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初，武漢籍作家方方曾為發表封城日記，被微博禁言了。
也難怪，有些人就是把“言論”當作“病毒”一樣看待的。
方方和電影的緣分不淺。
她的知名小說《萬箭穿心》被改編成電影，收穫了極好的口碑。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97年，由方方另一部小說改編的電影曾經名噪一時，並提名了第47屆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
它就是由黃建新和楊亞洲聯合執導的《埋伏》。
《埋伏》是一部看起來很小，實際很大的電影。
它的情節特簡單，講的就是兩個人埋伏的故事。
但從這個故事蔓延開，你卻能看到整個社會結構以及小人物在體制下的心酸。
那種情緒，正暗合了當下的時代。
不信，你就往下看。
聊《埋伏》，繞不過去的，要從導演黃建新聊起。
在活躍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導演裡，黃建新是觀察中國社會最透徹的一個。
眼光毒，下手狠，頗有些影壇公知的意味。
他最有名的作品，當屬“都市三部曲”。
名字對仗工整，分別是：《站直嘍，別趴下》（1992）、《背靠背，臉對臉》（1994）、《紅燈停，綠燈行》（1997）。
可是，這三部電影在內核上卻遠沒有表面那麼工整。
我覺得更能代表黃建新的是另外一組三部曲，由《背靠背，臉對臉》、《黑炮事件》（1985）和《埋伏》（1997）組成。
我稱它為“體制三部曲”，因為它們講述的都是人與體制的關係，或者說人在一個畸形體制下的窘境。
縱觀這三部電影，剛好構成一個三層結構。
《背靠背，臉對臉》位於頂層，講的是體制中的官員。
影片透過一場文化館的館長之爭，帶我們走進中國官場，看一群人為了一個職位絞盡腦汁，互相傾軋。
所有笑的背後，一定藏著把刀；所有的忠厚之下，必然暗藏殺心。
最後，大家爭來爭去，不過是一場“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
沒有贏家，只有剪不斷的人情債和私慾網。
活脫一個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
《黑炮事件》位於中層，講的是體制中的知識分子。
這群人本該活得很有尊嚴，卻因為有知識，有獨立思考能力，而被體制一再懷疑、排擠。
影片中的工程師趙書信，只因給德國專家發了一封電報，立馬遭到停職調查。
那電報上的內容是：黑炮301。
直到影片最後，德國專家寄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關於“黑炮”的全部秘密。
是什麼？
大家自己去看。
實際上，不管“黑炮”是什麼，它所代表的都是“什麼也不是”。
或者叫，莫須有。
至於今天我們要重點講述的《埋伏》，則位於最底層。
它講的是體制中的小人物。
影片由一起犯罪案件開始，黑夜，船廠工人一家四口被殘忍殺害。
保衛科長老田和幹事葉民主接到任務，負責埋伏，觀察嫌疑人的動向。
由這場埋伏開始，我們看到一個隱形的社會結構慢慢浮現。
那裡面有體制的冷酷，權力的傲慢，也有普通人的委屈。
如果用當下最應景的一句話來概括本片的主旨，那就是：不能欺負聽話的人。
埋伏。
聽起來挺威風，實際是個苦差事。
24小時不間斷，不得擅離職守，還不能讓家人知道，至於何時結束更是個未知數。
神探楊高一共劃分了7個埋伏點，最後把最不起眼的一個分派給了保衛科。
可別小看這個情節。
它雖然只佔了很小的篇幅，卻是全片的關鍵。
首先，透過這件事，導演為我們講清楚了當時——也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社會結構。
這個結構同樣分為三層。
位於最上層的是公安，代表著公權力，負責整個案件的偵破。
位於中間的是聯防大隊。
聯防大隊興起於八十年代末，為的是填補當時警局人力的不足，於是警方從各工廠抽調人員，為己所用。
這些人既是工人身份，又為警局辦事。但也正因為他們距離國家機器更近，從而獲得了一種權力的優越感。
對應到影片中的人物，就是由郭冬臨扮演的聯防隊長邱建國。
接下來，是位於最底層的船廠保衛科。
他們是實打實的工人，離國家機器最遠，也最不受重視。
於是才有了楊高把最邊緣的一個埋伏點分配給他們的情節。
說白了，這個埋伏任務很可能是一場沒有功勞、只有苦勞的瞎忙活。
但沒辦法，組織上派下來了，保衛科的人就得服從。
隨後，我們沿著這個邏輯，進入保衛科的內部。
這部電影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沒有拍工廠的畫面，也沒有拍科室，卻把當時單位裡的生態用側寫的方式勾勒出來了。
怎麼勾勒的呢？
我們先想一個問題：這個任務是怎麼落在老田和葉民主兩個人身上的？
是因為他們能幹嗎？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影片沒有明確交代。
但細想，你就明白了。因為他倆最老實。
科長老田，別看是個科長，實際上沒什麼實權。
熟悉當時單位環境的人都知道，保衛科是最容易往裡面混人的部門。
今天廠長遞個條子，塞進倆朋友；明天書記使個眼色，塞進倆親戚。
科長眼看著手下挺多，實際各有背景，真到幹活時誰也指使不動。
於是老田只好親自上陣，而唯一能聽從他差遣的，也只剩下無依無靠的民主一個人了。
與老田不同，民主對這套體制沒有好感。
相反，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對體制的不信任。
他是個退伍軍人，轉業時原本可以進入公安系統，卻因為怕累、嫌麻煩，去了工廠保衛科。
這裡面本身就帶著一種對體制的不屑。
而他之所以聽從老田的安排，也不是出於對上級的服從，而是基於朋友間的信任。
正如老田所說：“民主這個人吧，是我手下能力最不強的一個。但他有個優點，講義氣，為了朋友，哪怕再小的事，他也當成大事辦。”
就這樣，老田帶著民主，登上了廢棄車站旁的一座水塔，開始了埋伏的任務。
他們手握望遠鏡，盯著遠方，等待著遲遲不肯現身的目標。
這場埋伏，一直都等不到人。
想想都覺得煎熬。
水塔上的環境差極了，只有很狹小的空間可以存身。
老田和民主一人12小時，晝夜交替，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可他們要等的人——犯罪團伙的頭目“智者”——卻始終沒有出現。
在這二十多天裡，兩個人的精神都被拖垮了，他們的生活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老田患有肝癌，時日無多，但他每天還要瞞著妻女執行任務。
民主遭到女友懷疑，卻根本沒法解釋，只得拖著疲憊的身心一次次登上水塔。
嗑瓜子，喝水，打瞌睡，聊天，所有能打發時間的方式都被他們試遍了，可無望的等待終究難熬。
每當民主萌生退意時，老田又總會站出來勸他：“咱們幹保衛的，不光要有責任感，還得有正義和良心。咱們一走，要是罪犯又跑去殺人，可怎麼辦？”
這就是一個本分的普通人在體制裡所面臨的窘境。
他們沒有靠山，沒法輕而易舉地向上爬；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甘墮落，無論面對什麼工作，照樣恪盡職守。
因為他們的良知不允許有任何疏忽。
而體制也正是看準了他們的“老實聽話”，才讓他們做著最辛苦的工作，擔負著最大的責任，卻不給他們應有的尊重。
因為這套體制運行的邏輯，從來都是“任人唯親，欺軟怕硬”，老實人如果不學會攀附關係，又不願做個混蛋，那就只剩下一個結局：任人宰割。
於是我們看到，當民主終於按捺不住，找楊高去訴苦時，楊高只是怔怔地看著他問了句：“你是誰呀？”
那一幕，將體制的傲慢暴露無遺。
更別提21天過去，警局發現情況有變，下令取消埋伏點。聯防隊長邱建國一心只顧打牌，竟忘了通知。
自此，老田和民主終於成為了被體制徹底遺忘和放逐的人。
他們繼續執行著早已撤銷的任務，繼續憋在水塔裡，直到賠上生活甚至性命。
應該說，導演黃建新的這一番批判是非常毒辣的。
他用“埋伏的任務”來指代“徒勞無功的差事”，又用“廢棄的水塔”來象徵“無人問津的處境”，由此書寫了體制對個人的泯滅。
這還不算完。
影片最後，更荒唐的事情發生了。
誰也沒有想到，原來水塔才是智者真正的據點，老田和民主——這兩個早已被拋棄的人卻因為忠於職守，意外立了大功。
看到那一幕，我心中五味雜陳，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
誠然，如《瘋狂的石頭》一般，導演通過一個曲折的過程，讓真寶石意外落到了守護它的人手裡，算是完成了一種變向的獎賞。
《埋伏》同樣如此。
但另一方面，代價又是什麼呢？
是老田沒能及時就醫，加重了病情，為此搭上了性命；是葉民主找到邱建國，把後者狠狠揍了一頓，因此進了局子。
於是，在最後的表彰大會上，領導高高在上，念著立功者的名字。
臺下，警局的人，聯防隊的人，還有一些從未見過的面孔，想來可能是保衛科的其他同事，大家通通坐在那裡共享榮譽。
唯獨沒有出現的，是老田和葉民主。
這兩個理應受到最高嘉獎的人，毫無意外的又一次成為了缺席者。
這時我才明白，原來黃建新給的安慰都是假的。
而此刻的一幕，才是真相。
在一個畸形的體制裡，普通人的尊嚴不可能輕易獲得，哪怕歷經重重磨難，迎來轉折，也終將落空。
更諷刺的你知道是什麼嗎？
從頭到尾，老田和葉民主獲得的最真誠的誇獎，不來自正義的一方，而來自於被他們尋找了三十多天的“智者”。
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說：“我想見見埋伏在水塔上的人，我敬重他們。”
關於《埋伏》的故事，我們還可以看得更“虛”一點。
它在講什麼？
它講的是兩個人等待一個始終沒有出現的人的故事。
聽起來是不是很像“等待戈多”？
沒錯。
如果更抽象地理解《埋伏》，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國版的“等待戈多” 。
片中的老田和民主，等待著傳說中的“智者”。
他們每天重複著相似的動作，聊著無聊的話題，卻總也不見人來。
漸漸地，他們感到無力、困惑，甚至暴躁，日子久了，他們開始麻木、消沉，直到最後，他們終於捱過了虛無的煎熬，繼續等待，併為自己的等待賦予了全新的意義。
老田為何等待？
因為他自知生命將盡。
他寧願死在有希望的等待之中，也不願死在無望的病榻上。
民主又為何等待？
表面看，支撐他堅持下去的是與神秘人之間的電話。
那神秘人不斷用話語開解他，給他講“既來之，則安之”的道理……
直到最後，民主趕到神秘人家，發現他竟是個“聾子”，而他們之間所謂的通話也不過是兩個單向的自說自話而已。
荒謬嗎？
或許是的。
但它卻隱含了一個積極的含義。
那就是，民主並不是因為別人的鼓勵而繼續堅守的，相反，是他內心早已有了堅守的信念，才會錯把他人的無心之語都當做是莫大的鼓勵。
他堅守的信念又是什麼？
兩個字：情義 。
這是這部電影最打動我的地方。
民主之所以要堅持完成埋伏，並不是因為他真的相信兇手會出現，也不是因為他要博得體制的認可，而是因為他答應了老田，替他站好最後一班崗。
儘管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兇手會因為自己的疏忽而逃跑，但這萬分之一斷送的卻是老田一生的清白和本分。
於是民主不敢怠慢，又在水塔裡苦苦支撐了十幾天。
他的堅守，守住的不是對體制的“愚忠”，而是兩個普通人之間的承諾。
正如影片最後，楊高被民主打動，要和他做朋友。
民主在楊高面前，絲毫沒有面對公權力時的卑微，相反，他始終保持著尊嚴。
看著楊高一步步走遠，民主對女友說：“他要是回頭看我，我就交這個朋友。”
之後楊高回頭，兩人相視一笑。
那不是向體制低頭，也不是求體制回頭，而只是兩個個體之間的惺惺相惜。
從這個角度講，《埋伏》從頭到尾都帶有反體制的色彩。
它講述的是兩個普通人被體制發配並受難的過程。
但在他們的身上卻最大程度的保存了人性，保存了質樸的善良和共患難的情義。
這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
影片以反諷的方式，看似講的是體制外的事情，實際每一刀都戳中體制的要害。
還是那一句，不能欺負聽話的人。
不止如此，體制就不該欺負人。
相反，它應是為人服務的，讓人們更好地組織在一起，過上更好的生活。
《埋伏》，一部二十年前的電影。
如今看，仍不過時。
- END -
設計/視覺：YAN
體制不該欺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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