破解這些文字的秘密。
4、在民間對“黃帝文字”和“夏朝文字”的探索，從來沒有停止過。
倉頡造字開啟人類文明之先河，在華夏，說起文化，必談及文字；一談及文字，必說起倉頡造字，只要是文字傳播的地方都有倉頡的足跡，世界各地有據可查紀念文字始祖倉頡不同遺蹟的廟、祠、墓、陵、碑文、造字臺等62處，陝西省境內現存八處。人們紀念他，也在於他的偉大功績以及在人們心中的影響力。人們崇仰文字，崇拜倉頡，把倉頡作為神和聖來祭祀、供奉。
《荀子》《史記》《辭海》《中國通史》《白水縣誌》《洛南縣誌》等文獻史料對倉頡造字均有詳實記載，歷史事實證明，倉頡是中國文字的首創人。
美國國會圖書館三座館舍之一的約翰·亞當斯大樓主要出口處銅門上，鑲嵌著12個對世界文字有影響的各國傳說人物，倉頡便在其中。
象牙文：國內學者河北唐山馬賀山先生髮微博稱：“我發現了‘夏朝文字’”！2010年8月在中國談到出版集團出版的《一本書知曉夏朝》最後一章，《夏篆為什麼比甲骨文還進步？》作了介紹，這是甲骨文發現100年來，由一個業外人士撰稿，向學術界介紹夏朝文字到底什麼樣，刻在什麼載體上，象牙文的內容是什麼等等。2014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了趙守祥的著作《中華文祖倉頡》一書，書中選取了馬賀山先生對《倉頡書》破譯的釋文，這是黃帝時代用當時的文字，記載的當時的成文歷史，被古代學者稱為“吾國文字之祖。”《倉頡書》體現了黃帝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2015年由韓鵬、王富洲二位先生寫的學術著作《華夏洛陽》，由河南大學出版社發行，書中引用了馬賀山先生對《夏禹治水碑》的釋文，二位作者對釋文作了全面地解釋和闡述，令人感動。
關於甲骨文：甲骨文最早出土於河南省安陽市，因這裡曾經是商代後期商王盤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稱：“殷”。商朝滅亡後，這裡變成了廢墟，甲骨文也被稱“殷墟文字”。“殷墟”出土甲骨文內容絕大多數是商朝王室占卜之辭，故又稱“甲骨卜辭”。
中山大學陳煒湛教授在他的名著《甲骨文簡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7年5月第一版 第79頁中講：
“筆者的淺見是，首先應將甲骨文分為卜辭與非卜辭兩大類，把二者混為一談是不恰當的。所謂非卜辭，是指占卜記錄以外的甲骨刻辭，如干支表、貢納記錄、記事刻辭等。”
陳煒湛教授還對“卜辭”與“非卜辭”如何區別做了詳細的說明：
“現在通常把卜辭以外的甲骨文統稱為非卜辭。非卜辭中有一部分與占卜有間接的關係，也附刻在占卜的材料上，這主要是干支表以及納貢、收藏等雜事的記錄；其餘則與占卜全無關係，純屬記事，大都刻在不作占卜用的獸骨上，少數還刻在人、獸的頭骨上，既不施鑽鑿，更無所謂灼兆。”
民間甲骨文研究學者，安徽蕪湖的璩(qú)效武先生明確地稱：甲骨文不只有占卜記錄，還有商朝廷的辦事記錄。
對於突然大量湧現出來這麼完整、系統的甲骨文，著名歷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指出：“這種從黑暗的史前社會不經一個黎明時期直接跳躍到輝煌的殷墟文明的看法，違反了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哲學中‘自然不作躍進’ （Naturanon facit saltus）的大原則。”徐旭生以為：上古中國社會記憶主要以口述的方式傳承，並在早期文獻中以傳說的形式保存。這個存在於早期文獻追述之中的時代，就是所謂的傳說時代，大致在殷墟之前一千餘年，而殷墟為狹義歷史時代的開端。傳世文獻只代表早期中國歷史遺產的一小部分，而傳說有它的歷史背景與脈絡，“雖是登‘簡策’的時期相當晚，它自身卻是很古老的和可靠的傳說”。這個看法與和他同時代的英國考古學與歷史學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相同，都是把“民間故事視為對早期社會生活形式的回憶，雖然脫離了他們形成的物質世界，但卻融入了更新社會的歷史意識”。因此，只有把傳說整理清楚才可能在史前史與真正的歷史之間搭起橋樑。
郭沫若先生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及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成果是世人矚目的。我們並不是在郭沫若先生仙逝後對他實施“秋後算賬”，實在是由於郭沫若先生在國際、國內的重大影響，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他90年前 “草創時期……由於材料的時代性未能劃分清楚，卻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向前推進設置了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他說：“……被封鎖在地下的圖書館與博物館不斷地開放，古代資料正源源不絕地出土。……期待著我自己的錯誤會有徹底清算乾淨的一天。”
今天，我們梳理我國近百年來文字考古、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是為了補充和完善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證據鏈能夠完整對接，完成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明示並期盼的：
“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
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瞭，那是情理中事。
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闢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陪。”
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第1版,第iX、X頁。
因此，補充和完善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證據鏈，“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就是當今中國史學界學者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希望郭沫若先生的同輩、後輩及史學界千千萬萬的粉絲們能夠理解，支持！期盼郭沫若先生在天之靈能夠海涵！
2019年11月18日
於 古都·西安“馨雅苑”陋室
作 者 簡 介
王忠義，乳名“忙樂”。農曆歲次戊子（1948年），五月初五出生，王寶官後裔，國家公務員，曾供職安康市漢陰縣科學技術局，祖居古都長安，灞河岸邊。繼承祖輩收藏之家風，70年代初，受秦始皇兵馬俑籌建處主任楊正卿先生啟蒙，全憑個人興趣，步入甲骨文字及祭祀文化研究，屈指已50個年頭了。
我是著名學者肖雲儒先生說的：“撞到南牆，而頭破血流的一類人”。陝西省收藏家協會理事，三秦文化研究會研究員、陝西白鹿原文化研究院副院長。
曾在《中國文物報》《中國收藏》《東方收藏》《書海》《收藏界》《收藏天地》《三秦文化研究會年錄》《今日頭條》《貞觀》《倉頡文化網》《司馬遷文學》發表學術文章。作者：西安 王忠義 採編：韓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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