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新年招待會上，袁世凱繼續用排場展示他的威嚴：在外國使節驚異的目光中，20位將軍畢恭畢敬地走進大廳，將一條地毯直接鋪在大總統的面前。在西方，如此隆重的禮節只適用於君主，但對袁世凱而言，這卻是順理成章的一幕，在這個充滿變數和轉折的年份，它如同一個信號，毫無保留地昭示了專制即將到來。
風雨中的共和
任何事情都有其原本。事實上，早在1912年春，種種跡象便在身處萬人之上的袁世凱身上表現了出來。南北和談的確賦予了他國家元首的地位，但在責任內閣制的束縛下，他卻沒有享受到權力的果實。
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共和國施行責任內閣制，大總統沒有最高權力。這部約法由孫中山在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第二天頒佈，其中因人設法的意圖非常明確。
古往今來，權力的矛盾很難消弭，對一生都在攫取權力的袁氏而言，如此種種註定是難以忍受的安排。他不斷在聲明中陳述自己的挫折和不幸，其中最令他擔憂的莫過於黨派問題：“無論何種政黨……若乃懷挾陰私……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而這份講話，竟發表於其就職後五個月。
袁世凱所指的“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者，正是在國會中佔優勢的國民黨人，他們堅持己見，不斷阻撓他的行政計劃。1913年3月，以國民黨黨首宋教仁遇刺為導火索，南方各省在醞釀規模宏大的反袁運動。質疑和爭吵到達了頂峰，但袁世凱並不打算屈服，他野心勃勃，準備一舉藉機剷除所有政治對手。
他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口號，那就是保持國家統一，更何況時局使人們相信，爭論只能將國家帶入動盪。1913年5月下旬，“二次革命”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陸報》記者彌勒詢問對局面有何看法，袁世凱回答：“現在看透孫（中山）、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也是搗亂，右也是搗亂。
我受四萬萬人民之託，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當宣佈對南方國民黨進行討伐之後，袁氏又立刻發表通電：“該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竊土地，擅行宣佈獨立，破壞民國之統一，擾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為，實為亂黨，政府不得不依照國家法律以兵備警戒。”
對國民黨人來說，以“革命”對抗袁世凱的“反革命”，無疑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選項，儘管如此，過強的願望有時只能換來適得其反的結果。“二次革命”用來去匆匆證明，政治上的冒進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得不償失。
正是這次內亂完全改變了袁世凱的心態，更不幸的是，名義上統一了全國的他已不再需要等待，製造輿論、清除異己、培養死黨，一切都進行得有條不紊。10月6日，在“公民團”的山呼萬歲中，他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
總統權力很快壓倒了一切，甚至制憲也不得不在最高意志的支配下運轉。1913年夏，議員曾擬定過一份《天壇憲草》，但在解散國民黨、國會停開等風波後，憲法起草委員會的30名成員中有28人被剝奪了議員席位，面對如此巨大的打擊，所有的躊躇滿志都化為泡影，原因非常簡單——微弱的分權色彩觸碰了當權者的禁忌。
袁世凱的有恃無恐，正是源於自身的實力雄厚，內閣成員是他的親信，老部下段祺瑞掌握著最精銳的軍隊，議員們因收買和恫嚇噤若寒蟬，大批軍警和便衣在街頭大肆搜捕異見人士。當又一個新春降臨時，民國正無可救藥地向一人之治的道路走去。
躁動的開端
這注定了1914年是不安定的一年，而種種躁動的跡象，甚至在年初就得到了體現。國會和進步黨內閣遭到解散，隨後地方議會也以“掃清滿清舊制”的理由被廢止，商會被置於新法規的管理之下，《臨時約法》事實上蕩然無存。對商人、士紳和知識分子來說，這種變化不啻當頭一棒。
“今日國會、約法、內閣制、地方自治、政黨社會種種‘不良’之物皆已剝去矣，今後之種種悉由政府負之矣，是政府雖欲不露其真骨而不可得矣。嗚呼，其真骨如何？”1914年2月9日，《申報》以沉重的筆調寫道。但作者最後又不得不顧左右而言他——是輿論管制的日漸嚴厲，讓人不敢質疑共和衰微的事實。
1914年4月，全國在戰慄中迎來了《報紙條例》的公佈，這是在滿清滅亡後，政府又一次向輿論伸出觸手，廣東和北京相繼有報刊遭到查毀，即使如《申報》之類的報界巨頭，面對重壓也不得不正襟危坐。
1914年5月，《中華民國約法》通過，這部事實上的“袁記約法”並沒有限制總統的權力，反而將宣戰、媾和、任免等諸多大權集於一身。“今試將全文中之大總統三字，代以大皇帝，則讀之者方將疑為俄國之法！”當消息傳到上海時，英文報紙《大陸報》不由瞠目結舌。
至此，袁世凱向獨裁邁出了關鍵一步，和今天的想象不同，不是所有公眾都在喟然長嘆。共和為何如此不堪一擊？其實問題恰好源於自身。
新政權的形式是移植的，組織是散漫的，甚至運轉也步履維艱。梁啟超在《國會之自殺》中寫道：“八百員顱，攢動如蟻，洶洶擾擾，莫知所事，兩旬不能舉一議長，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數之缺日有所聞，休會逃席之舉成為故實……銷此半日之光陰，則相率鳥獸散而已。國家大計，百不一及，而唯歲費六千是聞。”至於議員本身亦魚龍混雜，尸位素餐者更比比皆是。
泥潭中的政府，註定無法用成績回應公眾，但袁世凱卻找到機會，接納了失魂落魄的人群。他們固然不是天生青睞專制，但擁戴共和的動機卻是無比功利。“無識者流靡。然風從浸淫，而竟成一種輿論”，《申報》這樣評論，甚至連曾任司法總長的王寵惠也不由哀嘆，說憲法是“不祥之物”。
新氣象？
將共和踩在腳下的袁世凱志得意滿，他在公佈《中華民國約法》時即公開聲明：“障礙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國家之事計，無不猛進勵行。”1914年的他試圖展現的，是一種嶄新的政治氣象，他理想中的統治固然充斥著個人主義，但也有高效、近代化和雷厲風行的特徵。
1914年，政府的最大危機源自入不敷出。地方當局的各自為政，讓整個中央幾乎無米下鍋：前一年，來自各省的款項只有260萬元，但相對的開支卻高達9000萬之巨。財政專家楊汝梅後來回憶道：“當此破壞時代，一切維持費較之平時自增數倍，中央絕無收入……彼時維持之道，全持外債。”
事實的確如此，1913年的4.12億收入中，超過50%來自借款，國家只能通過抵押國土資源進行償還。在財政瀕於崩潰的大前提下，袁世凱所掌控的，實際只有關稅、鹽稅和厘金而已，其中關稅收入又早已被清償債務佔盡。後兩者的徵收則紛亂如麻，以鹽稅為例，1913年的收入僅1100萬元，而中央政府從中幾乎一無所得。
局勢的窘迫讓袁世凱痛下狠心，在英國人丁恩爵士的領導下，整頓工作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成效。在1914年，鹽稅立刻躍升至6050萬元，其中53%上交給北京政府。與此同時，財長梁士詒通過在外國銀行存入償債基金的方式，讓政府債券首次獲得了信用保證。
最後一項措施意義更為深遠，1914年初，袁世凱授意梁士詒改革貨幣體系，最終決定在引入銀本位的同時，發行一種新貨幣，並用它作為今後所有貨幣的典範和標準——這就是袁世凱銀元。其製造之精、流通之廣近所罕見，甚至到1949年，這種印著他肥胖頭像的錢幣依舊因可靠而被廣為使用。
整頓稅收、提高信用、發行新幣，種種舉措確保了財政穩定。如果不是名義上的統一，相關改革可能根本無法開展，而整飭吏治的嘗試，則讓其地位更加穩定。《劍橋中華民國史》評論道：“1914、1915年，中國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在民國時期）從未被超越。”也正是在此期間，民國初年的各自為政首次得到了遏制。
然而縱使勢力遍及全國，統一政令也需要驚人的努力。作為第一步，大批地方官吏被精心挑選的官僚取代，同時，政府還宣佈了一份各省巡按使的名單，其職責只限於民事——或許在袁世凱的印象中，武人可以征服一個國家，但這個國家註定不能永遠由武人來統治。
選拔和考核官員在1914年得到了極大關注，不僅如此，政府還致力於消除存在已久的官場腐化，而這場整頓，又是隨著當年3月公佈的《文官懲戒委員會編制令》開始的，期間平政院（審判官吏罪行的特別法院）的職權得到了規範和完善，其下屬的肅政廳專職進行檢舉糾察。作為肅貪行動的第一批成果：1914年10月底，京兆府尹王治馨因受賄被處決，從判決到執行未超過24小時，辦理之迅速，可謂前所未有。
各失所望
結果好一切都好，天真的人們曾這樣認為。然而，獨裁帶走了紛爭，也讓政治淪為大總統的個人表演。國人很快發現，正如外界提醒的那樣，總統的決斷並沒有想象中那般完美，以鹽稅改革為例，除山西稅收略有減少外，其它地區反而逐年遞增。
利益受損的地方當局自然不甘寂寞，甚至學校、慈善團體亦設立鹽卡，長蘆鹽價每百斤不過一角五分，運銷兩淮，所交稅費相當於原價的3000%，唯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政府在“改革”中收穫頗豐。
整肅官場的評價同樣褒貶不一。從商周到民國，無論以官究官的形式如何鼓舞人心，歸根結底，實質無外乎權力場上的生態調整。貪婪是人的天性，任何政權都面臨著根治腐敗和維護形象間的兩難，因此，最好的方案莫過於在不傷筋動骨的前提下，以溫和的治理凸顯法律的公正。
正是因此，被懲辦的官員都是精心挑選的，譬如首當其衝的王治馨，他落馬的原因其實不是大肆索賄受賄，而是在宋教仁案中發表了不負責任的言論。換言之，精心醞釀的反貪風暴，更可能是一次別有用心的內部掃除。
縱然上述問題算作白璧微瑕，動搖統治的隱患也在大量浮現，軍人掌權的現狀沒有改變，政策與私利的糾纏不清則遭到了懷疑與譴責。至於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則隨著官僚做派的復活而日漸疏遠，根據一份命令，官員被分為九等：三等卿、三等大夫和三等士。
9月25日公佈了尊孔的決定，深受自由主義薰陶的報人和士紳們自然憤憤不平。“竊恐本意在重經驗，而所保存者僅其習氣；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復者僅其流弊。”記者黃遠庸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
當袁世凱大張旗鼓地準備祭天的時候，流言蜚語更是不脛而走。事實上，甚至在剪掉辮子的那一刻，“中國的華盛頓”對共和依舊茫然無措。1912到1913年，當革命勢力佔上風時，他便自詡為民主的保護者，等到大權獨攬後，他又重新忠於本心，對先前的立場斷然棄之，因為構成其決策出發點的，並不是對共和的信仰，而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
顧維鈞在回憶錄中說：“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它的形式優越。他的統治越來越傾向帝制，保持舊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不瞭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
在眾多舉措取得階段性成功後，袁世凱更執拗地向王座邁進，而1914年12月23日的祭天，讓這種取向得到了毫無保留的展現。古往今來，對天的崇拜是皇家的特權，因為只有天之子——皇帝，才能代表萬民，向萬物的最高主宰發聲。
“如果糧食歉收或顆粒無收，政府肯定要為全國的農民負責。祭天不一定會帶來好收成，但它一定至少能使政府擺脫責任。”內務總長朱啟鈐向美國公使解釋，就這樣，在消弭了“國際友人”的質疑後，12月23日破曉，大總統身著元帥服出現在天壇的圜牆外。
袁世凱換上了皇家紫袍，紫袍上有十二章龍紋。在其它每個環節中，盛大的排場都讓儀式宛如一場權力的表演：和明清時期的做法一樣，前往天壇的道路上鋪滿了黃沙，官廳、商鋪高掛國旗；身穿綴星藍底長袍的兩百多名樂師不停演奏，緊隨其後的是浩蕩的百官隊伍，只有祝文中的“中華民國”提醒人們，東亞最大的共和國即將被一個王朝取代。
民初政局的紊亂，讓很多人寧願用善意來揣測險惡的意圖，但即使最樂觀的期待，也隨著年底修正後的《大總統選舉法》的頒佈而漸漸消失。根據此選舉法，大總統任期十年，不僅連選連任毫無限制，而且可以傳給子嗣，使袁世凱的地位無異於皇帝。
《大公報》說：“此總統之所以尊於帝王歟？”《申報》說：“誠使以舉國所以籌備祀天之經費，盡移之以賑濟江皖、山東之災民……吾民之受實惠當萬萬倍於虛文靡節之典重輝煌。”美國公使芮恩施更加直言不諱：“袁氏正在趨於僭取帝位。”袁世凱的1914年在躁動中開始，並在更加劇烈的躁動中緩緩落幕。
並非拿破崙
“願公為華盛頓，毋為拿破崙”，革命黨人曾在1912年發出這樣的期待，但現在，所有人看到的，卻是“華盛頓”淪為慾望的奴僕，至於他治下的國家不僅沒有因此掙脫泥淖，反而走向了更劇烈的動盪與紛爭。無獨有偶，面對國內的風雲激盪，共和主義者做出了類似的效仿：流亡日本的孫文用非常手段確立了黨內的地位，但作為代價，黨徒也背棄了他們的領袖。
歷史的劇本有時上演兩次，第一次是正劇，第二次是鬧劇。接下來的場景我們耳熟能詳，渴望成為拿破崙的袁世凱註定將在徒勞的模仿中頭破血流——這不只是他沒有取得過奧斯特里茨式的勝利，更重要的乃是正劇一定是歷史的必然結果。
在正劇中，登場的力量沒有絲毫的做作和扭捏，因為其背上自有時代的烙印；至於第二次上演，則分明是一種模仿，更何況彼時彼刻已沒有了前一次的機緣巧合。
誠然，拿破崙和袁世凱的專制，都是保守主義、臣民情結和政局紛擾的產物，兩者的結局也幾無區別，只是後者的登臺較前者短暫得多。在其中，也有各路人物粉墨登場，也一定嚴絲合縫地照前一次的劇本進行排練，只不過，模仿終究是模仿，必定要穿幫的，帶給充當觀眾兼演員的人民的，也註定是捧腹而非心潮激盪。
也正是這場演出，讓作為政客的袁世凱，將人生的不同側面展現了出來，他或勤勉以至可敬，或貪婪到令人不齒，關於身後是非如何評述，學者們大可見仁見智，但學術領域的袁世凱不是公眾眼中的袁世凱，因為公眾永遠從自身的時代作為立足點窺視歷史，其觀念又是簡單且淳樸的：社會必須向前，至於其方向，又一定會以其它國家的發展模式作為參照；更何況100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復辟，無論給當時還是當下，都沒有帶來一分錢的好處。
1914年的故事當然不是劇目的全部，在經歷了漫長的折磨之後，主角終於在1916年6月6日上午10點黯然從舞臺上消失。有人哀傷他的故去，但更多的人是在歡慶。20天后，送葬的隊伍離開北京，被紫袍包裹的屍首精心地安置在棺槨中，而這紫袍，又曾被他在1914年祭天時穿過，是那個多事之秋留給他的紀念，它將永遠覆蓋著那具屍骨，長眠在安陽北關墳冢的地宮裡，並將在未來100年裡，隨著他的一切一起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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