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8 历史上的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了怎样的隐患?

亘古怀念说史


最近电视剧《大明风华》热播,让男主角朱瞻基大火了一把,但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大部分内容都是杜撰的,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朱瞻基是什么样呢?



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前四位是洪武帝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永乐帝朱棣、洪熙帝朱高炽),朱棣长孙、朱高炽长子,在位十年,年号宣德(这个称呼大家就熟悉的多了吧,宣德炉是收藏界宠儿),死后庙号宣宗。


朱瞻基虽然是朱高炽之后的皇帝,但是朱高炽身体不好,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有人认为,朱高炽就是被朱瞻基害死的),因此朱瞻基可以说是直接承接的朱棣的江山。事实上朱棣对朱瞻基也是极为看重的,对其尽心培养,身体孱弱的朱高炽能够继承地位,不能不说里面有朱瞻基的原因。

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朱棣做梦朱元璋给了他一个大圭(古代皇帝所执的玉质手板),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暗示,因此对朱瞻基极为重视。朱瞻基稍长之后,朱棣聘请名师教导,出征时并将朱瞻基带在身边教导军事。永乐九年(1411年),朱瞻基十三岁,被朱棣立为皇太孙,确定了接班人的地位。

前面说了,朱瞻基的父亲明仁宗朱高炽只当了几个月皇帝就驾崩了,因此作为不多,史称的“仁宣之治”则主要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功劳。关于盛世的描述,所有史书都是雷同的,无非是革除弊病、政治清明、任人唯贤等等,这里不再赘述了,咱们说一说题目所说的朱瞻基为大明埋下的隐患。


首先,朱瞻基改组内阁和司礼监,使其权力大大增加,这为明朝后期皇帝被架空埋下了隐患。

一、内阁

朱元璋建立明朝,仿效元朝制度,设立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胡惟庸案之后,废丞相之职,皇帝直接管理六部。后又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作为皇帝顾问。

永乐年间,大学士入职文渊阁,参与政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但此时内阁并无实权,仍然是皇帝咨询机构。

到了朱瞻基当皇帝,内阁人员开始由实权人物担当,内阁成员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

此外,朱瞻基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办事程序,大学士们(也就是内阁成员)首先批阅群臣奏章,然后将批阅答复附在奏章之上供皇帝预览。

群臣奏章首先由内阁成员提出解决办法,这就使的内阁有了实际的权力,成为了决策机构,并隔断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联系,皇帝和其他官员的政务往来都要经过内阁。这虽然解放了皇帝(这也是嘉靖帝和万历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的原因),但将皇权大大的削弱了。



二、司礼监

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立司礼监作为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

《明太祖实录》记载:

司礼监,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

司礼监主要职责是:

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

朱元璋时期,对宦官管理严格,除了生活琐事,严禁宦官染指朝政。朱元璋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有文件章奏的往来。

到了建文帝和永乐帝时期,司礼监职能有了增加。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宦官被派往全国,监控官员和地方。但宦官也仅仅是作为一个特务机关,并没有参与政治决策的功能。

到了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出现了变化。

宣德元年(1425年)朱瞻基在皇宫内设立内书堂,教授宦官学习。

自从内阁票拟以来,所有奏章批红都需要皇帝一人进行,这对于管理一个大帝国的皇帝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需要有人代为处理,学习了文化知识的宦官则是最好的现成人选。

因此,从朱瞻基开始,朱元璋“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的祖训被抛弃了。

内阁和司礼监的权力大大加强,一方面分担了皇帝的负担,但同时也弱化了皇权。如果皇帝能力强能够驾驭群臣的话,皇权还可以保证,但是一旦出现皇帝孱弱的情况,将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像崇祯皇帝,已经不能有效管理庞大帝国了。



其次,朱瞻基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海洋探索

中国一直以来是农耕文明,对海洋探索较少,但是在永乐宣德年间,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中国的海洋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郑和七下西洋,使得明朝在东南亚甚至远到非洲地区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拓展了朝贡体系,开拓了海外贸易,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生产发展。

如果明朝的海外探索一直持续的话,后面还有没有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肯定要打一个问号,明朝的发展历程也是另一番景象。可是这一切在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海外航行之后就结束了,同时,朱瞻基还施行了一定程度的海禁政策。

中国刚刚开始的海洋探索结束了。

朱瞻基为什么要结束海洋探索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是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

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国威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根据历史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仅耗费银两就达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因此朱瞻基停止了这项活动。


撤兵安南,使其独立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派军深入安南,第二年大获全胜,将其纳入明朝版图。

永乐十六年(1418年),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

到了朱瞻基时期,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罢征南兵。自此,安南彻底从中国版图丢失。

结束征元,埋下隐患

在朱棣的数次北伐之后,北逃的残元已经分裂成两部分,一部是阿鲁台的东蒙古,一部是脱欢(也先的父亲)的瓦剌。

此时,对明朝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平衡两部实力,让其内耗,但朱瞻基采取的策略却是扶持此时对明朝友好的脱欢。

宣德六年(1431年)脱欢击败阿鲁台。宣德九年(1434年)脱欢领导下的瓦剌部彻底击败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部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

脱欢在世的时候,能和明朝保持友好关系,可等也先继任后,情况完全变了,这也就有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


不仅如此,朱瞻基对边防也作了一些变动。

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将防务集中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新建的工事内,而将开平卫之北几百公里暴露在蒙古人面前,明朝军队越来越采取守势。


别酒流年


明朝的灭亡,宣德帝朱瞻基!他应该付50%责任!!!

朱瞻基作为一代明君,能文能武,绘画书法,促织天子;文治武功,万国来朝。

我家太宗皇帝永乐大帝千古一帝棣棣的好圣孙,从小就被爷爷奶奶器重无比的孩子,当了皇帝之後也任用贤明,礼贤下士,在他治下,武有武英镇国公,天下大将军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文有大明第一内阁“三杨”——人如其名的旷世奇才杨世奇、深入虎穴的大明英雄杨荣,肚量大气量大的杨溥。还有廉吏清官于谦,況鍾都是他一手提拔。

朱瞻基可以在寒冷的冬夜亲自登门拜访年近七旬的老臣杨世奇,并且帮他披上灰鼠褂;可以边画画边写字边斗蛐蛐边把大明帝国治理的海晏河清,蒸蒸日上,万国来朝。高丽後宮,交趾奴隶,西洋和西域每年都要大量上贡,这就是开放、和平的太平盛世——大明帝国。

宣德炉,蛐蛐罐,青花瓷;好一个宣德大帝!

交趾奴,高丽婢,下西洋;好一个仁宣之治!!

向天再借五百年?唱给康熙?不存在的!!

这首歌应该唱给宣德大帝朱瞻基!!!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王振也不会独揽大权,朝纲败坏

如果不是朱瞻基,安南就不会丢,蒙古就不敢侵犯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于谦也不会被误杀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也先早就被灭了,也不会有什么土木堡了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明朝的瓷器就不会有成化什么事了,宣德瓷器绝对首屈一指,还有各种宣德香炉,蟋蟀罐等等;都是传世珍品。

中年即位继位的朱祁镇,也会以父亲为榜样,兢兢业业做一个好皇帝,任用贤臣,励精图治;成化大帝也不会贪玩好乐,明朝也不会在甲申灭亡。

然而,历史是拒绝如果的。朱瞻基之後的皇帝基本都是昏君,朱祁镇开了个坏头。

所以我认为,朱瞻基责任最大!明朝灭亡,不赖崇祯,不赖天启,不赖泰昌,不赖萬曆,不赖隆庆,不赖嘉靖,不赖武宗,不赖孝宗,不赖宪宗,不赖英宗,归根结底,就赖宣德大帝朱瞻基!!!


孤独的始皇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大明王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朱瞻基是明朝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其在位期间,“以德治国”积极实行仁政,同时重视国家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增强。

朱瞻基执政期间,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励精图治,使得国家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实现了明朝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仁宣之治”。历史学家谷应泰是这样评价朱瞻基的,“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由此可见,明宣宗朱瞻基的历史功绩是很高的。

作为世人所称道的明君,朱瞻基其实也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尤其是在处理宦官问题上,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请听玲读历史的分析。

朱瞻基允许宦官识字,提高宦官地位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为了防止宦官干政,便在宫中立下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以此明令禁止宦官参政。建文帝在位期间,对宦官的管理也是极为严苛的,靖难之役爆发后,很多宦官便被朱棣所用,于是朱棣便依赖宦官“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这些宦官为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战争结束后,宦官们的地位较之前有所提升。

朱瞻基即位后,开始加强对宦官的培养,在宫中设立专门的宦官学堂——内书堂,允许宦官读书识字,对于朱元璋“内臣不许读书识字”的规定置若罔闻。内书堂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宦官,而且政治地位又有所提升,于是这些有学问的宦官便开始结交外廷官员,为日后的参政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内书堂的设置其实已为明朝宦官专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宣德年间,朱瞻基还给自己的心腹太监金英、范弘等赐以免死诏。可见,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宦官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实质性提高。

朱瞻基重用宦官参与政事,赋予宦官权利。

明宣宗不仅提高宦官地位,甚至还重用宦官参与政事。无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从军事到民政,宦官们已经开始全面参与所有领域的事务,而且朱瞻基还赋予宦官更多干政权利。

1、代行“披红”权。宣德时期,朱瞻基确立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起用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皇帝的批红权,可以对内阁的票拟进行披红。“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用硃笔批行。”在这种特权下,以“披红”束缚“票拟”,即秉笔太监权利可以凌驾于内阁之上,可想而知“秉笔太监”的权利有多么大。

2、参与军政权。朱瞻基在位期间,在各省和边镇都派有镇守太监,主要作用是监督民事、刺探军情、监军、监督地方官员等,而且在军政中也是重要角色。于是,这些宦官自侍权高,便为所欲为,甚至干扰军政。

3、采办贡品权。宦官还有一项重要作用就是为皇室采办贡品,据记载,朱瞻基对蟋蟀情有独钟,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于是他经常派宦官到各地采购蟋蟀。《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而这些采办太监便狐假虎威,倚仗皇室,为害地方百姓,惹得民怨沸腾。

结语

综上所述,朱瞻基在位期间,设置内书堂,允许宦官识字,提高宦官地位,赋予宦官批红权等,使宦官的势力得到空前提高,无意中为宦官专政留下了隐患。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亲征瓦剌,导致“土木堡之变”。王振是朱瞻基亲自安排在朱祁镇身边的太监,所以“土木惨败”朱瞻基是不能脱尽干系的。明熹宗时期,魏忠贤为司礼秉笔太监,权倾朝野,使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由此看见,无论是王振专权,还是魏忠贤擅权乱政,根本原因就在于明宣宗起了好头,赋予太监“披红权”,所以,笔者认为朱瞻基留给大明王朝最大的祸患就是过于重用太监,赋予了太监过多的权利,最终酿成了明朝宦官专政的悲剧。


玲读历史


明宣宗朱瞻基,是大明第五代皇帝,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永乐九年(1411年)被成祖立为皇太孙,钟爱异常。其父仁宗的皇太子地位,也是因为有这么个好儿子、“好圣孙”,才得以稳固。

洪熙元年(425年)五月,仁宗去世,皇太子朱瞻基继位,即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去世,一共当了九年半的皇帝。

在位期间,宣宗基本继承了永乐、洪熙年间的清明政治局面,重用“三杨”、蹇义、夏元吉等数朝老臣,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得明初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间得以安居。

宣宗本人颇知民间疾苦,经常以历史上注重民力、爱惜百姓的汉文帝、隋文帝、唐太宗等帝王勉励自己;而以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导致国家衰落、甚至社稷覆亡的汉武帝、隋炀帝等奢欲帝王为反面例子,以警醒自己。并因此总结出经验:国家之兴盛,在于休养生息、百姓安定;而国家衰落,必由于大兴土木、妄动兵戈。

为了显示与民休息的决心,宣宗首先从自身做起,厉行节俭。并说:“人君节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充足。”日常宫中器物用度,均减少供应,够用即可,不再多置办。仁宗及宣宗自己的陵墓,也是按照简朴风格,仅仅数月就完工,不再耗费极大物力人力。

宣宗执政期间,能够约束自己,虚心纳谏,做到亲贤臣、远小人,整肃纲纪、明辨是非;政治较为开明,社会也比较平稳,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宣宗本人的确可以称为有作为的贤君。

但是人无完人,即使如同宣宗这样相对有成就的皇帝,同样也存在这一些缺陷,由于其施政的失误,及政策的缺陷,总还是为后世留下一些隐患,其中有的甚至遗患无穷,具体来说,似乎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弃守交趾;

交趾,是今天的红河流域,自汉武帝时期起,就归属于中华中原王朝,历时千年之久。晚唐五代时,中原混乱,力有不逮,所以交趾趁机自立,割据独立。

永乐四年(1406年),交趾内乱,陈朝被胡氏篡夺。明成祖先是收留陈朝王子,后来又派兵把他送回,准备册立新王。但是胡氏途中杀害了陈朝王子,并同时对护送的明军多有杀伤,主动挑衅。

成祖大怒,立即发兵讨伐叛逆,第二年平定交趾叛乱,擒获胡氏叛臣,并废除王国,设立交趾布政使司,至此脱离中华四百多年的交趾重回中原版图。

虽然重新收回交趾,但是当地人已经独立四百年之久,对于中原认同感几乎不存在,再加上明朝管理当地的官员对于交趾横征暴敛,使得当地的百姓奋起反抗,多次举行起义,击败明军。

而明军在交趾的驻军耗费巨大,所得却寥寥,实在得不偿失。成祖在世时,没有人敢于提出自交趾撤兵的建议。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去世,之后继位的仁宗不过在位十个月就去世,所以,交趾这个拖累大明的摊子,最终就得由宣宗来解决。

自宣德元年(1426年)起,明军在交趾屡屡被当地反抗势力击败,丧师无数,国家耗费也愈加庞大。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人连续击败成山侯王通、安远侯柳升率领的明军,王通受伤,柳升阵亡。

当年十月,宣宗在听取了诸辅臣的意见后,决心放弃交趾,撤回驻守官吏军队,以摆脱这个给予大明极大负担的烂摊子。

宣德三年(1428年),在宣宗的决策下,明朝正式放弃交趾,撤退回国。虽然这一决策使得明朝在南方的压力和无休止的投出得以消除。但是长远来看,明朝弃守交趾,却是使得当年成祖讨伐胡氏、“郡县安南”,以震慑西南诸藩国的举措半途而废。

明军自交趾撤兵,无疑是对叛乱者的妥协,也大大损害了大明国威。自此,西南各藩属不再对大明诚惶诚恐、恭顺低伏。而是逐渐起了轻视之心,此后西南麓川、缅甸等地、乃至国内广西、土司,都不再畏服,敢于主动挑衅大明,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这些后果,都是因为当年宣宗没有深思熟虑、坚决维护威慑政策。如果宣宗一面遣派宿将驻守交趾(如英国公张辅)坚持保土,一面并以安抚怀柔之策辅助,如同安定云南一样,守住交趾国土,则红河流域绝不会离开中华而自立。

宣宗考虑不周,为削减短期耗费、急于割舍“耗费巨大烂摊子”的交趾,草率撤军,成祖辛辛苦苦所收复的故土再一次失去,实在令人遗憾,这与宣宗失误的决断之是分不开的。

二、开办内书堂;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在设立內官诸司衙门同时,也制定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翻令者斩”的诏令,制成铁牌,悬挂于宫门之侧,已警示后世子孙。

此后,建文、永乐、洪熙诸朝都遵照太祖制度,严格使用宦官,并限制其职权。虽然有郑和这样的名垂青史太监(明制,宦官诸司衙门首领称太监、副手称少监),但是在宣德以前,宦官的势力被严格限制,其干预政事的能力和条件都不存在。

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在继位当初,就改变祖制,“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令大学士陈山等教授之”。

每年都选取几百新入宫的小宦官,在大学士(后来是翰林清贵官员)的教导下,学习文化知识、儒家经典,经过数年的培养,其中优秀者会被补入宫内各职司任职。

宣宗培养宦官学习文化,掌握知识,其实是为了更加稳固地掌握皇权。自太祖诛杀胡惟庸,废黜丞相制度后,皇帝便亲力亲为、大权独揽,一人处理全部军国大事。太祖那样的勤勉之君,对于单独处理政事倒是可以完成。

即使这样,还是设立有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秘书,协助其处理政务。初期的大学士品级不过五品,工作职责也只是建议、以备咨询,职权不大,不足以威胁皇权。

永乐以后,面对诸多繁杂政务,皇帝渐渐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身边的秘书:诸大学士们,则开始更多地担负起日常政务的处理,获得了代皇帝做出决断(即票拟)的权力,地位权势日渐重要。明代内阁制度,由此开始成形。

虽然成祖、仁宗,乃至宣宗本人,与这些助手们关系十分融洽,平常相处也很相得,仁宗本人还是得诸内阁辅臣们的支持,最终才能继承皇位,对于这些辅臣们的感激之情绝不虚假。但这是以皇帝本人的优秀素质为前提,能够掌控住朝政大权,才达成的局面。

宣宗还没有登基前,就预见了之后内阁势力会越来越大,一定会成为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自己可以以充沛的精力和勤勉的执政来驾驭这些贤臣,但是不能保证日后子孙嗣皇帝也能有祖宗一般的精力和毅力,牢牢掌控皇权。

而目前的诸辅臣们也是贤臣,确实忠心无二,但是不能保证日后这个制度下,他们的后继者也能如同先辈一样,忠心无私,早晚会有臣子因为权力过于集中,而做出威胁皇权的事情。前代诸多权臣篡位,改朝换代,都是这个路数。

而宣宗想要破除这个局面,除非彻底废除内阁制度,但是他自认没有太祖那样的天分和勤勉,一人治理天下,实在是太难。即使下决心消除隐患,对于自永乐年间起就辅佐自己祖孙三代的老臣们,他又做不出像太祖那样全部清除掉的狠心事。

于是,宣宗有意扶持一股亲近的力量,来制衡凭借内阁制度而逐渐掌控朝政的文官集团,而且这股力量还必须受自己、以及后世子孙所控制;同时也有能力、有作为牵制文官集团。最合适的选择,自然就是日夜随侍身边、作为天子家奴存在的宦官集团了。

宦官作为皇帝身边最亲近人,理所应当受皇帝信任,同时,他们身体残缺,没有后代,也不用担心会形成世袭家族。作为皇室奴仆,他们的利益与皇家是一致的,忠心度不用怀疑。如果加强他的知识,赋予他们处理政事的资格,那就是制衡文官集团的天然助力。

考虑到这些,宣宗才决定培育宦官中的“知识分子”,让他们熟知礼仪典故、儒家经典,日后好为自己分担政务处理。另外皇帝不方便直接出面与文官发生冲突,所有代表皇权出面与文官集团激烈交锋的事情,都可以由宦官首领代为出头,这样,皇权不至于被文官集团架空,而皇帝也可以减轻压力,更好地操控朝政。

宣德以后,內官大太监们如果要进入司礼监,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替皇帝分担政务,代行“批红”,基本都要出于内书堂的宦官学生中。由于教授他们的基本是翰林院的文臣,所学的知识及思想也严格遵循儒家传统教育。

所以有明一代,內官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基本都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文化人,品德操守暂且不过,能力上基本是没有问题,也很好地承担了皇帝助手、秘书的工作。

但是,宣宗开办内书堂的制度,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最终制衡文官的目的也算达到,这项制度对于大明后世,确实遗祸不浅。

宦官集团依仗皇权攫取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客观上使得大明的政治结构发生极大改变,朝政自宣宗以后不再清明,后世皇帝怠政者居多,这使得宦官能够假借皇权操控朝堂,与文官针锋相对,争夺权力,国家因此施政混乱。

宦官中虽然也有正常人,但是居多的是因身体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乖戾的险恶之辈。他们掌握权力,有确实没有文官那样相对高的操守,贪婪的追逐私利,结党营私,给日后的大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无一不是因此而登高位,掌握权力,肆意妄行,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都是因为宣宗重用宦官,扶持內官而造成的后果。


伯虎42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经过朱棣的几番折腾,明朝已经内外俱疲,国家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幸好有仁宣二帝力挽狂澜,明朝这辆马车才得以回归正轨。

朱高炽和朱瞻基为了再现明朝的辉煌,改革和调整的政策接踵而来。有的成效较大,有的成效一般,但也让明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得以恢复,更是出现了“仁宣致治”。

而“仁宣致治”作为永乐后的一次重要的调整,给明朝带来了十来年的和平稳定,但是也有弊端,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忽略了瓦剌部的崛起

永乐二十年(1422年)开始,朱棣不顾大臣的劝谏,一意孤行地进行北征,连续三年北征,但朱棣的注意点都在阿鲁台,鞑靼的身上,完全没有注意到瓦剌部的崛起。

宣德年间,边防政策转为“防守”为主,而朱瞻基在巡防方面,注意点也是鞑靼。鞑靼部的衰落,给明朝的边境带来了十几年的稳定和平,也麻痹了明朝的将士,忽略了其他的部落的发展。

其实,在朱棣第四次北征时,鞑靼部衰落的苗头已经出现,瓦剌曾经把阿鲁台打得屁股尿流。但瓦剌与鞑靼不同,瓦剌是积极地和明朝保持朝贡关系,一方面却加紧扩张兼并北方的各个部落,成为北方部落的实际主宰者。

朱瞻基对瓦刺的崛起可以说毫无警惕,边防军队官位空缺、储粮不足、边备松弛,这也直接导致了北京的整体防御潜伏了危机。


宦官专权端倪出现

朱元璋时期,曾立牌“宦官不得干政”,但朱元璋也曾任用宦官进行一些活动,但宦官的权力并不大。

但是,到了朱棣时候,宦官逐渐有了出使、专征、分镇、刺探臣民隐事等重大事权,不过朱棣驾驭宦官游刃有余,并没有太大的威胁,而且因为重用,更是出现了一批有作为的宦官,比如下西洋郑和、王景弘、侯显等。

而到了仁宣时期,宦官得到了进一步重用,朱瞻基更是还打破了朱元璋所规定的不许宦官识字的祖训,设立内书堂

,培养了一批颇有文墨的宦官。

同时,司礼监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成为二十四衙门之首。而在司礼监里面,设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等职位。

提督太监分管内廷事务,而掌印、秉笔、随堂太监分管外廷事务,就是批红替皇帝行驶决策权。在宣德后期,皇权几乎都是由司礼监代行。

自此,宦官专权就有机会了,后边的“土木堡之变”也印证了这一系列弊端,王振势大,瓦剌崛起,皇帝被俘,明朝由盛转衰!


【小皮】


十点乌托邦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实行仁政治国,任用贤德之人,重视农业生产,出征蒙古大漠,综合国力得到很大增强。 后世所修的《明史》高度评价明宣宗:

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其与父亲仁宗开创出“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新气象,史称“仁宣之治”。不逊色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然而宣宗皇帝也为后世埋下一些隐患,其中最大的隐患,首当其冲便是扶植宦官势力。 在洪武朝,太祖朱元璋曾立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到了永乐时期,宦官多次在宫中刺探消息,“助攻”成祖朱棣夺得靖难之役的胜利,地位得以提升,开在崭露头角。

《明史》:在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到了宣德时期,宣宗延续祖父的做法,进一步提升宦官的地位,为更好服务政事,设立内书堂作为配套,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师资力量雄厚,以翰林学士教授四书五经,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据说是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从此培养出一大批知识型宦官:

用途1、辅政中央。

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一职,独揽大权。到了儿子成祖朱棣,精力有所不及,选拔解缙等人进入内阁,担任皇帝的私人秘书,作为政务方面的顾问。

至宣宗时期,确立下了内阁——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具体流程:由内阁提出适当的政务处理建议供皇帝参考,称“票拟”;之后皇帝决策定夺,称“批红”。宣宗皇帝被称为“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为了对得起这个称号,减轻政务上的负担,授予宦官代行”批红” 权,行使这一权力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在其之上是掌印太监。可以看出代表皇帝的司礼监权力在内阁之上,内阁需要司礼监配合才能发挥,以此保证皇帝的大权独揽,这一确立下的制度一直得以延续。宣宗在世时,宦官危害不太,一切在皇帝掌控之中;但宣宗去世后,大权落到了宦官之手,王振权力熏天,怂恿御驾亲征,导致英宗被俘,差点灭国。明朝之后的宦官也是“人才辈出”,刘谨、魏忠贤等人皆是把持朝政一时之人物,魏忠贤,人称“九千岁”。

用途2、监督地方。

为了更好起到控制地方,宣宗皇帝在即位之初,便派出宦官作为眼目,镇守云南,主要起“监督百姓、监军、弹劾地方官”的作用。以此作为试点,逐步在全国展开。如派内管谭顺协助平江伯镇守淮安;派刘宁驻守镇江。至宣德十年,即1435年宣宗去世时,全国撤销十三布政使,由派出宦官代替,有些还兼着皇帝采办之职。这些宦官所到之处,为祸一方,不仅压制地方官,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出现当地官吏殴打宦官的例子,欺压程度,可见一斑。在监军方面,存在宦官严重干扰了军政,时任副总兵方政便上奏说,宦官作威作福,对于边务诸多阻挠,还擅自调神机营出镜。

用途3,出使外国。

比较熟悉的是郑和下西洋,被传是寻找建文帝下落,这个是比较正面的形象。更多的宦官借着天朝的威望出使他国,行“奖劳赏赐”事之余,打着皇帝的旗号,索要贡物,但不知适可而止,贪得无厌。引起了朝鲜国王的职责:

皆宦寺无识之徒,嗜欲无穷,其所经过,侵渔万端,取人之物不厌于心。


可以说宣宗宠幸的宦官,引起了国际间的争端,丢脸都丢到国外去了,严重损害了明朝的国际形象,违背了成祖朱棣派出郑和“七下西洋”的初衷。

后记

夺取政权后的朱元璋,采取了不信任文人的姿态,取消了丞相一职。至宣宗皇帝,选择了近水楼台的宦官,着力培养,为其左右驱使。出于私利,于己方便,又开创了内阁+司礼监的辅政模式。就以宦官这一族群而论,身体上的残缺只会更执着于权力的追求,宣宗给了他们机会,在以后的岁月。使得明朝成为宦官专权严重的又一个朝代,始于宣宗的1425。

各位看官,不知道您,怎么看?


公子霜尘


明宣宗朱瞻基与其父朱高炽,一起开启了明朝的第一个治世“仁宣之治”,是明朝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好皇帝。但他任用宦官的作法,给大明王朝埋下了“宦官之祸”的巨大隐患。明朝的宦官之祸是从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宦官王振开始的。王振深得朱祁镇的宠爱,在朝中总揽朝政,胡作非为。在瓦剌也先进兵威胁北京时,王振裹挟着英宗御驾亲征,终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英宗之后,明朝又出现了宪宗朱见深时期的宦官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干政,到后来的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更是家喻户晓的乱政宦官。以致于明朝后期甚至出现了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的局面(《明史纪事本末》)。如此严重的宦官干政,使得大明王朝的政治更为腐败,社会矛盾加剧。

为什么说“宦官之祸”是明宣宗给埋下的呢?

在大明的历史上,明宣宗时期的宦官并未能专权,也未掀起什么祸事,甚至于说,对于宣宗制约内阁,平衡权力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我们为什么又说“宦官之祸”是明宣宗给埋下的呢?

  • 明朝建立之初对宦官的防范

宦官,是一直生活在皇帝身边的人。这种优势使得皇帝容易相信他们,进而导致其专权。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一大特色。在明朝之前,宦官之祸在东汉和大唐中晚期表现尤盛。

(明宣宗与宦官一起打猎)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前朝宦官之祸,对宦官控制得非常严,规定他们不能识文断字,更不得干预朝政。明太祖还在宫门口放置了一个铁牌,在上面写下了如下规定: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

在如此严格的规定下,明初的宦官们都老老实实的在后宫中,没有机会干预朝政。

  • 明成祖时,宦官开始参与朝政

问题的转机出现在明成祖朱棣夺权后。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从他的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郑和(下西洋的三宝太监)、李兴、马靖等宦官立下了很大功劳。

朱棣在顺利当上皇帝后,由于宦官有功,他开始放宽对宦官的管制。宦官们逐渐学习文化,参与到出使、专征、监军等政治事务当中。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明史·宦官传》)

另一方面,由于朱棣的皇位来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民间和朝堂之上对此的非议都较多,朱棣因此对朝中大臣较多不太信任。朱棣于是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特务监察机关,由其信任的宦官做为首领,以此来监视国内的民众和官员。这个机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东厂”。

(东厂 特务人员)

东厂做为一个具有秘密警察性质的特务机关来说,它直接对皇帝负责,对臣下有监视、辑拿等重大权力,

  • 明宣宗时,宦官大规模参与朝政,为宦官专权埋下了巨大隐患

关于这一点,我们先从明朝的政权架构说起。

明朝初期时,依然依照前面朝代,有中书省、左右丞相做为皇帝之下的政府执行机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承担着为皇帝辅助决策、政令执行的政府首脑职责。

但在胡惟庸案之后,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之职,皇帝直接管理六部。这样的结果是,皇帝避免了丞相操弄朝政的风险,全国的大小事务却都集中在了皇帝这儿决断,皇帝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特别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多次的亲征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只得特派胡广、解缙、杨荣等进入午门的文渊阁当值,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这就是所谓的“内阁”。这个机构中的人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其任务就是为皇帝决策做出参考意见,只能算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而非权力机构。

到了明宣宗时期,内阁成员杨士奇、杨荣等在外廷均兼有尚书等高位,内阁的权力加重。国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汇集到内阁处,由内阁成员提出处理意见(称之为票拟),上报皇帝最后定夺。

一般来说,皇帝都会采纳其意见,再将这些意见以诏令的方式交给相应主管部门实施,等于说,很多时候,决策就是出自内阁之手,再加上内阁的阁臣在外廷也有较高职位,他们事实上就充当了宰执之职和拥有了宰相的权力。

为了制衡内阁的权力,明宣宗开始让宦官全面参与行政。

上面说到,内阁会将全国大大小小需要皇帝决断的事,提出初步意见,交给皇帝批复。这个任务是非常重的,但如果皇帝不审批内阁的意见,又极易导致内阁专权,甚至架空皇权。

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量,明宣宗就想到了让太监帮他批复的办法。具体操作流程就是,内阁所“票拟”的奏章交到皇帝那里后,皇帝挑选军政等重大事情亲自批复,余下的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明朝专权的宦官基本上都做过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为批复,称之为“批红”,再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完成盖章程序后交由六部执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减轻了皇帝的工作量,又让宦官与内阁之间互相监督、相互制约。

(明成祖)

为了能让太监更好的参与行政,明宣宗一改太祖皇帝立下的不许宦官识字的祖训,设立了内书堂,专供教宦官读书,其中优秀的可以获授秉笔太监之职,一时让宦官读书热情高涨。

能识文断字的宦官还可以出任地方镇守太监,以及进入东厂等特务机关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后来的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就曾出任司礼秉笔太监,和掌控东厂等特务机关,权倾朝野,一手遮天,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只比皇帝的“万岁”少了一百岁,可见其弄权之严重。

明宣宗朱瞻基让宦官参与行政,为何没出现宦官专权的现象

明宣宗时期,虽然让宦官参政,但宣宗自身是一个英明之君,他勤于政事,能够站在较高的位置,监督和控制宦官们的行为,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更好的为自己服务。

明宣宗曾很多次下令禁止宦官过多地参与采购、伐木和造船等行为。对于作奸犯科而犯有罪行的宦官他也毫不犹豫的加以严惩,宦官在宣宗时期基本上未有专权的现象。

(号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

这完全靠的是明宣宗个人的能力来阻止宦官的独大,但是,当后来的皇帝如宪宗、熹宗等懒于朝政,政治腐败,易于听信谗言的皇帝来说,就不足以阻止宦官权力的滥用。正如历史学家白寿彝所言:

一般来说, 在皇帝勤于政事, 积极有为的时候, 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 在政治腐败, 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 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 染指于政, 甚至左右政局。

所以说,明宣宗为后来的宦官弄权埋下了一个制度上的隐患,这不失为他所主导的“仁宣之治”的一大败笔。


您觉得是这样吗?


挚守静笃


单看朱瞻基在位期间的表现,尤其是为政举措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有能力,有想法,不昏庸,符合一个优秀的守成之君所必备的一切条件。然而,评价一个人,尤其是站在历史拐角去看待前人之事的时候,是需要加上很多后来因素的。虽然他在生活上有点瑕疵(比如喜欢斗蛐蛐,也因此自己还被后人称为“蟋蟀天子”),但生活上的一些爱好不足以否定他的历史功绩。能否定一个人一定是会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但朱瞻基喜欢斗蛐蛐不是,他让宦官学习进而参权这件事,却是一件足以颠覆他之前所取得的所有功绩的事情。那么朱瞻基为何要让宦官学习呢?这还要从朱元璋说起,朱元璋当年为了加强皇权,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大权独揽,但取消丞相制也有弊端,那就是一切军国大事皇帝都必须亲力亲为。早期朱元璋尚可以坚持,但时间久了便自觉精力不足,于是便有了殿阁大学士,大学士协助朱元璋处理政务。

到了朱棣时期内阁出现了,一开始内阁没有决策权,但随着皇帝的力不从心,内阁开始参与到政务的决策之中,到了朱瞻基即位后,内阁有了票拟的权力,即替皇帝处理相关国家事务,最后将处理意见呈报皇帝,皇帝做最后的决策。虽然朱瞻基深知宦官干政的后果非常严重,且他对宦官的监管非常严格的,所有大事的最终决断依旧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赋予宦官参政对大明朝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他没想到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会差点因此而葬送了大明朝。公元1449年,朱瞻基的继任者明英宗朱祁镇率领的二十万明朝精锐,在土木堡被瓦剌军击溃,自己也做了阶下囚。土木堡之变,对于大明王朝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这自不必说。而造成土木堡之变的主谋就是一个叫王振的宦官,从王振开始,宦官开始登上明朝的政治舞台,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王振专权距离朱瞻基驾崩才不过七年,恐怕朱瞻基做梦都没想到,短短七年,宦官们就已经开始影响大明王朝的历史走向了。



历史爱好者小何


历来认为朱瞻基是一个优秀的守成之君开创了“仁宣之治”,但同时给大明留下了三个重大隐患。


但是内涵逻辑是,“仁宣之治”的优秀在于“三杨”内阁的辅佐;三个决策错误才是朱瞻基自己的决定。

“让太监读书”首当其冲,光这一项就被认为是给大明后来党争的埋下了伏笔。但是炒米认为这么评价并不客观。

知道朱瞻基为什么要让太监读书,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事情是件愚蠢的事情了。

明朝开国以及靖难,培养出了一大批武将勋贵。虽然前期朱元璋将淮西勋贵连根拔起,但是很快靖难又产生了新的靖难勋贵。


武将勋贵在明初50年,一直都是强势存在。朱瞻基的父亲朱高炽和叔叔朱高煦之间夺嫡的纷争,本身就是明初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文官集团和武将勋贵之间的斗争。

历朝历代都是靠武将打天下,靠文官坐天下。所以历史实际上是无法阻止文官集团的成长的,这是必然趋势。

所以最终毫无意外地文官集团赢了,赢了的结果就是朱高炽即位,翻案、禁止大型工程、改组内阁,让内阁大学士进入大明决策机构。

因为朱高炽死得早,改组内阁被记在了朱瞻基头上,但实际上他即位的时候,已经时事实了。当然他默认了这个事实。因为文官集团的强大,有利于制约武将勋贵。

“三杨内阁”对朝局的把控,把朱瞻基变成了一个“促织天子”。这个朱棣的“好圣孙”是那种甘于平庸受制于人的君王吗?


显然不是,在宣德一朝,郑和开启了第七次下西洋,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下西洋。要知道“仁宣之治”的本质就是“全面收缩,休养生息”。郑和在宣德朝下西洋,是和主题相违背的。

所以让太监读书,目的就是为了制约文官集团。因为朱瞻基明白天下太平以后,大明朝不会再有马上天子了,只会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天子。如何保障大明朝的权柄不落入他人之手,只有通过制度来实现。

正是因为这一套“票拟、批红”制度,使得后来明朝什么样的“不合格”的皇帝在位,都没影响到大明的实际运作。也正是这一套制度,嘉靖才成为逆袭的皇帝,否则嘉靖就算权谋再厉害,也回天乏术。

当然崇祯在受到文官集团洗脑后,清洗了天启朝的宦官集团。结果又如何?文官集团拯救了大明,还是加剧了大明的消亡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考虑问题更多基于自身身处的实际情况去决策而已。就像所谓朱瞻基埋下的第二个隐患。

放弃辽东和越南的实际控制,全面收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本身也被当作“仁宣之治”的政绩来宣传的。毕竟国力已竭,收缩是大方针。

而那些边远之地,向来是以农耕文明鞭长莫及的无用之地。这是当时的主流认知,文官集团对这种认知甚至更甚。这个责任不能归结给朱瞻基。如果要归结给朱瞻基,试问文官集团时反对收缩,还是力挺收缩的呢?

还有一个选嫡失误,竟然也归结到了朱瞻基头上。这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的确朱祁镇是一个让人遗憾的皇帝,因为轻信死太监王振,“土木堡”之变差点变成了“靖康之变”。使得大明精锐尽失,国威尽丧。连朝鲜都不给大明后宫进贡女人了。


但是别忘记了朱瞻基就两个儿子,朱祁镇和朱祁钰,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这也是文官集团公认的皇储。

难道要朱瞻基选择“废长立幼”才是正确?君不见万历想废长立幼,文官集团时怎么洗死相拼的?“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也!”又是谁的名言?

所以这三个责任究竟是谁的呢?



炒米视角


《大明风华》里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皇太孙,就是后来的明宣宗宣德皇帝,在位十年,就匆匆撒手而去了。宣宗性格介于他爷爷成祖和他爹仁宗之间,文韬武略都还不错,但没有他爷爷那么热衷于出击蒙古、开疆拓土,也没有他爹那样一心守成、兴起文治,所以总体上来说,在内外政策上都延续了他爹的取向,一方面放弃了对外扩张政策,把重点转向内政,另一方面又没有他爹那么勤快,生性兴趣爱好广泛,比较爱玩,所以不如他爹那么俭约爱民。

因为仁宗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八个多月就匆匆去世了,所以朝廷重用的主要大臣也还是永乐后期提拔起来的那些大臣,尤其是三杨和蹇义等人,都是一时之选,宣德对他们很信任,也很放手,朝廷内外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们处理。也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内阁制度大体上成型,成为整个朝政运转的中枢,从原来永乐时期的秘书班子变成了一个实际掌握权力的核心机构,发挥了之前宰相的功能。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兴趣爱好比较广泛,这样他就可以把时间腾出来去玩儿了。

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精力并不放在朝政处理上,而是把相当部分的精力用在各种兴趣爱好上,内阁的权力开始扩大,所以他也有意识的培养内廷太监,用以制衡内阁。为了让太监能够更好的在朝政运转中发挥牵制内阁的功能,他特别在内廷办了学习班,也就是内书堂,教刚入宫供奉的小太监们识字。这样,那些之前就有点文化、能读会写的太监的权力和地位就提升得比较快一些,发挥的作用比较重要。这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王振,王振实际上成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的首席师傅。

因为宣宗驾崩时还很年轻,所以太子继位的时候也还在幼年,各方面都很不成熟,而明朝按照之前朱元璋留下的规矩,“母后不烦临朝”,这样,就给了太监更大的权力运作空间,也就让王振成了当时的权力中心。虽然在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开始让太监出使臣服于明朝的藩属国,成祖时期更加出现了郑和这样著名的大太监,但整体上来说,太监干预朝政的机会还是比较小的,太监干预朝政,而且逐步形成内廷主要势力集团,也就是在宣德时期,英宗登基后,这个趋势更加明显,王振凌驾于整个朝廷的文官官僚体系之上。

太监如果只是主管北镇抚司的锦衣卫,或者是提督东厂,其实权力也还是没有后来那么大,因为他在整个朝廷日常政务运转的体系之外,弄权的空间就比较小。但因为宣宗一方面放权给内阁,一方面又有意识的培植内廷太监集团的势力,所以形成了太监干预朝政的局面,这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制,让太监成为整个朝廷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分的太监干政成了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无论内阁首辅是否有能力有所作为,都必须在内廷有一个全力比较大的太监的支持,哪怕是张居正,离开冯保的支持,也寸步难行。

但太监和文官不同,太监的品性、见识如何,是一个没有什么制度性保障的变数,而这个变数也成了整个明朝政治中最大的变数。文官集团虽然也有各种奸佞小人,但整体来说,因为明朝的文官制度已经很成熟,所以哪怕是经常出现没有什么能力的庸人当权的情况,也不太容易出现完全一团漆黑的奸佞小人把持朝政的局面。但太监是否贤明,就完全是偶然性的,有一个比较贤明的太监,明朝的政治就比较清明一些,也比较稳定,出现一个喜欢弄权,又没有什么能力的太监,就容易造成混乱。所以,明朝出现了不少比较贤明的太监,但也出了很多臭名昭著的坏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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