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座沒有幾人能翻越的高峰,有人說他很迂腐,有人說他偏執得可愛。但是,把他放在當時中國官場文化與文壇世俗的雙重透視內,也許會還原蘇東坡的最大特徵:缺心眼。
嘉祐元年(1 056年),20歲的蘇東坡首次出川赴京,參加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既然入圍官場了,就得按照官場這一套標準要求自己。可蘇東坡太富於詩人氣質,還是狂放不羈、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沒有擺正主業與副業的位置。
他一生寫過多少作品,誰也不能給個準數,現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詩、300多首詞,800多封散文式書信。這些作品大多是他從政後創作的。這意味著,他21歲開始為官,到65歲離世,在幾經沉浮的宦海中,他幾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每3天一件。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訂稿,照此算來,他至少每天都得動手寫稿。
蘇東坡還擅長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益於王僧虔、顏真卿等,從而自成一家。
作為純粹的文人,這倒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他忘記了自己是官員,忘記了自己處在複雜的官場環境。
儘管,蘇東坡吟請填詞並沒有影響政務,就是在被貶的許多地方也幹出了顯著的政績,深受百姓愛戴。但是,他創作出如此豐碩的作品,弄得民間到處傳誦,怎能不令上級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沈括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麼毛病,就拿他這個說事,不斷地到皇帝那裡彈劾他“不安心做好本職工作” “愛出風頭”等。這就夠他喝兩壺了。
再加上蘇東坡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沒長個心眼,經常不分場合地激情噴湧、無所顧忌,使其他文人特別是文人官員相形見絀,這就有點不知趣了。
這裡有個傳說,版本取於民間,是否真實已經無法考證,但足見蘇東坡極好衝動的性格和才華過露的毛病。
一天,蘇東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進書齋,看到桌上的一張宣紙上寫著: “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他心想:哪有黃狗臥花心的,不是瞎說嘛。於是,他不假思索地改成“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王安石回來一看,蘇東坡居然敢改他的詩?頓時咆哮不已。於是,心胸不那麼寬廣的王安石直接把蘇東坡貶到廣西合浦去了。蘇東坡到了民間才明白,原來“明月”指的是一種鳥,叫“明月鳥”, “黃狗”是蟲子,叫“黃狗蟲”。
蘇東坡本來才學太高、天賦太高,智慧太高,已經夠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剛直任性,不加約束地把才華暴露在對他本來就不利的環境中,完全沒有自我保護意識,導致被汙衊,被糟蹋,被惡貶。這一切似乎帶點宿命的性質,正如他弟弟蘇轍所說的, “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身在官場,才高招風;離開官場,想必寬鬆。否也,只要你還保留“官員身份”,還是由不得你任著性子“顯擺”。蘇東坡被貶到惠州後,生活的艱辛困苦可想而知,但他以豁達超脫的態度來感受這種生活。這一期間,他的辭章也頗為豪放。如《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懷古之情置於廣闊無垠的空間和時間中去,奠定了全詩的豪放基調。接著“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幾句,有音響、色彩,勢態、氣象闊大,筆力飛動,確實是歷代豪放詞中少有的氣魄。
可是,蘇東坡萬萬沒想到,京城裡許多雙幽幽的眼睛還在盯著他呢。一天,他全家團聚,偶逢其興,便提筆寫了一首《縱筆》詩: “自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不久,這首詩傳到了京城,知樞密院事章悖見了,異常嫉妒,恨恨地說道:“你不是‘春睡美’嗎?我偏偏要讓你睡不著覺。”於是,在宋哲宗紹聖四年,也就是1097年,朝廷下令貶蘇東坡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署公事。
對此,蘇東坡曾經很個性地說過: “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餘。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說出來自己不痛快,最終還是說吧,自己痛快要緊,看看這個缺心眼的蘇東坡,講話、做事竟是逆向思維,並且不留任何餘地,此乃官場之大忌。這樣一來,才華成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親和力,不能處理好人際關係。
蘇東坡恃才傲物,是一個“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你越說好,他越說不好。他評價好與不好的標準就是他腦子裡想當然的那“一根筋”。
當王安石推行新政時,他經常在詩歌中譏諷朝政,特別是對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對。一次,他當面指責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這個人,膽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沒過多久,他就捲入了“烏臺詩案”。
看來,行正道、發直言的文人不為民為官,是社會的悲哀,文人太會當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值元豐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政局發生變化,終於熬到了王安石下臺,輪到了司馬光執政。舊黨執政後,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誰知蘇東坡又堅決反對。他雖不贊成王安石那種疾風驟雨式的變革,但也反對把王安石的新政“全盤否定”,主張“參用所長”。這還不算,他甚至質問司馬光:從前你任諫官時,因與韓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見不合,你也敢同他爭辯到底,這事你還曾經親口向我講過呢!現茌,你自己做了宰相,難道就不允許我把話說完嗎?
蘇東坡就是那種臭脾氣,有了話就憋不住,缺乏玩政治的心機和權術。他如此聰明絕頂的人,竟是個政治白痴,說到底還是書生氣作怪。元祜四年三月,他被惱怒的司馬光和那幫對他忌恨不已的舊黨,又一次貶到杭州。
到任後,他開始整理西湖,那秀美如修眉的蘇堤和那虹橋般的仙島,以點睛之筆頓增西湖之神韻,同時也寫下了許多千古名篇。
官場失意出詩人,這是一種悖論,也是一種事實。也許蘇東坡要感謝那些排擠、誣陷、打擊、報復他的人,沒有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會憤怒,不憤怒他就寫不出好詩,沒有好詩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畢竟付出了被流放到蠻荒之地的代價。
蘇東坡用詩人天真單純的思維方式掂量著世間的人與事,他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動情,從不琢磨別人,也不考慮被人算計。
蘇東坡頻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黃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鬱悶的心靈最後還是安靜了下來。臨終前,他終於弄清楚了: “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並且將這種體會留給了兒子,在《洗兒》中這樣寫道: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可惜啊,他此時覺悟已經晚了, “缺心眼”的性格障礙,讓他的學費繳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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