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如果說《局外人》中，主人公莫爾索的價值觀存在很大爭議，那麼同樣是反映存在主義思想的小說《鼠疫》，則很難被批評家們抉瑕掩瑜，因為這部小說在我們一些讀者看來，
很多人物身上都存在著英雄主義。雖然加繆在這部小說中，並沒有想要刻意表現英雄主義，但從故事和人物兩個方面來看，《鼠疫》都顯得積極的多——面對突如其來的傳染病，主人公一行人捨棄了私人情感，全身心投入到救助病人的工作當中。簡而言之，如果我們在《局外人》中看到的是主人公莫爾索毫無意義、毫無作案動機的行兇殺人，那麼在《鼠疫》當中，我們則會看到主人公里厄大夫一行人，無所企圖的奉獻精神。所以說，小說《鼠疫》與《局外人》更像是一枚存在主義硬幣的兩面，無論人們怎麼評價這兩部作品，它們的思想其實是共通的。下面，筆者將對比這兩部小說的部分情節與內容，試圖來分析加繆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幾種觀點。
一、面對荒誕，人的自由意志、自由選擇的重要性
“您生活在抽象觀念裡。”在小說《鼠疫》中，記者朗貝爾這樣指責大夫裡厄。朗貝爾由於工作原因，被意外地困在這座城市，與心愛的妻子相分隔，於是他找到裡厄，想讓裡厄給他寫一份沒有染病的證明，讓他能夠離開這座城市與妻子團聚，但裡厄出於職業要求，並沒有答應朗貝爾。可在拒絕的同時，裡厄卻認為朗貝爾是對的，認為他有這樣的想法沒有任何不妥。“假如您能擺脫困境，我真會無比高興。”裡厄這樣說。
裡厄在思想上其實是認同愛情的，也能夠理解這種與心愛之人分隔在兩地，不能相聚的苦楚，這和小說《局外人》中，主人公莫爾索對待愛情的態度截然不同。在《局外人》中，女朋友瑪麗問莫爾索他願不願意結婚，莫爾索回答說自己怎麼都行；女朋友問莫爾索愛不愛她，莫爾索覺得這種話毫無意義，自己也很有可能不愛她。這一片段充分展現出了莫爾索的存在主義思想：他認為人生是虛無的，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在小說《鼠疫》中，裡厄其實也跟朗貝爾一樣，與妻子分隔在兩地，而且他的妻子還生病了，身體非常虛弱，需要有人來照顧。但裡厄仍然選擇留在城裡繼續救助病人，與鼠疫做鬥爭。他難道不愛自己的妻子嗎？他難道沒有那種痛苦焦灼的感受嗎？實際上，裡厄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妻子，這也使他能夠對朗貝爾感同身受，可對於留在城裡的這種選擇，裡厄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因為什麼，總之，他認為自己的選擇是對的。
小說《局外人》在故事層面把世界的荒誕性展現得淋漓盡致，而《鼠疫》所展現出的荒誕性並沒有《局外人》那麼令人印象深刻，《鼠疫》更能體現出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選擇的重要性。像朗貝爾一樣追求愛情是沒錯的，留在城裡救助病人也是沒錯的，所以兩種選擇並沒有什麼好壞之分，只要這種選擇充分迎合了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就是對的。同理再看莫爾索，他也是完全遵循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意願。
二、能否意識到荒誕，取決於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
裡厄和塔魯是小說《鼠疫》中最為重要的兩個人物，這種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小說的構成上，我們可以知道，裡厄借塔魯的手記，完成了整個所謂的編年史；另一方面，小說《鼠疫》借塔魯的敘述，揭露出了世界的荒誕性，讓讀者意識到了這種荒誕。塔魯的思想及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與《局外人》相同的問題，如果我們仔細看塔魯的故事，其實會發現他的思想與《局外人》中的莫爾索非常相似。
這種相似主要體現在對待死刑的態度上，以及對審判權力的質疑上。在一次庭審過程中，塔魯發現身為檢察長的父親顯得既不善良也不親切，滿嘴空話大話，並以社會的名義宣判一個人的死刑。塔魯因此對整個庭審過程產生了強烈質疑，他覺得這件事非常荒謬。一個人究竟有沒有權力去宣判另一個人呢？這個問題在《局外人》中也出現過，而且《局外人》中的法官也一樣以各種“義正言辭”的理由，宣判莫爾索有罪。
後來，為了替受害者打抱不平，塔魯參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動，但他最終發現，自己雖然抱著反對死刑，企圖拯救受害者的初衷，卻變成了合法謀殺的支持者，變成了劊子手。那些打著英雄主義旗號，喊著解放全人類口號的運動，不就是在進行合法的謀殺嗎？塔魯獨立思考的能力，讓他沒有對任何事或人聽之任之，對事物的質疑之心，讓他意識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也讓他沒有走入一個荒誕的悲劇之中。
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甚至都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這類人就是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請大家想一想納粹，想一想日本的軍國主義，這和塔魯在文中所說的為拯救受害者而變成合法的謀殺者，是何其的相似？如果我們每個人在選擇做一件事的時候，都先去充分地質疑它，那麼這種事又怎麼可能會發生呢？所以說，能否意識到荒誕，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
三、反抗荒誕，注重當下
《局外人》中，莫爾索不接受神甫的禱告，他認為禱告起不到任何改變效果，並不會減輕未來的痛苦；《鼠疫》中，裡厄也不贊同神甫的宿命論觀點，面對鼠疫，他奮起反抗。表面看二者都是無神論的觀點，但實際上，加繆是想讓我們更加註重當下，讓我們不要空想未來。因為未來是正由無數個當下組成的，只有現在改變，未來才會改變，靜候未來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加繆才會說：對未來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獻給現在。
裡厄認為，他現在的行為活動直接影響著未來的結果，改變未來的機會就掌握在自己手裡，所以他相信只要不斷地付諸行動，鼠疫終究會被人們遏制住，這是他堅守在抗疫一線的理由。神甫則認為鼠疫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但如果我們認同神甫的這種觀點，那麼鼠疫只會愈發嚴重，而且如果我們像《局外人》中的神甫那樣，只為這件事禱告，也起不到任何改變作用，雖然這樣做的意圖是好的，但沒有什麼拯救比行動本身更有效。
存在主義哲學的思想理念認為，世界是荒誕的，人生而痛苦，面對這樣一個世界，很多人選擇了消極的處世態度。加繆則不然，雖然加繆也強烈地意識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但他的存在主義思想更多的卻是提出了應對這種荒誕的辦法。加繆認為，如果生命真是荒誕的， 那麼唯一面對它的方法只有維持一個人對待荒誕的自我反應。即是說，我們要在當下行動起來，做一個行動者，只有自救才能脫離悲劇。
人的存在先於本質，這個世界上不存在設置人性範本的上帝，任何定義也都規定不了人。人的存在價值和生活的意義，正是人在“現在”的具體境況中，通過行動所創造的。並不是說一個人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他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一個人現在的行動，正在決定他將會是怎樣的一個人。人想要改變，時時刻刻都不晚，改變就在當下。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他們往往寄希望於未來，而本身卻不做出任何改變。
結語：《局外人》更像是一部存在主義哲學的入門作品，通過這部小說，我們能夠意識到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不合理性。《鼠疫》是《局外人》之後的作品，所以在思想內容上，相對來說也更加豐富，它在認識到荒誕的基礎上，提出了應對這種荒誕的辦法。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兩部小說中，我們都能看到，更加註重當下，讓人們對生活煥發出了強烈而深沉的熱愛和激情，因此，我們可以說，加繆對存在主義的進一步塑造，讓它走向了更為積極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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