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留下，還是逃逸”這一命題，成為牽掛中西方文人雅士敏感神經的因子。面對人類置身的城郭都市暴露出來的種種弊端，“詩和遠方”的文藝情懷被定義為炙手可熱的萬世珍奇。中西方的知識精英及其人文藝術似乎更傾向於“逃離”，他們對“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田園風尚”施以了罕見的創作激情。
《桃園仙境圖》（遠景）
《桃園仙境圖》（人物局部）
《桃園仙境圖》（如上圖所示）為明代畫家仇英所作，他的靈感來源於一代名士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畫作筆墨精豔，勾勒細密，流雲浮橋與雅緻高士共同向世人展現出中國人骨子裡對自然風物的崇尚和寄託。
波提切利的《春》
與仇英生於同一年代的意大利傑出畫家波提切利，則在其代表作《春》（如上圖所示）之中描繪出眾神陶醉幽靜清雅春色之中的快意，自然的勃勃春景與人物的豐腴肌理，生動地傳達出人類對生命之美的無盡讚歎。
隱居以達其道
將人類志趣引向田園、趨向自然，將人物誌趣置於美景之中應該是人類藝術創作史上不謀而合的表達主題。
身居都城，而心向田桑，這是國人文化身軀之中最為原始的胎記。《詩經》的《國風·鄘風·桑中》篇有云，“爰採唐矣？沬之鄉矣。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國風》中的“沫”是指衛都的都城朝歌，青年男女將人間至愛寄於“桑中”。美好的愛情盛放于都城中具有鄉土氣息的“田郊地頭”，也蘊藉於中國最為悠遠的文化基因裡。
魏晉風流
秦漢大一統的帝國結束之後，中國幾經三番地陷入戰亂之中。很多文人開始意識到，在功名利祿的浮躁城池中總難以找到專屬詩詞歌賦的伊甸園，他們也因此決定退居名利一線，選擇淡泊明志的生活姿態。三國魏阮籍 《詠懷》 詩之六中便道出處世之真諦：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以陶淵明、謝靈運“田園派”和“山水派”為代表的文人精英，索性將身體和心靈共同地託付於深谷山林之間，試圖將個體之志趣深刻地融於自然界。這些曾經的官場名流退居天涯，表面上過著隱居的生活，其實則是將自己更多的清情雅志放蕩不羈地釋放於天地之間。
陶淵明
但細究一番，中西方文人對於“寄形骸于田園”的情結經歷著兩個截然相反的過程。中國達官貴族大多以逃離都市、隱居鄉野作為他們的不得已而為之的“非常手段”，而歐美名流文人則更希望在自己在城市之中找到“詩意棲居”的樂趣。
在陶淵明發出“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的感慨之後，便無所忌憚地投奔於綠水青山的懷抱。他之所以選擇隱居生活，過起田園雅居的小日子，從根本上來說，不是因為他自己多麼痴戀於大自然的清野山水，更是因為他十餘年動盪於朝野仕途後對當代官宦政治生態的睏倦和失落。
劉義隆葬送了謝靈運的官場生涯，安祿山中斷了王維的政治抱負，唐玄宗冷落了孟浩然的治國才情。
田園詩畫
歷史上的八斗才子無不是因為在現實中的失意和絕望而暫且地擇木而居，被迫地虛度一場“退而求其次”的人間歲月。正如唐代詩人許棠在《題開明裡友人居》所寫的那樣，“城中塵外住，入望是田家”。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表達體系中，儒家學說固然是要求君子需以正面積極的力量“出世”為志，卻也同時認可當現世之“勢”與己任之“道”格格不入之時，個體自可“隱居以達其道”。這裡的“道”亦和道家思想中所強調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不謀而合。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有關中國文人對田園特殊的情結，《論語》作出瞭如上的闡釋。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中國傳統知識精英，看似隨意地切換自己的心境，其實他們如出一轍地將“出世”視為“入世”的補充，而不是將兩者放置在並駕齊驅的地位上。
“適者生存”的過濾器
一代歷史學家錢穆認為，中國的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體描寫，他們只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淡寧靜。與此相對應，中國文人常常是平和生活的崇尚者，其中不乏對當季困頓生活的逃逸者。歌頌自由無羈鄉村田野生活的詩詞，便成為置於農耕文明之下的知識分子紓解其睏倦、安放其心靈的絕佳契機。
相比起中國文化精英“因失道而隱居，緣迷茫而出世”的被動性和無力感，西方的文人更願意把他們創作的熱情，自覺地投射于都市中最為鮮活的人和事。
生於公元前65年的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給西方文人做出了一個表率，他熱情地歌頌世界，並將知識精英群體最初始的創作激情，貢獻給了一個光怪陸離的社會。
“即使是黑海邊的松柏，遐邇馳名，也是徒然稱道它們的種族和姓氏，水手們已不信賴你那斑駁的船舷，你要千萬當心呵，不要作風暴的玩具”。
在以上這首詩歌，來自賀拉斯《船呵，波濤又把你推向海上》的澎湃萬千的情緒中，人們分明看到了西方知識文人視野中所集聚的對海洋、對水手以及對個體所置身都市生活的專注和思考。
1814年7月，剛結束一段感情經歷的雪萊，並沒有急於尋求其在藝術創作上的“社會責任”，而是轉而主動地激活自己與外部世界的親近和溝通。他迅速地與英國知名作家葛德文之女瑪麗·葛德文的女子同居，他們一起周遊歐羅巴，從法國到瑞士，一路天真爛漫，秀履芳塵。19世紀幽靜安寧的鄉土氣息反倒讓這位浪漫主義詩人暫且擺脫人生困局，成為他日後痴狂創作的靈感。
詩人雪萊
不久後，一首曠世奇詩便隨同這位詩人創作的紙紮中飛向全球。這首詩便是“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它被載於1819年《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的第五節中（原文為“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都市而非田園，成為西方學者積極生活並自覺創作的主陣地，他們因城市的繁華而歌頌他者，因城市的喧囂而調節自己。在他們眼裡，都市不是“一言不合就逃避”的名利場，而是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過濾器。就像西方學者羅伯特·帕克所解釋的那樣，“大城市是一個巨大的選擇和篩查機制，它必然在全部居民中挑選最適合在某一特定區域和特定範圍裡生活的個人”。
詩意的偏向
鬱郁不得志的人生似乎是成就精湛藝術的法寶。失意與詩意雖在一字之差，彼此卻可聯通為一體。不得志的中國文人，雖丟掉了江山雄志，卻終於在依山傍水的寄居中學會了與自我的和解，完成文人精英人生理想的突破。
陶淵明以其“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為國人用文藝的高度構築了一片可以安放心靈的世外桃源，開創了古典文學史上的“田園派”。
以“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為千古絕唱的謝靈運，在褪去失意官場的繁冗負擔後，重拾起隱藏在內心深處對寧靜生命的表達衝動。謝靈運被後人稱為“一代山水詩之鼻祖”，他將詩人獨具匠心的情緒與俯拾即是的景緻心無不二地結合為一體，讓“山水詩”的藝術流派如涓涓細流深入人心。
天地山水蘊藏文人含蓄的情感
主觀上的逃離，促成了客觀上的進步。被迫遠官場，卻主動重建詩意，中國古代文人在“隱居於田園”的過程中，實現了知識精英的自我認同和自我救贖，將他們在政壇懷才不遇的無力感轉變為文學和美學層面上的創造力。
正如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從東晉南朝時代開始，士族名流對於田園雅志的寄託“由實用轉向審美，由粗獷轉向秀美，形成了一種新的時代風尚”。
文人之創作不應該只停留於寄情于山水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思維，而應擴展為“文以載景、文以載情”的審美情懷。對此，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提及：“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
小村一晨（作者攝）
唐代所孕育的“田園詩派”，將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裡的雲淡風輕發揚到歷史的極致。“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王維將他的雄心壯志寄寓於村落“數枝樹”中。孟浩然更是在其《秋登蘭山寄張五》中，描繪出一個現世失意文人得意的飄逸人生。千百年之前的天地曠野中，他自可豁然開朗地吟誦道，“北山白雲裡，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天”。
無疑地，田園詩派後繼有人，且呈繼往開來之勢。它的風格也不再侷限於兒女情長式的自我陶醉，而是延展為一種超越現實空間的開闊而豁然之意境。唐代詩人劉禹錫在其創作的《秋江早發》字裡行間，就表露了這一點——“輕陰迎曉日，霞霽秋江明。草樹含遠思，襟杯有餘清。凝睇萬象起，朗吟孤憤平。渚鴻未矯翼，而我已遐徵。”
漸漸地，田園詩派的清淡幽遠與自得其樂融合在了一起。做官的志向、發財的志向，都在“阡陌交通, 雞犬相聞”的歲月中悄然地褪去。生活的志向、審美的志向，才是這些文人墨客維繫自己身份、塑造文人價值的轉向。
思想覺醒
詩人陳子昂在《秋日遇荊州府崔兵曹使宴並序》中寫道：“屈富貴於沉冥，雜薜蘿於簪笏。天人坐契，相從雲霧之遊；風雨不疲，高縱琴樽之賞。”這種將志向和趣味有機緊密地結合於一起的“文人情懷”，形成古代知識階層天高雲淡的閒情逸致。
更有意義的是，中國知識精英的這種來源於鄉土田園之中的審美情趣逐漸地彌散至都市生活之中，並逐步在黎民百姓之中形成了一種深入自然尋求“野趣”的生活時尚。後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在中國古代的詩人、畫家中，找到這些“野趣”存在的痕跡。
田中野趣（作者攝）
唐代詩人宋之問在《春遊宴兵部韋員外韋曲莊序》記載道，“長安城南有韋曲莊，京郊之表勝也。千畝竹林，氣含煙霧。激樊川而縈碧瀨，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鄰少微，森然逼座”。詩人筆觸中的長安城，始終充盈著自然美景與人物心境合而為一的和諧與默契。
“王城五百車馬繁，重帷黕幕紛郊原。遊人得意惜光景，恣尋復樹登高軒。”宋代詩人晏殊在其《寒食東城作》中還原了遊人借景訴情的情趣。
《春遊晚歸圖》（局部）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宋代畫卷《春遊晚歸圖》（如上圖所示），描繪了一位官府名士春遊踏青之後，臥馬歸途的閒適往瞬。細細察覺，畫中前後簇擁的10位侍從，並非例行公事地護送老者歸家，他們竟是各懷愜意地完成了這段美妙的探春之旅。
清朝詩人宋琬在《同歐陽令飲鳳凰山下》詩中對田園野趣娓娓道來：“茅茨深處隔煙霞，雞犬寥寥有數家。”茅茨雞犬，煙霞人家，怎一派悠然自得的田園生活。人們藉著寥寥數句就可感知到一個玩味鄉土、飽嘗自然的多情時代。
在都市與田園之間所穿梭往來的趣味，讓普通人意識到社會中的每個人原本都享有與自然對話、于田野抒懷的權利，這亦可視作知識文人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次“思想覺醒”。
北美自然風情（作者攝）
西方的文化圈所引發的“思想覺醒”也在歷史上有與中國情勢相重疊的部分。譬如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濟慈等浪漫主義詩人創作了大量詩詞來讚美田園、歌頌閒適，表達了他們作為一個時代藝術創作者而對田園生活投射出來的美好想象。
崇尚“樸素生活，高尚思考”（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的英國著名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在其《我孤獨地漫遊，像一朵雲》中袒露出他與大自然對話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我孤獨地漫遊，像一朵雲，在山丘和谷地上飄蕩，忽然間我看見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開放，在樹蔭下，在湖水邊，迎著微風起舞翩翩。”
梭羅與《瓦爾登湖》
1854年，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發表了曠世奇作《瓦爾登湖》，人們得知他之所以選擇在瓦爾登湖畔生活，是為了逃離19世紀美國城市中的混雜與汙淖，在他看來大都市的生活往往是“骯髒、殘酷和匱乏的”。值得注意的是，以梭羅為代表的“西方田園派”固然是營造了一個的“隨園詩話”的文學境界，但是梭羅因半夜在森林中煮魚而導致一場森林大火的事件，則始終警醒著西方知識文人的敏感神經。
都市中的田園
西方的文化圈層開始質疑梭羅，質疑那些打著迴歸大自然、實則破壞生態圈的“偽自然主義者”的自私做派。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反思，人們不可能因為逃離都市而過上如田園般閒適安逸的生活，因為人類活動所帶給大自然這樣那樣的破壞，都無異於是都市焦躁浮華生活的另外一種形式的轉嫁。
最理想的都市格局應該是充滿“折衷式”的理想主義的。人們可以從一個大都市的任何角落，僅步行數分鐘後就可以接觸到大自然原有的草地、清新的空氣以及一個可以看到遠方的地平線。這是西方學者約翰·羅斯金給出的答案。
它映證了西方文人在解決都市困頓和村野寄情之間矛盾時的價值取向，他們沒有當然地將兩者對立起來，沒有將入世的困頓和出世的隨性截然分開，而是飽滿情感地在自己居住的都市空間中開闢一塊田園式的棲息地，並以此為安、以此為樂。
紐約中央公園
英國知名城市規劃學者埃比尼澤·霍華德在其1898年所著的經典論著《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試圖用文學上的詩意與經濟上的理性之間的結合，探索人類大都市發展的理想藍圖。他認為，一個大都市不能將其所有土地都用於摩天大樓的堆砌，而是應給都市中的居民以新鮮空氣、休閒度假的空間。這種觀點也被視為是對約翰·羅斯金基本思想的實踐化和具體化。
無獨有偶，美國“最重要的公園設計師”弗雷德裡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在對被曼哈頓鋼筋水泥包圍下的紐約城進行考察之後，在1856年毅然決定在這座摩天都市之中開闢一片公共綠地——它就是被奉為城市建設經典之作的中央公園。人造的森林像是一個都市淪陷為虛華空氣前最後一道防線，為人們提供一片擬製而閒適的田園空間。
虢國夫人遊春圖
對於都市和田園的結合，中國文人也在其物質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劃定和構築自己的私人園林，他們企圖在有限地盤內實現一個“小人生”的濃情華夢。私家園林盛於唐代。郭子儀園、長寧公主宅、安祿山宅等私宅大院數不勝數。其中，由唐代畫家張萱所繪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如上圖所示）更是將中國古人上層社會階層寄情山水的灑脫和自信，極盡精準地展現於世。
自唐朝之後，宋朝、清朝的文人墨客不光像陶潛那般完全置都市生活於不顧，他們也試圖在探索一條于都市留白中開闢類似田園閒適空間的努力。但是，這種私人園林中私人野趣並沒有形成蔚為壯觀的文化景觀和價值引領。
遠方地平線
“縮藏一隅，自成方圓”的小腔小調，最終沒有被當代中國社會所認可。這最為直接地表現在世人對私家園林的態度上。直到現在，排名中國前10名的“5A級”人文景區都大多地聚焦於皇家故居、公共園林。在中國的人文景點中，皇家園林、公共遊園往往都成為都市演變歷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相比起來，那些名士大夫曾經隱居的田林深處，卻逐漸地淪為無人問津的荒郊野嶺。比如，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私人雅居鮮為人知，孟浩然創作“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舊址如同被無情的歷史空氣吞併那般，蕩然無存。
西式園林格局（作者攝）
西方的“隱居故址”則是萬分幸運地被後人保留下來，並賦予了極其重要的公共屬性和社會意義。西方文人富裕之後，會毫不猶豫地拓展鄉土草萱中的清新閒逸，並將這種精緻的需求演變為敦本務實的經世之學——環保主義。
據統計，19世紀對美國共有1.28億套住宅，但其中只有不到300萬套的住宅是用於休閒度假的。但到20世紀30年代之後，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的美國民眾不再以都市內的摩天高樓作為他們生活邏輯的起點，而是藉助有軌電車、私家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化和便捷性，輕而易舉地抵達超脫於大都市之外的生機盎然的田間地頭。
保護完好的生態圈（作者攝）
僅僅“看到遠方地平線”的文人情結，在富裕起來的文化人眼裡卻是“小兒科”的存在。那些通過原始資本積累而富裕起來的文化名流，似乎並不甘心在都市中開闢一些“芳草地”，他們的“詩和遠方”根本是乾脆地遠離都市，奔赴與都市相連接的田野華墅中去。在這種既非都市又非鄉村的場域，讓西方文人正在感受到喧囂與寧靜的平衡點，也尋覓到入世與出世間自由切換的模式。
21世紀以來，人類在大自然中頻繁活動導致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從而又整體上地帶來了全球變暖的氣候危機。懷有歷史責任感的西方文人精英，不再為其他們前輩所構築的鄉村生活所自鳴得意。他們漸漸地認識到人類聚集性地介入到大自然而引起原本生態系統的失衡，非但無法挽救忙碌都市的苟延殘喘，反倒會加劇人類自身存立於世的合理性。於此，以西方社會環保主義的思潮奔湧而來，為人類走向田園之地提出了另外一種新思維和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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