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腳去旅行

98年，近一個世紀，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確實很點長，但是放在歷史長河中，就顯得那麼樣微不足道了，從南宋滅亡到明朝建立，中間不到一百年，可是這兩個朝代總給人一種天然之別的感覺，同樣是漢人建立的王朝，那麼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其實這有很多原因的。

其實宋朝和明朝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宋朝和明朝的建立都結束了戰亂，給飽受戰亂的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這一點上來說兩個朝代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值得大書特書，不過宋朝和明朝更感覺是兩個不同的時空，到底為什麼小楓和大家一起看看。

一、中間文化的斷層給人一種斷代之感

上面也提到了宋朝和明朝之間只隔了98年，這個98年正好是元朝統治的時間，宋朝真的十分不幸，從他立國到滅亡一直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先有遼國後有金國，就連西夏的党項都能來威脅大宋一番，可見當時的處境，甚至金國還將北宋的兩個皇帝都給抓走了，滅亡了北宋，這就十分的操蛋了，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將一個正統國家可滅了，聽起來可笑，但是人家確實做到了。

南宋建立算是延續了國祚，不過好景不長，蒙古崛起，吞併了金國，建立了元朝，而且將南宋給滅掉了，崖山一戰讓徹底滅亡了中華，現在很多人都說崖山之後無中華，開啟了元朝統治的時期，也正是這一時期，堪稱漢人的悲哀，和黑暗的時期。

宋是中國歷史上文風最盛的國家，身為漢族王朝自然也是以禮以孝治理國家，在律法之外還有道德的約束，這是漢族王朝的共性，也形成了華夏的道德，但是這一切都被蒙古給破壞了，這是生長和崛起在草原上的蒙古，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和中原王朝格格不入。就比如皇位繼承問題，漢族王朝於嚴格的繼承製度，嫡長子繼承製，無嫡就立長，這確保了皇位繼承的穩定性，但是元朝可不是一樣，短短的幾十年，元朝的皇帝更換比五代十國戰亂時候還頻繁，經常為爭奪皇位而大打出手，這也是元朝短命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忽必烈接受漢化以來，雖然蒙古族開始接受漢族文化，但是他們是一個征服者的姿態進入到中原的，他們強大的心理，怎麼可能全盤接受漢化，只能強迫漢族接受他們蒙古的文化，他們認為這才是征服，在這種情況下，漢族文化遭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比如元朝把他所統治的人分為四等，其中之前南宋人是第四等人，是最低等的人，這樣的人根本沒有什麼地位可言，打個比方，如果第四等人殺了一個蒙古人，那不用說必須處死，而且他的家產等全部都要被收回來，然後賠償給被殺的人。

反過來，如果一個蒙古人殺了一個漢人，那屁事沒有，頂多打幾下，然後賠償點喪葬費就齊了，對，在元朝就是這樣一個情況，不服氣又能怎麼辦？

所說在那個時候漢人根本不是人，即使漢人當官待遇也不一樣，將宋朝那種自由文風和漢族的文化基本上都毀滅殆盡，直到元朝建立多年，這種情況才逐漸改變。但是明朝也開始對讀書人進行禁錮，完全沒有宋朝那個時候的文風了，即便恢復了漢人衣冠，也沒有了宋朝那種氛圍，給人一種天然之別之感，不過總的來說明朝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功不可沒。

二、明朝對官員不友好呀

在我們的印象之中，宋朝的官員十分幸福，真正做大了與士大夫共天下，宋太祖趙匡胤留下不可殺上書言事的士大夫，這就等於給皇帝戴上了緊箍咒，大臣只要不順心就可以逮著皇帝可勁的噴，就比如包拯能噴皇帝一臉唾沫星子，再向前寇準都給威脅真宗皇帝一定要御駕親征，官員除了謀反，基本上沒有被殺的，最多就是貶官，比如咱們的才子蘇軾就經常被貶。

可是到了明朝這種情況就變了，敢亂噴皇帝你找死，特別是在朱元璋時期，不要說敢噴皇帝，你沒有錯誤皇帝都想弄死你。啥?你還想謀反，開什麼玩笑，你死嫌棄你的命太長了，老朱分分鐘鍾叫你做人，即使到了中後期，還有廷杖，被打死的官員也不少，對於士大夫來說宋朝是他們的天堂，而明朝則是地獄一般的存在，真的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一點必須要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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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外關係上

宋朝對外一塌糊塗，特別是宋太總趙光義在高粱河當了車神，從此宋朝就像是被打斷脊樑的人，對外根本無法直起來腰桿，被契丹欺負，每年要用錢財來買和平，如果契丹就算了，大宋統治下的党項族也開始和大宋鬧騰，結果還成了一個國家，一個國家打不過一個部族，這真是恥辱。最後西夏稱臣，但是宋每年賜予西夏歲幣，只是換一種說法而已，還是屈辱，。

被以為契丹衰落了，這是好事，可是金崛起後來金攻陷汴京，擄走徽欽二帝，滅掉了北宋，恥辱不？金衰落，但是更為強大的蒙古出現了，更不用說南宋只有捱打的份了。

但是到了明朝就不一樣了，朱元璋建立大明，揮師北伐，驅逐蒙元，後也不斷的打擊蒙元的殘餘勢力，基本上是勢如破竹，到了朱棣時期更是多次親征，對北方威脅大明的部落進行討伐。在對外上明朝從來不觸任何人，敢於和任何人一戰，不和親不賠款，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就是明朝的骨氣。

所以在對外之上，明朝還是和宋朝不同的，甚至是雲泥之別，一個怎麼打都不勝，一個總是可以吊打人家，這就是差別。

其實宋朝和明朝相差不遠，但是中間畢竟隔著一個朝代，一個和中原完全不一樣的朝代，文化等各方的斷層卻是影響了華夏，但也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

天楓說

因為元朝的改變。

元朝雖然僅僅存在了98年，但是它對於漢族文化的摧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然我們現在把元朝歸為我們古代史中的一環，但是實際上，漢族文化差點被滅絕。

近代史上日本侵佔東北，實行去漢化和奴化中國人，僅僅14年，還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差點摧毀了東北的很多傳統文化。元朝98年的高壓統治，經歷4代人的洗腦，很多文化都被修改了，很多傳統也都丟失了。

元朝統一中國之後，實行的是奴隸制，是宋朝封建制的退化，元朝大力實行農牧制度，長江以北大片的土地都被改造成牧場，農耕文明幾乎被摧毀，即使是反抗不斷的南方，也深受其害，大量宋朝時期興修的水利運河等等，都被元朝否定。

大宋奉行程朱理學，儒家獨尊，地位最高的是士族，讀書人的地位遠高於武夫。而元朝倒置，讀書人收到迫害，極力用兵。導致朝廷和民眾的暴力心理都極大的擴張，等到南方爆發大規模反元活動的時候，真的是華夏文明危在旦夕了。

等到朱元璋建立大明，還是有很多習慣延續了下來，讀書人的地位不再，一直到大明後期，才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看宋和明兩朝，確實不像只隔了百年的一脈相承的文化。

就像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再到倚天屠龍記的感覺一樣。

張君寶生於大宋，長於大元，成名於大明。一生歷經三朝。之前就見過人爭論張三丰到底是哪個朝代的，差點打起來。

大啵嘶

宋明兩朝，天差地別。甚至可以說是：換了人間。

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宋明兩朝，戰略態勢從東西對決，轉為南北對決。

以宋朝為例，雖然兩宋地盤不大，但都是農耕文明的精華地區，加之沒有西域那樣的廣闊邊疆需要經營，中央財政的負擔較小，可以說非常的富足。但物質財富空前發達的宋王朝，在精神上卻陷入了迷茫，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戰略態勢的變化：

宋興前，中國的舊格局，沿著西安——洛陽這個軸線運轉。

宋滅後，中國的新格局，變成北京——南京這個軸線運轉。

北方強大的馬背民族，迫使宋朝全面防守。因為宋朝思維還停留在東西軸線上，所以在立國之初，沒能更堅決的拿下幽州。但是宋朝又急於總結唐朝滅亡的經驗，閹割了國家的尚武精神。如果宋朝能夠拿下幽州，再重文輕武，或許華夏文明的格局又不一樣。

華夏文明誕生以來，第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被宋朝的精英分子迎頭撞上,他們被徹底的撞暈了。終宋一朝，只有兩個字迷茫。

明朝建立時，南北對立局面徹底形成。明朝為了對北用兵，南方的財政就變得空前重要。於是南方獲得很大的發展，但是社會發展帶來的人口增加，國家的負擔變重，又暴露出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得明朝國力恢復的同時，國家的脆弱性也直線上升。

財政的“雞蛋”，都在農業一個籃子裡，國力越強，國家反而越脆弱。明朝就在小農經濟的短板中，逐漸陷入絕境。

二、戰略態勢的不同，導致宋明社會心態不同。

宋之後，因為長江流域的開發利用，再加上商業貿易前所未有地發達，使得華夏文明日益精確、富足。宋朝時期，戰略態勢雖有轉移，但不夠明朗。對於宋朝精英來說，最好的戰略就是：採取守勢，靜觀其變。

在西、北皆有戰事的情況下，宋朝安心經營東南，整個社會心態也從唐朝的外向，轉為守勢。至此宋朝只有守國之法，再無拓土之能。但也不能就此說宋朝弱，畢竟在軍事短板的情況下，宋能夠熬死遼、金，本就說明了宋朝的強悍實力。

有人說“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又有人說“明朝無明君，無名臣，無名將”；其實這兩點結合起來就是明朝：拼命三郎+窮。

朱元璋作為農民、和尚，一步一個腳印統一了國家。說好聽點叫腳踏實地，其實就是窮到只能拼命。而在無數次的拼命中，朱元璋順利統一了國家，而老朱家也學習祖先“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最終崇禎拼命失敗，身死國消。

而明朝除了只會拼命外，還有窮。明朝之窮，窮在心態，窮在國本。

在沒有國際貿易的時代，強調農業是無奈之法。但是有了宋朝國際貿易先例，明朝依舊選擇農業。歸根到底是老朱家完全的底層出生，對貿易天生不信任。漢高祖雖然也是平民出身，但是外戚屬於富豪階層，所以對商業並無太多排斥。

即使明朝中後期的商業發展，也是政府引導下的買辦集團。目的不在於提升社會流通，而在於官僚們斂聚財富。當大航海時代的銀元從菲律賓進入中國時，這種畸形的體制尚能持續，可一旦銀元出了問題，被養貪的官員，就轉而剝削農民。

以小農經濟為立國根本的明朝太過脆弱，哪裡經得起官僚階層的剝削呢？

三、戰略態勢變化，導致社會心態改變，最終導致宋明集權政策畸形

宋朝：讓宰相站著。

明朝：宰相是誰？

後記：

跌跌撞撞迷迷糊糊間，華夏走到了現在。

（圖片源於網絡。）

紫禁的sphere

宋明兩朝，區別非常大。

政治方面

宋朝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和大臣齊心協力，共同面對出現的問題。皇帝對大臣也非常寬容，不會隨便殺大臣，也不會羞辱大臣。而明朝的皇帝把大臣視為仇人，要麼屠殺、要麼廷杖，要麼下獄。總之皇帝對付大臣的手段非常非常多，而大臣只能以死抗爭。

特別明朝的中後期，君臣關係極度惡化，每天上朝，大臣就和皇帝都是各種撕逼。皇帝要麼廷杖伺候大臣，要麼將大臣下獄。

宋朝有宰相，統轄百官，而且權力也相當大，可以有效約束皇權。從詔書的起草到頒佈，就可以看出一般。

宋朝的詔書，一般由宰相管轄下的的中書舍人起草，交皇帝批准。如果皇帝自己發佈詔令，則需要宰相副署，才可以正式發佈到朝廷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如果宰相認為詔令有問題，拒不副署，皇帝要麼改詔書，要麼把改詔書作廢。

既然宰相權力這麼大，就有臺諫約束宰相。宋朝的臺諫，是歷朝歷代最高效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官員濫用權力。而其中對宰相的監督，也是重要一環。

宋朝是皇權和皇帝和宰相各自自己的權力邊界，皇帝不能侵蝕宰相的權力，宰相也不能隨便濫用權力。

明朝的皇權高度集中，朱元璋廢掉宰相，自己統轄六部，相當於董事長兼任CEO，大權獨攬。後期朱元璋實在忙不過來，就設立了內閣和首席大學士（通常稱為首輔），品級非常低。到了後期有所提升，但仍然無法管轄六部。

內閣相是皇帝的秘書班子，首輔相當於皇帝的秘書長或辦公室主任。所以首輔完全不能宰相相提並論。內閣有票擬權，就是建議權；皇帝擁有批紅權，也就是決定權。到了後期，皇帝讓太監代管批紅權，使得內閣首輔和六部官員，都得看太監的臉色行事。

內閣和內閣首輔沒有單獨行事的權力，如果要辦事，只能依仗皇帝或者太監。例如明朝第一首輔張居正，為了推行改革，必須和擁有批紅權的太監馮保合作，才可能把改革推行下去。如果沒有馮保支持，張居正完全沒法搞改革。

明朝的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所謂的首輔跟無法像真正的宰相那樣，制約皇權。例如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當了17年皇帝，換了50個首輔，還殺了其中3個。

民生方面

宋朝一改以前的重農抑商策略，大力發展商業，宋朝的商業是歷朝歷代最繁榮的。除了商業，宋朝在農業、手工業方面，也發展良好。宋朝的經濟是歷朝歷代最發達的，看《清明上河圖》就知道了。

而且宋朝不限制百姓的流動，允許百姓自由遷徙。

反觀明朝，經濟問題一直困擾著歷代君主，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往後的每個皇帝，幾乎都被財政危機所困，卻一直無法有效解決。特別是中後期，好幾次連官員的工資都發不出，只好拿香料充數。

而明朝的戶籍制度也很恐怖，和印度的種姓比較類似。明朝把百姓按職業分不同的類別，如軍人、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等。職業世襲，不能改變，負責嚴懲。例如你祖上是農民，你家世世代代都將從事農業，不得從事其他職業。

明朝對嚴控百姓流動，百姓出門10裡，要知會街坊鄰居，告訴他們自己要去什麼地方，大概什麼時候回。出門50裡，要向當地官府申請一張通行證，才可以出門。如果沒有通行證擅自出遠門，被官方抓到了會嚴辦。

文化方面

宋朝文化極為昌盛，唐宋八大家，宋朝就佔了6位。可見宋朝的文化實力。

諸如蘇東坡、歐陽修、范仲淹、晏幾道、晏殊、蘇舜欽、王安石、柳永、司馬光、辛棄疾、陸游、李清照、黃庭堅、楊萬里、秦觀........簡直不要太多。

宋朝文化最具代表的東西，就是宋詞了。宋詞和唐詩比肩。宋詞中誕生了大量經典的詞作，一直流傳後世。

明朝當然也有文人，比如解縉、江南四大才子、沈周、歸有光等。雖然有點名氣，但是完全不能宋朝相比。他們也有作品，但是作品名氣也無法和宋朝相比。

羅貫中和施耐庵倒是寫出了非常經典的文學作品，不過這兩人都是元末明初人。姑且算是明朝的吧。

總結

從宋朝到明朝，雖然只經歷了90年，但是宋明差別很大，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傳統史學界對明朝的評價也不高，甚至有史學家用“死氣沉沉”形容明朝。當然，只是一家之言。

宋朝也有自己的問題，不能過分吹捧。靖康之變就不說了。打仗方面，宋朝真的是個弱雞。西夏、遼、金都能把宋朝按在地上摩擦。

其實，明朝如果稍微爭點氣，君臣同心，皇帝勤政愛民，官員積極為皇帝分憂解難，再多為底層百姓考慮考慮。明朝取得的成就，可能不會輸給宋朝。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袁衛宇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清朝之間只隔了37年，為什麼感覺這兩個時期就跟兩個世界一般？

哈哈，上面的話當然是開玩笑的咯。

看問題應該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

元之前的宋，是中國古典時代的最高峰，政治上名臣倍出，文化上豐富多彩，經濟上各行各業蓬勃發展，科技上也是古代中國的最高峰，當然，軍事上，哎，一言難盡。

而宋取得的這些成就，被元粗暴的打斷了。大元是建立在宋的屍骸上的。這不等同與簡單的改朝換代，一朝別另外一個朝代所取代那麼簡單，是真的踩著一個國家的屍體建立的。

宋亡以後，多少能工巧匠，文人異士遠走海外，他們帶走了很多三百年以來積攢下來地位寶貴知識，而沒有走的，大多是走不了的，或者屈服在蒙元之下，希望能獲得機會的人。

元是不太重視中原文化的，對於這些看起來不能吃不能用的東西，他們寧願多開幾個牧場，多放點羊，養些馬。

89年看起來不長，但其實也不短，畢竟幾乎已經過去三代人了，斷了三代的文化，如何又能完好無損的傳承下去呢？

很多寶貴的東西不是毀於戰火，就是消失匿跡，畢竟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不能把知識分享到網上傳承下來。

而且最重要的是，宋人那種勇於創新，文化自信的精神沒有了，漢人是第三等人，而南人卻是最低等的人，他們沒有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再怎麼努力也沒有什麼出頭之日，如此局面下，又有幾個人能夠激情四射地搞詩詞文化，搞發明創造的？大家已經麻木地活著，也只是活著而已。

消亡一個國家的文化屬性，其實也就是那麼幾代人的事情，幾代之後，國人已經記不清祖先是什麼樣子的了，你看清代明，不過一百年，漢人們誰又還記得自己原來是不留辮子的，而且在他們的意識中，人生來就應該留辮子的……

應該慶幸，蒙古人沒有什麼文化的概念，同時也對我們的文化沒有什麼興趣，如果他們知道文化的重要性，來個推廣蒙語蒙文，或許89年以後的大明，要矯正官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以上個人淺見，歡迎大家討論交流，如果喜歡我的文章，順手點個贊，關注也是極好的。

江畔初見月

宋明之間不足90年，為何斷代如隔世？宋朝和明朝只隔了98年，為什麼卻感覺兩個朝代之間相距很遠呢？這兩個問題完全是一個意思。

上一篇問答已經解釋了這個問題，還花了足足五千餘字，所以這裡就重複了。簡單地說一說，再把重點放在“主要體現在哪方面”這個問題上來。

簡單地說，宋朝和明朝之所以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面產生巨大的差異，讓人產生恍如隔世，相距很遠的感覺，從歷史的表象看是因為文明的時代階段演進，從本質上看是因為文明中心的不斷轉移。

從歷史的表現看，文明時代階段的演進，會帶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政治經濟文化哲學等的發展，會帶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從宋朝到明朝，雖然只隔了一個元朝，但卻是兩個時代階段。

從文明的本質看，文明中心指的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是一個國家統御全國各個地區的基本力量，是一個國家首都的所在地，是各個地區生產生活的唯一標準。 從宋朝到明朝，文明中心歷經河南汴京、江南杭州、燕薊北京、江南南京、燕薊北京，文明中心不斷轉移，生產生活的標準不斷變換。

簡單地回答了第一個問題，要看詳細解說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上一篇問答。接下來回答第二個問題：宋明兩朝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哪方面？

要陳述宋明兩朝的不同，肯定要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生活五個方面去解說。當然，如果要對比這五個方面，需要大量的篇幅，這裡就簡單地說一說最大的不同。

宋明兩朝最大的不同是：文明時代演進下政治格局的不同。南宋是偏安一隅的割據政權，而明朝則是大一統的政權。

明朝與南宋在政治繼承上並沒有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在政治上並非繼承南宋的政治遺產，他繼承的是元朝的政治遺產，這也是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承認元朝歷史地位的原因所在。而元朝呢？他也沒有繼承南宋的任何政治遺產，他繼承的是金朝的政治遺產。

為此，在政治軍事制度上，明朝基本上是在元朝的基礎上進行改進的。在政治軍事格局上，明朝面臨的是金元兩朝的局面。例如，在明朝前期，明朝主要的軍事假想敵以及打擊對象是蒙古草原的政治勢力，這與金朝統治草原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樣的；在明朝後期，明朝主要的軍事假想敵是東北的政治勢力，也就是女真人的後裔滿洲人，這與元朝統治東北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樣的。

從元朝開始，中華文明完成了向大陸擴張時代海外擴張時代的邁進。為此，明朝軍事擴張的主要方向是海洋，這與元朝是一樣的。元朝建立後，蒙古汗國對西域的四大汗國進行統治的政治模式被打破，轉而形成了傳統的宗藩關係。

統一後的元朝與蒙古汗國還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不能將蒙古汗國在西方的擴張視為元朝的擴張，即便元朝的確派出了兩支西征大軍，滅掉了阿拉伯帝國以及東歐諸公國，但是主要的兵力以及後勤，都是直接由中亞的察哈臺汗國提供的。

元朝的擴張主要還是海外擴張，攻打日本以及東南亞諸國。當然，都是軍事勝利，擴張失敗。而明朝也是如此，鄭和下西洋組建龐大的遠征水師，不是為了軍事擴張，而是為了宣揚國威，這是說不過去的，也與國家的需要相矛盾。

讀過明史的朋友應該知道，明朝在下西洋之前，派出了很多的細作，為軍事征服作了很多的準備。只是隨著朱棣遷都北京，海外擴張就逐漸沒有了聲音，鄭和下西洋也變了質。明朝甚至放棄了對安南王國的統治。無論是元朝，還是明朝，海外擴張都是失敗的，反而加強了海禁。所以，在西歐文明開啟大航海，進行海外擴張，發現並開發了美洲澳洲，催生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而元明清三朝，中華文明則逐漸走向了沒落。這裡面的原因，這裡就不說了。

元明兩朝都有海外擴張的需要，而南宋，雖然海運貿易發達，但是南宋從來都是等待海外貿易商隊前來，至少在官方上沒有出擊海外的行動。即便近在咫尺的流求，都沒有任何要收入版圖，移民開發的企圖。

很多人或許認為宋明兩朝最大的不同是人文精神的不同，這是不對的。當然，在人文精神上，宋明兩朝的確有很大的不同，但並不是絕對的不同。如果說在政治格局上，明朝繼承的是元朝的遺產，那麼在人文精神上，繼承的卻是南宋的遺產。因為很多學者說到宋明兩朝時，都會說到宋明理學的繼承與發展。

其中原因在於，朱元璋是南方人，明朝統一天下的文明中心最初是在江南地區的南京。所以人文思想上，基本上具有南方人的特點。朱棣遷都燕薊地區的北京後，推行的官話依然是南京官話，奉行的治國哲學依然是程朱理學。

所以說，宋明兩朝在人文精神上本質上是相同的。當然，在表現方面卻有很大的不同，明朝在服飾裝扮上就有很多蒙元政權的特點，在對待官員的態度上也有很多蒙元政權的特點，比如說加強了中央集權，強化了皇權，沒有了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氛圍，反而設立廠衛，殘忍地對待士大夫官員，大興文字獄。在對外的態度上，也沒有唐宋那般開放的心態，反而是與元朝一般推行海禁，禁止百姓出海，對待商業以及海貿發展的態度上非常惡劣。

事實上，明朝變得越來越保守，不復唐宋開放的大國姿態，並非是人文精神造成的，而是時代演進下，政治需要帶來的改變。具體的這裡就不再說了。

放棄的回憶

黨爭，是古代政治中的一個常見現象，歷朝歷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孔子有云：“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歷史告訴我們，黨爭並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會黨爭。在這一點上，宋代和明代給了我們兩種截然不同的“示範”。

宋朝：“廢法不廢人”

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公元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90年，此時已經歷過對遼化和西夏數次戰爭的北宋，國力消耗嚴重；而且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此時，名臣范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制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佈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圖1 范仲淹（989年－1052年）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面。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御史臺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御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范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范仲淹和御史臺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范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佔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御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覆，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鑑》；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

圖3 司馬光（1019年－1086年）

明朝：“身與名俱滅”

有明一代，“黨爭”可以說貫穿始終。

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圍繞其中的核心人物、韓國公李善長，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如同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因其為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干功臣中並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封功臣時其只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圖4 胡惟庸（？—1380年）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還沒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徵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由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藉故革掉了劉的俸祿。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藉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是，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

到明代中期的嘉靖、萬曆二朝，“黨爭”正式登場。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汙，“清流”官員藉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閒著，他利用權勢，先後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仇鸞。在嚴嵩掌權的二十餘年裡，“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後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但都未能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圖5 嚴嵩（1480年－1567年）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曆皇帝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順從萬曆的想法，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上書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黨”。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20餘年之久。

明熹宗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稱之為“閹黨”。因魏忠賢得熹宗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御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餘東林黨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佈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覆滅。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幾乎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圖6 魏忠賢（1568年－1627年）

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麼

這就要說到兩朝的立國之本了。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及其寬容，只要不是罪大惡極，並不會被施以刑罰。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遠離朝政。這點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而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自己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牽連被殺的官員達四萬餘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圖7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其次是長江流域的開發。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范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陝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到明代，長江中下游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自此，“金榜題名”者幾乎無一例外來自於這個區域：如歷任首輔的嚴嵩（江西新餘人）、徐階（今上海松江人）、張居正（湖北荊州人），其中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更是集中於蘇錫常地區。這使得他們在文化觀念上更容易相互認可，進而抱團結黨，共同進退。

歷史大學堂

98年真的很久啊，想想98年前，中國還是民國初期，整個國家還很動亂，和今天一比不也是差距很大嗎。

還有，考慮到古代人結婚生子比較早，一般15-17差不多連孩子都有了，那麼98年的時間至少也可以出來五代人了，五代人的話，想改變一個風俗或者習慣也是綽綽有餘了。

宋朝和明朝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政治面貌和社會面貌上。首先宋朝是一個極具人文風情的王朝，因為從仁宗開始，趙氏皇帝越來越軟弱，相應的就把國家權力更多的分散給了文官集團，而宋代學風昌盛，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二個百家爭鳴時代，儒學派別林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程朱理學，像大文豪歐陽修、范仲淹，包括王安石都有自己的學說派別。必須要知道的是，宋代包括宋代以前是不存在腐儒的，因為儒生們雖然敬重孔子，卻沒有對他奉若神明，相反，在宋代，批孔思想非常盛行，打擊對《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有著各式各樣的解釋。所以在這樣開放的學風下，宋代的政治得以多元化。

但是元朝取代宋朝之後，蒙元的統治者並不能理解儒學是一種哲學派別這種思想，只是單純的把它歸為一種宗教，而孔子就是這個宗教的神明，方便管控的理學成了儒學的唯一學派。這種舉措很成功的將儒學宗教化，雖然沒有中國人認為儒家是一種宗教，但是無腦式的拜孔確實是從元朝開始的。而在明代，這一改變被襲承了下去，所以一直到王陽明出現以前，整個大明王朝的學術氛圍是非常低迷的。

再者明初因為戰火剛剛結束，再加上明太祖的高壓政策，整個社會表現出來的景象遠沒有宋代那樣繁榮，也是一直到隆慶時期，明朝的民間商業迅速發展，再加上市井文化的膨脹式發展，明代的城市才開始重現宋代的繁榮。

同樣的，明初的政治氛圍非常緊張，文官們並沒有太大的話語權，朱元璋成功的把權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裡。大明王朝初期的政府，是一個繼承了大元的皇權至上並再上一層樓的高度獨裁政府，除了歸咎到朱元璋個人的原因以外，還和明初的政策制定者對於宋元制度之間差距的不清楚有關。如果仔細看看明初的政治，它是以唐製為框架，夾雜了很多宋代和元代的東西在裡面，因此和宋代的政治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同。

火器工坊

宋代和明代實際上只隔了一個98年，只隔了一個元朝，為什麼給人感覺確實十分遙遠，其實這和許多方面都有關係。

不過主要和戰爭有關係，再加上中間隔著一個被蒙古人通知的朝代，導致很多人感覺這段過程十分的漫長，要知道元朝實行的四等人制度，漢人是被分配在第三等的存在，這也讓當時的大部分黎民百姓對於未來對於人生看不到什麼希望，只能苟且的尋求或者，從陸秀夫跳海自殺再到朱元璋登基稱帝，這中間不到100年時間，卻因為元朝的高壓統治，底層百姓更新換代速度加快，導致了文化的斷層、制度的斷層，這也讓明朝的制度雖然基本上延續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框架卻又有所突破有所改變。

文化上，宋朝異常繁榮，士人階級地位十分高，文化形式繁榮，但是到了明朝開始凋謝，士人更多的參與到政治上。

經濟上，宋朝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商業非常發達，當時創造的財富水平十分之高，明朝則是推回到了小農自給自足的階段，中國的經濟迅速滑坡，漸漸被世界所超越。

戰爭起到加速催化的作用。元朝滅亡大宋，朱元璋從南向北收復華夏大地，驅趕蒙古人，建立大明朝讓時間的維度被拉長，讓人感覺宋朝和明朝實際上非常遙遠。

而且明朝的服飾、民俗、思想等也與宋朝有了十分明顯的改變，也進一步造成了人們的誤解。

不務齋

宋朝達到了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巔峰時期，這個結論是被學術界廣泛認可的，宋朝的富有想必大家都是聽過的，不討論有沒有佔據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80%這事，單說南宋，那半壁江山的GDP居然也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遠遠超過疆域面積更廣闊的明朝任何時期。我對比過《明史》和《宋史》中關於商業部分的記載，看得出兩個朝代的商業政策是非常不同的，而這種差異，我覺得是為政者的個人能力問題，說白了就是趙匡胤懂得怎麼經商，而朱元璋不懂。

在文化方面，大家都知道唐詩宋詞，跟唐詩相比，宋詞更加隨性，更加無拘無束，像蘇軾、辛棄疾、李清照、王安石、范仲淹、歐陽修、陸游等等詞人真是數不勝數，那是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時期，此後的中國再也沒有重現過唐宋時期的文化局面。

政治層面也是如此，到了宋朝那會，中國的封建帝制應該說已經進入了最良性的階段，宋朝實行三省六部制，不殺上疏言事者，皇帝從來不殺文官，因此宰相包括言官都有很大的權利，皇帝是不可能一意孤行濫殺濫罰的。宋仁宗因為救災不及時，范仲淹闖進宮廷當面質問他，“如果宮裡半天沒有食物，你會同意嗎？”宋仁宗老老實實的救災放糧；宋真宗想要冊封一個貴妃，詢問宰相的意見，時任宰相李沆直接把傳令官手裡的手詔給燒了，說“你告訴皇帝，這事我不同意”，宋真宗最後還真沒冊封那個貴妃，這一點都不誇張，都是《宋史》裡記載的，宋朝真是這樣的，即便是大昏君宋徽宗時期，有大臣當面指責他寵信奸臣遲早亡國，他也沒生氣，還褒獎了那個官員。北宋所有的皇帝，全部都能虛心納諫，宋徽宗剛上任那會也是如此。這樣的皇帝，這樣的制度，其他朝代可能嗎？在明朝可能嗎，朱元璋朱棣啥樣大家都聽過吧，完全相反的作風。

至於明朝為什麼沒有繼承宋朝的優點，毫無疑問是跟元朝有關的，雖然元朝只有97年，但卻完全斷絕了宋朝文明的前進步伐，無論是經濟政策、文化繁榮還是政治的開放性，都因為元朝的出現戛然而止，明朝建立後，眾所周知朱元璋是農民出身，倒不是對農民有偏見，而是農民階級有侷限性，這種侷限性使得一個朝代在政策方面的眼光是短淺的，心胸是狹隘的，發展經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這一點，從朱元璋和趙匡胤對待功臣的區別上就能看出來，完全是天上地下兩種做法，兩種素質的人，必然締造兩個完全不同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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