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賜予有功之臣良田美宅，讓後人津津樂道，覺得宋朝對勳貴功臣是真的好；而明太祖朱元璋對開國勳貴大開殺戒，讓後人詬病，感覺明朝的勳貴們太可憐了，遠不如宋朝勳貴過得快活。

其實，如果翻開歷史探索一番，你會發現，宋朝勳貴們過的日子，是遠遠不如明朝勳貴們的日子過得快活。因為，從朝廷給予的經濟特權來看，宋朝勳貴所獲得的經濟特權，是遠遠不如明朝勳貴的。在對待勳貴等上層階級的態度上，宋朝在經濟上對其的打壓力度，是逐年加強，而明朝卻是逐年減弱。最終的結果就是，在解決社會貧富分化的問題上面，宋朝要遠遠好於明朝，而且，相比於明朝百姓，宋朝百姓的日子也要幸福很多。

被打壓的宋朝勳貴階層。

勳貴，釋義為功臣權貴，功名富貴。不過，朝代不同，其具體指代的人群也不完全一樣，宋朝主要是指“官戶”，明朝則主要是指“勳貴地主”和“官紳地主”。

官戶，在唐朝曾經是一種屬於國家直接控制的農奴的名稱，宋朝依舊保留了唐朝有關條文，在宋仁宗朝開始，社會上逐漸把品官之家稱為“官戶”，品官之家，顧名思義，就是指一品至九品的官員之家。品官去世後，子孫襲恩蔭，即使是無品的小官吏，也屬於官戶的範疇，後來，外戚、宗室也屬於官戶。儘管如此，宋朝官戶總戶數，也只約佔全國總戶數的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二。

在北宋前期，品官之家享有減免部分賦稅、免除職役和贖罪的特權，“今之品官及有蔭子孫，當戶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但是，儘管有官戶可以免稅、免役的記載，但宋朝並未制定官戶可以減免兩稅的法律，反倒是有官戶偷稅、漏稅要遭受處罰的規定，“諸輸租稅違欠者， 笞四十，形勢戶杖六十，品官之家杖一百

汴京

宋朝到了中後期，“三冗”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國家弊端，宋朝先後進行了改革。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對官戶所享有的特權進行了縮減，如免役法，向民眾徵收助役錢。原來享受免役特權的官戶，現在不再享有這個特權，但是可以募人充役，替自己幹活，但是得另外交錢，這個錢可以減半，減免的錢二十千封頂，“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

但是，到了南宋高宗時期，建炎二年（1128年），“詔官戶役錢勿復減半”，官戶的助役錢不再減半，但也有適當減免，乾道二年（1166年），官戶全納役錢，此時，官戶不再享有任何減免助役錢的特權。

宋朝對官戶階層也設置了諸多權利限制，有五個方面，官戶不得違反：一是限田，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二是禁止地方官員在地方置辦田產。三是禁止承買和租佃官田。四是禁止放高利貸獲取利息。五是禁止經營酒坊酒場、河渡、坑冶（冶煉礦產）和私辦紡織業等商業活動。

也就是說，宋朝官戶的法定特權並不算多，而且，隨著外戚、宗室人口不斷增加，他們作為特殊的官戶群體，也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制約。王安石變法之後，朝廷對宗室的利益是逐步進行裁削，限制蔭補特權，“皇族非袒免已下更不賜名、授官，只令應舉”，皇族超過五代了，就不再享受恩蔭，想入仕為官就得參加科舉考試，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宗室成員也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到了南宋寧宗時期，已是“

從以上就可看出，宋朝在政策法規方面，對勳貴階層進行了諸多打壓，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打壓是逐漸加強的。

朱元璋

被放縱的明朝勳貴階層。

明朝勳貴地主、官紳地主的構成，包括皇室成員、諸王、公主、勳戚和取得生員、舉人、進士等身份的官員以及鄉紳地主。從明朝建立開始，這個階層就享有種種特權，據《明太祖實錄》記載：“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文武百官，家裡有田地的，除了交田賦和稅收外，免除一切徭役，甚至連地方基層“糧長（負責徵糧）、里長（生產隊長）、水馬驛夫等役悉免之”。

由此可見，明朝上到勳貴地主，下到鄉紳地主，都統統享有免納賦役的特權。明朝宗室在政治上的特權，雖然歷經數次削藩被逐漸削弱，但經濟上的特權卻有增無減。《明史》記載：“有明諸藩，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而且，宗室的繁衍速度也非常驚人，正德年間，親王、郡王共245位，將軍、中尉2700位；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盈三萬餘位”，加起來超過三萬多人；而到了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宗支共計十五萬七千餘位”；明朝滅亡之時，宗室人口超過了20萬人。

由於明朝宗室“尺布斗粟，皆取之民間”，吃喝穿著，都取之於民間，再加上他們免徭役，宗室的親戚也可獲得適當減免徭役。因此，隨著宗室人數的快速增加，享受減免者的宗室親戚也必然大幅增加，這無形中就加大了百姓的負擔。

統計表明，明朝隆慶五年（1571年），“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每年例行送到皇宮倉庫的物品價值達400萬至500萬兩白銀，這意味著全國稅收至少有20%~25%用於宮內，要知道明朝一年稅收最高的時候，也才白銀2000萬兩左右。

官紳地主勢力，在明朝中後期逐漸壯大起來，這與明朝給予他們的特權政策是分不開的，即享有徭役優免權，論品免糧，論品免田賦。嘉靖時期“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二十四石，二十四丁；三品二十石，二十丁”，以此類推，至九品免六石，六丁；而且，這種特權還得到逐年加強。

相比於宋朝，明朝的勳貴人數是不斷增加的，特別是宗室經濟特權，宋朝是不斷進行削減，而明朝卻是不斷加強。

在宋朝，以“土地、家產的有無”為標準，有土地、家產者，稱之為主戶；否則，就是客戶。同時，鄉村有土地的主戶，也根據土地多寡和家產數量，劃分為五個等級。一二三等戶，屬於富民階層，其中，一二等戶一般為大、中地主，三等戶相當於小地主和富農。

在宋朝戶口統計系統中，雖說有一個“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的基本原則，但是戶名承擔的國家義務，是隨著戶等由低向高遞增的，即財產越多的主戶，承擔的義務則越多。也就是說，一二三等主戶這個階層，是宋朝國家賦稅和徭役的主要承擔者。而無土地、租種他人土地的貧民，他們不向國家承擔二稅，也不承擔職役、差役，只承擔計丁徵派的伕役。

“以九等定役，上四等則充，下五等則免。祖宗優恤下戶之意，概可見矣。”

宋朝統治者經常以推行仁政為標榜，主要體現在“摧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從中央到地方施政的準則都是“

明朝對鄉村富民也採取過遏制政策，朱元璋出身貧寒，對貧困者是感同身受，因此也力推“佑貧抑富”的政策，如強迫富戶遷徙，“洪武二十四年，令選取各處富民充實京師”。

但是，在徵役標準上，宋朝是嚴格按照土地、家產的做法來定的，而明朝則與之不盡相同。自唐朝實行兩稅法以來，在賦役制度上，宋朝基本是貫穿了“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的精神，意思就是家裡越有錢，不管你幾口人，承擔的賦稅和徭役則越多。但是，到了明朝，徭役“不以丁身為本”的原則被打破了。

明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按田計役。十七年，令“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厚薄”，賦稅和徭役，要考慮家產和人口了。這一政策，就影響到了擁有一定家產的小地主、自耕農和擁有很少或者沒有土地的半自耕農、佃農，這使得明朝中下層民眾承擔的國家賦稅的比重遠遠高於宋朝。

對待勳貴態度上的差異，結果會體現在農民起義上。

宋朝對勳貴階層的打壓，明朝對勳貴階層的放縱；宋朝對富農的壓抑，對貧農的照顧，明朝雖然也有“抑富”，但其力度卻遠遠不如宋朝。最終，宋、明在對待勳貴階層態度上的差異，會在農民起義爆發的激烈程度上體現出來。

農民起義，通常意義上指失去土地的農民，起來反抗既成的秩序和建制。

宋朝歷史上，雖然爆發過多次農民起義，但相比於秦、隋、唐、明等朝代，其規模要小很多，如宋初川蜀王小波起義，起因是茶農的利益受損；江南方臘起義，起因是花崗岩之禍，以及山東宋江等人的起義。這些起義都是小規模或者局部的，並沒有因此席捲全國，主要原因還是隻有局部人的局部利益受到損害，如四川茶農，而對於全國大多數農民來說，並沒有感受到利益受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自然也就不會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明末農民起義

而明朝卻不一樣，由於中央朝廷對勳貴階層的放縱，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佔官地和私田。宗室諸王、勳戚、太監也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這就使得全國失去土地的農民越來越多，再加上繁重的稅賦、徭役和天災人禍，一場席捲全國的農民起義，就這樣爆發了，而明朝也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迅速土崩瓦解。

也就是說，宋朝農民起義，並不是由廣大農民失去土地引發的，而是局部人的利益受到局部損失；而明朝農民起義，卻是全國大量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引發的。這說明，在土地問題上，明朝不如宋朝處理的好。

這一點，可以從宋、明兩朝在官田的數量上體現出來，明朝官田佔全國耕地的比重，是遠遠大於宋朝的。

明孝宗弘治時期，官田大概為598457頃，約佔全國耕地面積423萬頃的14.15%，而北宋官田約佔全國面積的4.57%，南宋約佔4%。這裡還要說明的是，明朝地方政府上報的“官民田土”中的官田，是不包含軍屯田地、牧馬草場和王府莊田的，如果加上這部分官田數，則明朝官田佔比將更大。

而且，宋、明官田的構成名目，兩朝也不一樣。宋朝官田的構成，基本是繼承了前朝遺留下來的國有土地，分別是屯田、營田、弓箭手田、監牧地、省莊田、職田和學田；在此基礎上，明朝卻另外有“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等所賜乞莊田”，這或許就是明朝官田佔比過大的原因之一。官田比例多了，最廣大的農民所擁有的土地自然就少了。

抑強扶弱，為何宋朝比明朝做的好？

宋、明兩朝對待勳貴態度的差異，其實是與兩朝政治結構上的差異有關係。

宋朝吸取了唐末五代武人干政的歷史教訓，就大力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每年科舉取士的人數是唐朝的五倍、明朝的四倍，可以說，宋朝科舉取士是空前絕後的。因此，宋朝士大夫階層非常強大，是皇權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階層不僅站在皇權的立場上施政，而且更能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推行政治理念，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必定會抑強扶弱、賑濟貧乏。

士大夫階層

而明朝政治結構，卻與宋朝有很大不同，其權力結構除了有文官和武官系統外，還有另外兩股極為重要的力量，一是宦官系統，二是藩王系統。

雖然明太祖立有禁令，宦官不得干政，但是，宦官二十四衙門的設置，使宦官具備了與外廷文官集團相抗衡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太祖《皇明祖訓》的第一道法令，“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這明顯是將外廷權力機關視為皇權的首要威脅，這就導致了“以內製外、內外相制”思想的產生，最終形成了內廷宦官系統和外廷文官系統的雙軌制權力體系。這種權力體系，使得站在國家和皇家立場上的士大夫階層，無法像宋朝士大夫一樣成功制約既得利益的勳貴階層，如諸藩王、宦官、外戚等。

總結

宋、明兩朝對勳貴政治特權上的防範都比較成功，外戚、宗室對宋、明政治的影響有限，但在享有經濟特權方面，明朝官紳地主明顯優於宋朝的官戶。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朝對官紳地主在經濟上的特權逐步加強，而宋朝卻是逐步削減，這使宋朝最廣大的底層百姓受益，這也是宋朝經濟發達的原因，不得不說，相比於其他王朝，宋朝百姓算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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