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明朝的张居正生活奢侈,但为什么却仍被称为一代名相?

司马公昭


大家好,我是家强谈历史,感谢提问者提出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我有以下见解。

提起明朝的一项重要改革,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张居正改革。可见以张居正为首辅的内阁在明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的张居正生活奢侈,但为什么却仍被称为一代名相呢?我个人认为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张居正是辅导万历皇帝功课的老师,对万历皇帝直言进谏,辅助明朝基业。

张居正于隆庆六年担任内阁首辅,可惜隆庆皇帝早年病逝。万历皇帝继位的时候只有十岁,张居正不但要帮助小皇帝管理朝政,还要照顾好小皇帝的学业。单从对小皇帝的学业来说,张居正是鞠躬尽瘁的,他在空闲的时候会督促小皇帝的学业,若是小皇帝对待功课不认真,作为皇帝老师的张居正也会加以斥责,督促小皇帝的学习态度。万历皇帝早年在张居正的鞭策下,对待朝廷政事也算是勤勉的,为皇帝树立了一个好榜样。<strong>

二、张居正在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提出多项改革,延迟明朝大危机的爆发。

  1. 整顿吏治,加速行政效率,减少官员玩忽职守的风气。

  2. 整饬边防,加固边防势力,保护明朝疆土。

  3. 兴修水利,促进小农经济发展。

  4. 清丈土地,抑制豪强逃税,增加明朝税收。

  5. 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摆脱农民部分劳役束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张居正改革缓和了明朝当时的社会矛盾,巩固明朝的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明朝的灭亡。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对明朝有不可小觑的功劳,如若张居正的改革不遭到打击和毁灭,明朝的综合国力有可能会走向顶峰。

三、张居正所在时代官员贪腐成风,官员迫于无奈索贿受贿情况普遍存在。

查证史料来说,张居正的品行还算是在社会风气的上层。而为什么张居正又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种可能就是张居正本人也是有贪腐的行为。

我们来举一例子能证明这种可能的存在,这个人就是李贽。李贽在当时的思想也推崇儒家致死经用,企图用一种不同于儒学来改变明朝社会风气,本来说按李贽来说不应该存在贪污行为。无奈当时明朝的俸禄太低,李贽无法依靠俸禄来养活一家子,也加入到贪腐的过程中去。李贽当时一介小官便如此矛盾,更何况张居正当时“家大业大”,不排除张居正存在贪腐行为。在大明朝的如此社会风气下,张居正的奢侈便不足以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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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一生对待朝廷忠心耿耿,不可能说因为其生活奢侈就影响张居正对明朝的劳苦功高,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以上便是我的观点,欢迎大家指正。


家强谈历史


说起明代首辅张居正生活奢侈,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他生前乘坐的那顶奢华大轿——如意斋。

传说,这顶如意斋前半部是办公室,张居正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休息室,劳累了便可在里面小憩。

轿子既大又重,需要32个人来抬,左右各站一位童仆,伺候首辅起居。

轿子前后还伴有6名训练有素的鸟铳手,这是戚继光为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精挑细选出来,专门为他保驾护航的。

那么这顶如意斋存在的真实性有多大呢?

有关张居正乘坐豪华大轿的记载,最早见于与其同时代的史学家,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

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科进士,但两人关系一直不是很好,这本书又是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写。除了说张居正有才外,字里行间对于他的生活和品德方面,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后世有不少文人都认为,王世贞的《首辅传》不足以据为信史。清代纪昀等人在将《嘉靖以来首辅传》收入《四库全书》后,在总目中评价其“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

然而在明朝的正史《明神宗实录》,以及清人所修的《明史》中,并无有关张居正乘坐豪华大轿的记载。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为挽救大明王朝于危局,大举改革,他推行的新政遭到许多人的不满和抵制。

同时,显赫的地位也让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无不被那些对他不满的人关注。

如果张居正真的在日常,乘坐豪华大轿进出皇宫,按照明朝对各级官员乘轿的典章制度,必然会受到给事、御史等言官的弹劾指责。

可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未因此受到攻击,这又不能不令人对他奢侈的生活说法生疑。

墙倒众人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对他发起清算,“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对张居正的各种攻讦接踵而来。

连曾经在《万历野获编》中,记录有关张居正乘坐轿子逸闻的沈德符,都觉得如杨四知这类的造谣生事者,纯属捕风捉影。除了记录这些人罗织的,有关张居正生活奢侈的罪状外,也予以了不屑:

“如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指张居正)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谈矣。”

再说说张居正品德方面。

古今中外,凡能成大事者,一般为人豁达开阔,不拘小节,凡事能从大处着眼。

张居正和高拱起初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后来为争夺内阁首辅之位,两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但张居正在打败高拱后,并没有将其赶尽杀绝。甚至在接到高拱被罢相的圣旨后,张居正立即向万历皇帝上疏请求收回成命。

虽然遭到皇帝的拒绝,但我们不能忽视张居正为挽留高拱所做出的努力。

当别人还在为政变对高拱避而远之时,张居正想到的是要请皇上为高拱“弛驿行”,好让他的回乡之路能够体面一些。

后来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想利用“王大臣之案”置高拱于死地时,又是张居正站出来救了他一命。

高拱去世后,也是张居正为满足他的心愿,向万历皇帝请求给予高拱恤典。

要知道,恤典是朝廷给去世官员以追封、树碑、立坊、建祠的示哀典礼。非有功之臣,是很难得到这种待遇的。

张居正这种念及旧情、以及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情怀,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在暗藏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可见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实际是有道听途说之嫌,尤其是那些诋毁张居正的记载,甚至存在失实和错漏等问题。

最后,再说说张居正的改革。

明朝中叶,土地被兼并的情况相当严重,尤其是王公贵族、宦官等利用政治特权,大量占用土地,百姓处境悲惨。

大规模的徭役征发,促使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引发各地起义不断。

另外,为抵外敌侵犯,朝廷不得不为添兵设饷,军费大增等等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指出当时的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并针对这些积弊大举改革。

  1. 吏治上的考成法

为加强中央集权,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的诏旨情况,并裁革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大大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

同时,对于那些拥护改革、政绩突出的官员给予提拔,委以重任,不论出身和资历,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做法。

2. 财政上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在财政方面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条鞭法”,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赋税制度繁杂。

“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归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

通过这样的改革,国家的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国库充实不少。

3. 军事上整饬边防,推行军事改革

隆庆元年十月,张居正开始参与蓟州军务,这是他整饬边防的开始,也是他军事改革的起点。

为防御蒙古鞑靼入侵,由张居正出面奏请皇上下特旨,任命戚继光为蓟州镇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赋予戚继光直接统管蓟州军务的大权。

张居正还任用李成梁镇守辽东。按照明制,李成梁是行伍出身,只能承袭世职,不能担任镇守一方的大员,但张居正仍然破例任用。

事实证明,张居正的这两次破例,使得这两员明朝大将在边防的一系列战事中,屡建奇功。

另外张居正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建筑敌台,设防固守;以及为了改善蒙汉关系,封贡通市等等策略,对安定各地人民生活、保障社会生产正常进行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生前生活到底奢侈到什么程度,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定论。

但就其品德,以及他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担任了十年内阁首辅期间,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大举改革,扭转了嘉靖、隆庆以来的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挽救了大明王朝的统治危机而言,他足以被称为一代明相。


云翛逸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说到张居正,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由于这本书火得不行不行的,受其影响,许多人可能也感觉张居正就是一个生活奢侈的人。

有个叫陈泽敏的,豹眼没有查到此人的来头,他也说了一句话:“张居正有着天使与魔鬼的两面,但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

豹眼认为陈泽敏说得有道理,因为任何一个史上有名气的人都是如此,张居正自然不会例外。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国学大师梁启超认为,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他的学生、史学家黎东方也认同其师的观点,说:“他不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

张居正作为一代名相,是没有争议的,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针对题主的问题,说一下他生活奢侈的事吧。

《明朝那些事儿》提到张居正生活奢侈,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但究竟奢侈到一个啥程度呢?

有资料说张居正有一台三十二人的大轿,一半用来办公,一般用来休息,而且说此事出自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为此,豹眼专门查阅了关于张居正的传记部分,没有看到此类的记载。

豹眼认为此事并不靠谱,官员乘轿是有规制的,满大街上行走,如此张扬的事,张居正不可能违制去这么做。也就是说,如果符合规制,即便是六十四台大轿也不为过;如果违制,十六台大轿也不行。

按照明朝惯例,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可以坐八人大轿;外省封疆大吏都使用八人大轿。

皇帝的轿子皆称为”舆“,分礼舆、步舆、轻步舆和便舆四种,轿夫最多是十六人。

从这个规制来看,张居正再胆大包天,也不敢乘坐三十二人大轿。

还有说法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不仅送美女,还忘不了送补药。

戚继光老家特产海狗肾,这可是名贵的宝贝,男人的至爱。他就一件件打好包,持续不断地送往京城,孝敬张居正。而且戚继光还很谦卑,在给张居正的书信中,都称自己为“门下走狗小的戚某”。

戚继光讨好张居正,就如张居正讨好李太后及太监冯宝一样,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为了自己的事业,做出的妥协,也可以看做是政治谋略。

男人嘛,就好这一口,总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恶补一下并不为过。

作为首辅大臣,何况万历小皇帝年幼不能亲政,张居正算得上当时明朝真正的大当家人。

豹眼认为,只要不违制,作为身居要职的人,生活上奢侈、腐化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用圣人的眼光,去看待政治家。

在《明神宗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史书记载、评述中,对于张居正的奢侈生活并没有多少记载,史学界对于张居正的诟病,也并非源于此。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祖制,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才能起复为官。

当时,张居正主持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大业功亏一篑。于是,张居正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夺情是古代礼俗,官员遭遇父母去世须回家守丧,称作“丁忧”。朝廷根据情况,比如战事需要,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称为“夺情”。

张居正为了大明朝的改革事业,就采取了这一方式,留任首辅,继续执政,没有“丁忧”奔丧。

明朝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不能尽孝何来尽忠?

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御史还是六部官员纷纷上疏,要张居正回家守制,这给张居正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此时,明神宗也就是万历小皇帝,还不能亲征,国家大政均需要张居正裁决,也不想让他回家守丧。

最终由神宗诏谕群臣,再议论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至此,非议才消止。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

仅仅过了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就开始弹劾潘晟,神宗命其致仕。

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提拔的官吏,他的下台,表明了张居正失宠。言官们迅速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神宗下令将张居正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其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差一点就遭到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

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万历才终止了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使用的一切官员,有的被削职,有的被弃市。

究其原因,张居正当国十年,所独揽之权,是神宗之权。虽然张居正是出于效忠国家的需要,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但毕竟是剥夺了神宗的权力。作为神宗的老师,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过于严苛,神宗实质上是失去了自己的皇位。神宗敢怒而不敢言,在权力支配上,张居正完全处在神宗的对立面,这在神宗的心目中,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这就是神宗在张居正死后,疯狂报复的原因。

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才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由此看来,张居正作为一代名相实至名归。至于生活上那些事情,奢侈、腐化一些,不为大过,不能以圣人的标准去苛求一位立志改革的政治家。

虽然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张居正生活多么奢侈,但只要不违背礼制,就没必要苛求太多。

对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疯狂地报复,史书一般认为是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可以说,张居正是善于谋国,而不善于谋身。

在豹眼看来,无论张居正结局如何,还是其生活行为如何,都不失为一代名相。


豹眼看历史


明朝首辅张居正,生前奢侈,死后被抄家,为何仍被称为一代名相?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成为庶吉士,开始了官场生涯。也许张居正自己也无法预料,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他会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甚至连皇帝和太后都要按照他说的来办。

巨大的权力可能伴随着腐化,张居正虽身负大才,但同样是人,是人就会有欲望,所以张居正的生活作风问题也经常被人诟病。就连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也经常给张大人送礼,送补药、送美女,并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

一方面可以看出张居正权势很大,一方面可以看到张居正确实存在生活奢靡等问题。既然如此,为何张居正仍被称为一代明相?

明朝中期改革难度很大

历朝历代的中期改革都是最难的,而改朝换代之后则相对容易。一般来说,一朝的制度始自开国之君,就好比朱元璋废掉了丞相制度,这才有了后来的内阁。好比是宋太祖规定不允许杀文臣,北宋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共治。

天下都是开国之君打下来的,规定制度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且几乎没有人敢于反驳。大多新王朝都会兴利除弊,对前朝制度进行创新或者改良,这同样是改革,但中期改革却不同。

就拿嘉靖朝为例,从1522年到1566年,长达45年,这已经是明代中期,各种制度已经趋于完善,而那些弊端和问题则都显露出来。嘉靖皇帝最喜欢炼丹,还喜欢玩弄群臣于股掌之中,要说作为守成之君,嘉靖做得真不怎么样。

嘉靖二十一年,十几个宫女连夜刺杀嘉靖,差一点就成功了,而由于一名宫女系死了绳结,才让嘉靖皇帝逃出生天,可见这个皇帝多么遭人恨。作为一国之君,改革必须经过皇帝的同意,如果皇帝不同意,再牛的大臣也没有办法。

嘉靖明显是个不太喜欢改革的皇帝,张居正在嘉靖朝还没有进入权力核心,而数不清的苦难都摆在他眼前,要实现理想和抱负,只能慢慢积蓄力量,无比困难。

严嵩是嘉靖的头号权臣,权倾朝野20年,无恶不作,史料记载:

“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徐阶卧薪尝胆十几年,耍了无数的“花招”,这才解决了严嵩,而张居正才能出众,也无法撼动严嵩分毫。

网上经常说要跳出舒适区如何如何,人是有惰性的,如果长时间呆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中,不是想跳出来就跳出来的。况且这些人可能是个利益集团,就像严嵩父子一党,三法司和六部,哪个都有其爪牙。

要想改变整个朝廷局面,那就得先获得无与伦比的权力,在掌握权力之前,根本用不着考虑什么改革,那根本是实现不了的。张居正就是在无比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了下来,严嵩、徐阶、高拱一个比一个难对付,张居正凭借其权谋和手段,楞是撑到了最后,还游刃有余。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全力支持的改革,最后仍是无疾而终。而张居正则不然,张居正是主动掌控了权力核心,推动整个改革运动并全系于他一人。在遍地荆棘、举步维艰的环境下,张居正做到了所有人无法做到的,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改革就会触犯到其他人利益,这也导致了他死后被清算,但他的成绩也需要时间来验证,明神宗抄他家,明熹宗给平反。

擅于用人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哪怕一个人再牛,也无法撼动天地,这需要他人的帮助。史料记载:

“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亦数破贼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乱,用张佳胤往抚即定,故世称居正知人。”

殷正茂、凌云翼、张佳胤等都是张居正手下能臣,也正是有这些人的辅佐,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天下才能太平和安稳。

万历五年,申时行任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字写得好,文采同样出色,含蓄宽容的申时行被张居正看在眼中,随后提为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此时正是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张居正被迫回家祭父,张居正所选的人必定是身负大才且行事稳重的,申时行就是其中一位。

从万历十四年左右,万历皇帝就开始了罢朝之旅,原因大致是言官的针锋相对。皇帝不上朝,那朝廷也得有个管事的吧,全部责任落在了申时行的头上,假若申时行如严嵩一样,那么明朝多半要完蛋。

申时行并没有旁的心思,而是一心为国办事,万历前十年时间张居正打好了基础,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年,就是由于有申时行坐镇,这才稳定了局势。

史料记载:

“评事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帝大怒,召时行等条分析之,将重谴。时行请毋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于仁赖以免。”

申时行的主要工作在于疏通上下级的关系,他的领导是皇帝,下面还有一大批大臣。有位不识趣的官员,上疏万历《酒色财气四箴》,大骂万历贪财好色,惹得万历皇帝大怒,本来是想重罚雒于仁的。

申时行则详细分析了此次事件的来因后果,多次奉劝万历大事化小,这才保住了雒于仁,也平息了万历的怒火。申时行虽然没有张居正的才干,却也是个股肱之臣,正是在他的疏导下,整个明帝国才能顺利周转。

万历十年的时候张居正已经去世,而申时行依旧可以为国发光发热,用人是个大学问,作为高层领导者,在用人这方面张居正做得很出色。

面对重重阻力,仍坚持改革

有的人心性坚定,不畏挫折,有的人容易自怨自艾,一碰到挫折就妄自菲薄,所以无法成就大事。张居正为了他的抱负已经牺牲了太多,直到他拿到了帝国的最高权柄,他仍在继续努力。

改革会刺激经济发展,却也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这也是历朝历代众多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张居正也不例外,改革让很多官员失去了原有的利益,于是乎有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开始反对张居正。

在明代,父母去世后,必须回家丁忧三年,再回朝做官,哪怕张居正位居首辅,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理论上张居正必须回家居丧,而此时正是改革的关键时刻,假若张居正不在,那么改革可能功亏一篑。

反对派的人抓住了把柄,严辞要求张居正回家丁忧,一则张居正改革得罪了太多的人,很多人想除掉张居正,一则那些沽名钓誉言官,想借此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份,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上疏皇帝禁止张居正夺情。

史料记载:

“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

此时彗星从天空划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为张居正有不良企图,合伙攻击张居正,甚至有人在街巷路过贴上了诽谤张居正的海报。

面对如此局面,张居正镇定自若,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只是穿着孝服上朝,面对重重阻力,张居正坚持了下来。这可能只是改革当中的小插曲,究竟有多少困难挡在张居正面前,我们也不得而知。

想来张居正也很清楚,他在位的时候,大臣们畏惧他,才顺从他,如果他去世后一定没有好下场。既然知道如此为何还坚持改革,难道张居正全是为了他自己?事实不言而喻,

为此,我们不应过多关心张居正的个人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应对伟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的功勋也将被万世牢记。

别忘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张居正奢侈也罢,不奢侈也罢,都是为了宣传的需要。但是他所推动的改革,却是真真正正给明朝续了命,说他是一代名相也就不为过了。


杨角风发作


张居正,明万历朝内阁首辅。他劝万历皇帝要从简节约,而自己却没有做到,反而自己生活奢侈。

《万历十五年》就记载:张居正奉旨离京为老父亲办理丧事。他乘坐轿子就有40多平方米,设施齐全,2个仆人,30多个抬轿的,而除了必备的仪仗队外,随从人员还有一队鸟铳手,奢侈豪华,甚至超过了皇帝的作派。

从北京回老家江陵,大约一千里的路程,张居正的车队“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声势浩大,但为此也劳民伤财。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宰相之杰”张居正的功绩。正是张居正采用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明朝起死回生,让其灭亡的时间向后延迟六十多年。

财政-施行一条鞭法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实验点,清丈田地,当地百姓因为便利,实践证明此改革措施对民有利。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在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减少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全国土地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赋税改革,全国施行一条鞭法。它的出现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以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让百姓做到“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它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让国家财政有稳的增长。张居正也认为农商应该放在同等地位,不应重农轻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其成果体现为万历初期,国库财富创造了明朝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存粮可用十年,存银共计一千万两。

军事-任用名将,平定叛乱

张居正陆续提拔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北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且为了阻止北方敌人入侵,在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以此护卫京城。

张居正用计,迫使俺不再侵犯大同且与明和平相处,进行贸易交流。

其成果体现为让明朝北方得以安定。


政治-实行官员考成法

整顿官员之间的玩忽职守,不做正事的风气,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对其不合格的官员进行撤掉或惩戒。对那些因冤假错案的官员恢复官职,一时朝廷为之一清。

其成果体现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加强明朝的官员提升了行政能力和中央集权。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张居正虽然生活奢侈,但他的万历新政让原本摇摇欲坠的大明朝再现生机,延迟了明朝灭亡的六十多年,可以是当之无愧是一代名相。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死后却祸及家人,实行改革新政总会得罪大多数权贵,再加上张居正掌权致使皇帝受权力受到限制,哪怕张居正为明朝作出巨大贡献也无用,最后被万历皇帝抄家了。


夏目历史君


关于张居正生活奢侈的说法,还真是不少。

(影视剧中的张居正)

万历首辅张居正,谈到明朝就绕不开的人物。咱们先说说关于他生活奢侈的传言,看看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据说张居正回家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三十二人是什么概念?如果说一般的“八抬大轿”是豪华轿车的话,那张居正乘坐的就是“加长型超豪华房车”。里面肯定有卧室有书房,还有一群小丫鬟伺候着。如果真有这么一顶轿子,那确实是奢侈。

然后就是吃饭,据说张居正越到晚年,嘴巴越刁钻,一般的菜品都看不上眼。平时吃饭,桌子上菜品无数,还觉得没有自己喜欢吃的,无处下筷子。于是,传说他创造了一道神奇的菜:鸡舌羹。

这鸡舌羹顾名思义,就是用鸡舌头做的菜。鸡舌头虽然不名贵,但是一只鸡就那么一点点,想凑成一道菜,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也不知道张居正多久吃一次,不过能创造这样的吃法,想象力也是很强大的。

然后就是张居正妻妾成群,为了能应付这庞大的后宫,他不得不经常食用各种补品。比如登州渔民进献的滋补海产品“腽肭兽”,也就是海狗,据说吃了大补,浑身发热,数九寒天的时候都不能戴帽子。传说中张居正病死,就是因为补药吃多了。


那么,张居正真的这么奢侈吗?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是被黑了。

(王世贞)

首先,说张居正补药吃多了才病死的,那是王世贞的说法。王世贞是张居正同时代的人,两人之间有“深仇大恨”。

起因是这样的,万历四年的时候,王世贞写了一道奏疏,说了一些关于兵饷的事情。关键是,在里面王世贞还加了一点“料”,说张居正的妻弟欺负了江陵知县,建议严惩不贷。

王世贞不仅直接找万历皇帝告状了,还专门给张居正写了封信:不好意思啊,我把你妻弟给告了,给你打声招呼!

张居正气坏了,这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是了,直接绕过我告到了大老板那,不给面子啊!

于是,张居正怀恨在心,直接把王世贞给弹劾了,您回家反省反省吧!

王世贞也是个倔脾气,憋了一肚子气,直接气病了。病好之后,忽然要求仙学道,拜了一个神神叨叨的小姑娘为师,各种疯狂。而且,为了求仙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最后,病死了。

所以,他写的张居正的黑料,可信度没这么高。


另一个有张居正黑料的史籍,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张居正死的时候,沈德符还不到5岁。长大之后的沈德符搜集了万历年间的一些大小道消息,才写成的《万历野获编》,“野获”两个字,足以说明这本书中的内容,不如正史可信。

实际上,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太多人利益,尤其是整顿吏治的改革,直接触动了明朝上下官员的利益,他们内心当中对张居正是极其不满的。一条鞭法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让地方上的官吏士族受到了损失。

所以,张居正一死,大群大群的官员迫不及待的开始黑张居正。

其实,咱们仔细想想也知道,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生活上略有一些上档次,是很正常的。但是说的那么夸张,应该不可能。主张节俭的张居正,很明白到处都有人盯着他,记恨他,一旦被言官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不可能这么奢侈招摇。


七追风


张居正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万历时期明王朝已经是积弊已深,危机四伏,如果不进行改革,王朝的覆灭已经是不远的将来。这个时候张居正的出现就像黑暗中的灯火一样让人充满希望。

张居正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但是,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在于经济制度,在全国逐步贯彻实施了“一条鞭法”。张居正冲破贵族豪强的阻挠和反对,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清理丈量,并查出二亿余亩隐瞒的土地,在清理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原先按照人丁摊派赋税徭役的办法改为按田核算,并按照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这一举措保护了少田者和无田者的根本利益,而且以货币的方式征税,消除了改革之前实物征税过程中贪官污吏对于底层群众的盘剥,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扭转了嘉靖中期以来政府财政颓势,张居正执掌朝政的十年是明朝最称富庶的时期,形成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张居正去世时,国库存银已有3300多万两。


Sylar弈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生于江陵县。

明朝的政治家、改革家,在万历时期,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辅助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也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是明万历朝内阁首辅,同时也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在万历皇帝还年幼的时候,他得到李太后的支持,致使他权倾朝野之后为所欲为,在历史上更是出了名的奢侈。

张居正成为万历朝的脊梁,凭一己之力改革,使明朝向前多走了六十年。

张居正经历十八年成为首辅,在李太后和万历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国家改革。

实施“一条鞭法”

把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合并成一条,统一按亩征收,大大增加国库收入,并且主张“厚农而资商”,使农民有田可种,减免税收,吃饱穿暖,能够给外出经商的人提供便利和帮助。他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和商业的繁荣,还设置了茶马互市,以便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商业往来,这样的行为得到当时世界的一致好评,这也致使明朝的资本经济走在世界的前端。

政事上实施“考成法”

针对政府机构,整顿那些玩忽职守的官员们,加强对官员能力的考核,大大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

他用“茶马互市”,大大稳定了边境地区。

军事上,张居正启用像抗倭英雄戚继光之类的名将,抵御少数民族的外来侵犯。

他任用名将,平定叛乱,还加固长城,让当时明朝北方得以安定。

张居正为了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是不惜一切的,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开创了“万历中兴”的辉煌。

他功不可没,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名相。


窑峰禾口王


首先要明确的是,生活奢侈与能不能成为名相没有太大的关系,能称为名相,关键在于在执政期间,政绩是否出色,推出的政策制度对社稷建设有没有改善,国力有没有增强,百姓生活有没有提高,社会是否更安定等方面进行评价,也就是说,评价名相在于对公的贡献上、而个人的生活问题属于私德问题。

而张居正在中国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很牛哄哄的存在,名相之称对于他是实至名归,不但如此,他更是可堪称旷世一相!

初入仕途,磨砺身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也是当时的名臣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初入仕途时当的是庶吉士这样的一个官,进了翰林院被当作未来干部培养。这时朝中正赶上严嵩担任内阁首辅,而嘉靖则是躲在深宫里也不上朝,就炼他的丹。

刚入仕途的张居正很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他看不惯严嵩把持朝政徇私舞弊,只知逢迎嘉靖碌碌无为,也不喜欢老师徐阶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却听任严氏父子胡作非为,行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蜗牛处世态度。怀着济世匡危的理想和抱负,针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张居正上书了《论时政疏》积极主张改革弊政。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没有声响。早被严嵩搁置一边,不加理睬,嘉靖估计都不知道有这份奏章存在。张居正见自己饱含热情写的奏折递上去没反应,也是泄了气,只得安静的呆在翰林院默默干他的编修工作。

经过几年官场磨砺,张居正深切体会到老师徐阶的蛰伏用心,任严氏父子在朝中飞扬跋扈,徐阶一直在等待着出手的机会,最后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扳倒了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在徐阶的悉心薰陶下,张居正对如何在官场中求生存谋发展已是深悟其道。

初入内阁,平定边患

在隆庆帝登基后,张居正也进入了内阁,这时的他和首辅高拱的关系还不错。此时,北边的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进攻大同,并计划要称帝。张居正在得知俺答汗的孙子把汗那吉因与俺答汗抢一个女人而闹翻,带着自己的心腹来投靠大明,便先让边关守将好生厚待把汗那吉。

俺答汗本是极其钟爱这个孙子的。张居正先让隆庆帝赏赐了把汗那吉,再用其孙子连威逼带利诱兼之以理,最终用一封书信兼带送回把汗那吉,就使得俺答汗退了兵,并且答应永不再进犯明朝,和明友好相处。张居正也进谏隆庆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通马市。这不动刀戈,就免除了边患,巩固了边防。

升为首辅,施展治国方略

公元1572年,隆庆帝驾崩,年仅十岁的万历登基继位。此时的首辅高拱由于得罪了李太后和司礼监冯保,被赶回了老家。而张居正早就暗中与冯保结好,张居正很得李太后赏识和器重,也就升任了首辅,还被加封左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受到极高的恩宠一时无二。

当了首辅后,张居正针对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不久,他的考成法就出炉了,为纠正官场的腐败现象,官员们的尸位素餐、怠工渎职等行为,建立针对性的考核体系,形成以内阁领导六科,再以六科监督六部,并以六部统帅文武百官的新体制。对各级官吏进行明确责任,规定办事期限,评估办事绩效,事后追责。

在执行考成法后,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在考成法的严促下,地方官员的税粮完成度也大增,以万历五年为例,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收入达到435万余两,隆庆时期的每年收入才250余万两。

在张居正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大幅度节约朝廷财政上的俸禄支出。

考成法的实施,整顿了吏治,改变了官场腐败风气,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和积极性,裁撤了大量的冗员,

在考成法取得显著的成效后,张居正又开始在全国推行重新丈量田地,清理出大量隐瞒私吞吐田地事件。万历八年,全国的田地丈量结束,总计共有田地7013976顷,比隆庆帝时期多出2336026顷。清查出这么多隐瞒遗漏的田地,打击了贵族、缙绅地主们的漏税行为,也大大增加了明朝的田赋收入。

在推行全面清理田地后,虽然杜绝了贵族和地主们隐田漏税的行为,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赋税不均及百姓遭受官吏豪主盘剥的问题,

于是,张居正就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把赋税合一,赋就是田赋,税就是人头税,也就是把赋役合在一起收,再通将一个地方的人头税转变为这个地方的徭役,一石粮食折合银子若干,每人只交银子不用再交粮,以前是交粮食,这样就简化了收税的项目和手续。

一条鞭法的实施,改变了当时混乱不均的赋役制度,减轻了农民赋役负担,限制了官吏的舞弊;而取消了苛重的徭役对农民人身的奴役,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通过清理田地和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朝的国库马上也充盈起来,据万历十年时的国库统计,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而太仓的库存粮食也可供十年食用。而之前隆庆元年时,太仓库里的钱子才23万两,国家财政差点就要崩溃了。

张居正通过他的施政,不但一改明朝以往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顿局面,他也能体恤百姓疾苦,力主免除了百姓往年累积拖欠的钱粮,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反对传统重农轻商的观念,认为农商应当并重,主张厚商利农,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他的这些主张和举措,有力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在国防军事上,张居正启用李成梁驻守辽东,任用戚继光镇守蓟门,同时,开通互市,使明朝得到充足的马匹资源。有了两个猛人镇守边防,明朝的边境也是平安得很。

旷世名相身后凄凉

经过张居正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被嘉靖朝搅得乌烟瘴气国力衰败的明朝在万历年间一改颓势,已呈蒸蒸日上的中兴之象,万历本可以顺顺当当的当个便宜的中兴之君名垂青史的,但一切在张居正死后就全变了样。

张居正的这些变革无疑是对明朝好、对百姓好,对朱家的皇室好,毕竟是为朱家服务,巩固了政权,加强了国力,稳定了边防,缓和社会矛盾。但是,他的这些猛药实施下来也得罪了不少人,损害了官员、地主豪强、贵族们的利益。

他的这些变革必须要以强权配合才能得以执行,为了保障施政纲领的实施,他交好司礼监大太监冯保,不致遇到掣肘,还有李太后的大力支持。在权力的使用上,即使他是内阁首辅,也不得不侵占本该是万历皇帝的皇权才能保证政策执行到位,这时的张居正不像是首辅大臣,完全像是摄政王。

张居正在世时还好,一干宵小还不敢轻举妄动,他的威慑力摆在那里,无人敢拂逆,但他一去世,各方势力就开始对他进行清算。而被他压制了十年的万历更是如此,万历可以说是被张居正吓着长大的。由于李太后的交待,十岁时的万历就开始尊重敬畏张居正,张居正也一直是以严师的面目出现在万历的成长履历里。

甚至于,当万历做一些出格的事时,身边的宫人劝解无用时都以张先生要来了来吓唬万历。张居正对万历的管束有时不像是帝师,完全是一个严父在管教不听话的孩子,对万历铺张奢侈的行为每每都是劝谏而不许,时刻劝告万历要戒除游玩和宴乐之心重视正常的起居,敦促他勤勉学习。

万历虽然表面上都听从张居正的劝言,但心里却一直是在积累着怨恨,当张居正一死,十年来的不满就全发泄了出来,不但剥夺了对张居正此前的所有封赏及尊号,派出的宦官去抄张居正的家时,怕财产转移而封闭了府门,导致张家十几个家人被活活饿死。张居正的大儿子在被索查财物时屈打成招,也自缢而死。他的兄弟和剩余的儿子也被发配到瘴气缭绕的边关戍守。

张居正凭着过人的济世才能挽救了滑向深渊的明朝,一改嘉靖朝以来的弊政和混乱的吏治,让大明王朝得以焕发生机。但在他互后,万历又重蹈嘉靖的覆辙,几十年不上朝。抛弃了张居正的施政纲领,让张居正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良好局面损失殆尽,以至明朝不久也宣告灭亡。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一代名相,任你身前多么风光无限、多么鞠躬尽瘁,最后也是凄凉收场。


飞越沧海新史观


张居正,明万历朝内阁首辅。他劝万历皇帝要从简节约,而自己却没有做到,反而自己生活奢侈。

《万历十五年》就记载:张居正奉旨离京为老父亲办理丧事。他乘坐轿子就有40多平方米,设施齐全,2个仆人,30多个抬轿的,而除了必备的仪仗队外,随从人员还有一队鸟铳手,奢侈豪华,甚至超过了皇帝的作派。

从北京回老家江陵,大约一千里的路程,张居正的车队“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声势浩大,但为此也劳民伤财。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宰相之杰”张居正的功绩。正是张居正采用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明朝起死回生,让其灭亡的时间向后延迟六十多年。

财政—施行一条鞭法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实验点,清丈田地,当地百姓因为便利,实践证明此改革措施对民有利。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在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减少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全国土地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赋税改革,全国施行一条鞭法。它的出现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以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让百姓做到“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它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让国家财政有稳的增长。张居正也认为农商应该放在同等地位,不应重农轻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其成果体现为万历初期,国库财富创造了明朝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存粮可用十年,存银共计一千万两。

军事—任用名将,平定叛乱

张居正陆续提拔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北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且为了阻止北方敌人入侵,在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以此护卫京城。

张居正用计,迫使俺不再侵犯大同且与明和平相处,进行贸易交流。

其成果体现为让明朝北方得以安定。

政治—实行官员考成法

整顿官员之间的玩忽职守,不做正事的风气,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对其不合格的官员进行撤掉或惩戒。对那些因冤假错案的官员恢复官职,一时朝廷为之一清。

其成果体现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加强明朝的官员提升了行政能力和中央集权。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张居正虽然生活奢侈,但他的万历新政让原本摇摇欲坠的大明朝再现生机,延迟了明朝灭亡的六十多年,可以是当之无愧是一代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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