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後，多個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力圖刺激消費、刺激經濟。如何看待消費券的作用，如何穩消費？新京報圍繞這些問題採訪了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消費券的作用是短暫的，在刺激消費上的作用不能高估。刺激消費可以採取多個措施。比如，通過救助困難群體來穩消費。但比較重要的是以公共消費帶動居民的私人消費，弱化居民增加儲蓄的預防性動機等。”劉尚希說。
近期，不少人建議直接發錢補貼救助困難群體。如何救助困難群體來穩消費？劉尚希表示，他不是不贊成直接發錢補貼，但反對沒有目標、不加區別的發錢。“不能採用‘直升機撒錢’的方式來發錢，可以利用目前的社保體系精準識別救助對象發錢，這種發錢的方式更有效。”
與主張穩消費以刺激經濟的觀點不同，也有觀點認為，政府要通過啟動基建投資來擴大就業、刺激經濟。當前的形勢下，中國經濟要依靠消費還是投資？對此，劉尚希認為，消費和投資都對中國經濟很重要。但如果體制機制存在障礙，兩個都無法在經濟循環中發揮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去改革阻礙兩者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體制。其中，當前最重要的是通過改善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投資的信心和內生動力。
劉尚希進一步呼籲，“對於處於世界大變局中的中國經濟來說，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出路在於來一場與世界大變局、疫情大沖擊相匹配的改革，這樣才能充分彰顯我國的制度優勢，在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上把握我國發展的主動權。從歷史來看，可以借鑑世界經濟大蕭條時的美國羅斯福新政，進行一場改革，轉危為機，把疫情的衝擊轉化為改革的內生動力。”
“消費券的作用是一次性的 要以公共消費帶動居民消費”
新京報：為刺激消費，多個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你怎麼評估消費券的作用？
劉尚希：現在疫情剛得到有效控制，有些地方政府希望通過發放消費券來刺激消費，這種方式確實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效果會很短——因為一般的消費券都有時間限制，有的消費券要在一個星期之內使用，過期無效。而且消費者使用完消費券之後，是否會繼續保持旺盛的購物慾難以確定。因此，消費券只是對居民消費起到一次性的撬動作用，在刺激消費上的作用不能高估。而且，還要防止“脹肚子效應”，尤其是日常消費品的購買，家裡存貨多了，以後購買就少了，直到存貨消化掉為止。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穩經濟的關鍵在於穩消費。如何提振消費？
劉尚希：第一，救助困難群體，這是穩消費的一個措施。第二，消費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勵消費，但其作用是一次性的。第三個比較重要的措施是，要以公共消費帶動居民消費。
最近出現了儲蓄增加的現象。這是因為疫情衝擊之下，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上升，居民的預防性動機增強了，這種趨勢若繼續下去，會導致消費的進一步萎縮。因此，我們要考慮，如何通過擴大公共消費來弱化居民預防性動機，帶動居民消費。公共消費分為兩大塊：一是維護政府運轉的消費，如發放的僱員工資、採購的商品和服務、提升政府數字化智能化水平等等，這些支出屬於政府自身的消費支出。
二是供社會成員消費的公共服務，如用於幼兒園、義務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職業培訓、醫療、健康知識普及、防疫、體檢檢測、公園、博物館、公租房、養老、救濟以及社會治安等等。政府提供公共消費既可以直接提供，如辦園辦學辦醫院，建公租房等，也可以通過購買服務方式來間接提供，如教育、醫療、公共衛生、培訓等，都可以向市場或社會來購買服務，再提供給社會大眾消費，也就是政府買單，大眾消費。發放消費券、培訓券、教育券、平臺服務使用劵等等，也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還可以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來提供公共服務消費。公共消費有助於社會平等，也能降低居民預防性動機，即居民的安定感和未來的確定性提升了，居民當前的消費就可以擴大。提供公共消費，離不開學校、醫療機構、數據中心、公園等公共設施的建設，這意味著擴大公共消費也會帶動公共投資，或通過政府採購帶動民間投資。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公共消費方面的提升空間很大，僅僅從2億多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民工來說，沒有享受同城待遇，其在教育、培訓、醫療等方面的公共消費是嚴重不足的。但由於體制的原因，地方各級城市政府向農民工提供公共消費的積極性普遍不高。
此外，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消費要靠兩方面的支撐：收入、合意的產品和服務。要想擴大消費，一方面，居民收入要增長，另一方面，市場的優質供給要增加。我國的消費結構在升級，居民海外購物的能力很強，消費外流不斷擴大，我國是全球奢侈品的主要消費國。但國內供給滯後於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就連鍋、菜刀、奶粉這類日常消費用品，中等收入階層都傾向於購買外國貨。現在海外疫情導致進口萎縮，我們能否想辦法把這部分海外的購買力轉化為國內的購買力？這其中關鍵在於提高供給的質量，如果沒有優質的供給，居民有錢也不會消費。若缺少合意的產品和服務，居民的一些消費需求只能是潛在的，難以變成現實。
“我反對不加區別地給所有人發錢”
新京報：在近期的中國經濟學界，直接發錢補貼包括失業者在內的受困群體的呼聲頗高。中國是否應該仿效國外給民眾發錢？
劉尚希：我們不能只看到國外發錢這一表象，認為國外發錢，我們也應該效仿發錢。當然，我不是不贊成發錢，但反對盲目的、沒有目標的、不加區別的發錢。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一定要首先明確一個問題——發錢的目標是什麼？無論美國還是日本，這些國家給民眾發錢都有一個明確目標：抗擊疫情。為了有效控制疫情，政府要求居民在家隔離，減少外出。但國外很多家庭儲蓄率低，很多家庭一旦失去工作，生活可能陷於困境。如果政府不發錢補貼民眾，很多人就會拒絕隔離，堅持外出上班掙錢。因此，為了實施有效的隔離政策和保障基本的社會秩序，讓居民安安穩穩待在家裡，政府通過補貼來保障民眾日常基本生活，穩住人心。
現在國內不少人主張發錢，那目標是什麼？應該是救助失業群體、受疫情影響的低收入群體。在救助之前，我們要搞清楚：目前失業規模到底多大，失業人群到底是怎樣的生活狀況，哪些人應該被救助，政府如何救助——是採用“直升機撒錢”的方式，還是採取更精準有效的方式？我認為，不能採用“直升機撒錢”的方式，為了發錢而發錢。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利用目前的社保體系精準識別救助對象：第一，在城市利用好失業救濟機制，城市失業居民可以領取失業救濟金。第二，在農村利用好已有的扶貧機制。疫情衝擊，很多農民工暫時失業，只能待在家裡。這些人沒有參加失業保險，無法領取失業金，他們是否會變成貧困戶？要利用脫貧攻堅的機制去精準識別哪些人需要救助，將需要救助的農民工納入低保、貧困人口等救助範圍，保障這部分失業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疫情衝擊之下，之前已經脫貧的貧困戶可能返貧，也要特別關注這部分群體。這兩種方式的救助也是發錢，但發錢的方式更精準有效。
從財政承受能力看，在當前基層財政“三保”都已經很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是沒有能力進行“直升機撒錢”。誰不喜歡錢多一點？普羅大眾都希望政府發錢，但發錢要有助於社會公平，保住底線，也就是保基本民生。若超出“基本”來撒錢，將會導致財政不可持續。
新京報：最好的救助仍是保就業、增加就業機會，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劉尚希：從保就業角度看，就業崗位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企業的就業崗位，要儘可能減少企業的倒閉，保住現有的就業崗位；另一類是非企業的就業崗位，如個體工商戶的自我就業、靈活就業等等。疫情之下，幾千萬個體工商戶受到很大的衝擊，要對他們有精準的政策支持。比如，是否可以延期個體工商戶的貸款、減免部分貸款利息、或財政補貼一部分等。這比減免稅更重要，因為減免稅主要是一種激勵政策，而非救助政策。
對於失業人群、即將畢業的大學生，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可以鼓勵大學生通過自我創業，也帶動其他人就業。這就需要政府對創業提供培訓、指導，在創業貸款、資本金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從根本上看，還要通過改善營商環境來保就業。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平等待遇和遭受隱性歧視的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疫情之下，改善營商環境恐怕是一個更重要、更迫切的問題。這是因為，只有營商環境改善了，大家才會有投資、創業的想法，從而帶動就業。這些年放管服改革，大力改善了營商環境，但疫情衝擊之下對此提出了更高要求。保就業的根本之法，在於改善預期，走群眾路線，對市場形成良性激勵。
“加快體制機制改革 讓市場投資能夠參與到公共服務的投資”
新京報：與主張穩消費的觀點不同，有觀點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要通過基建投資來擴大就業、刺激經濟。你怎麼看？
劉尚希：首先，政府投資並非可有可無，一些必要的基建項目還得要上，但政府投資未必能擴大就業崗位、刺激需求，從而拉動經濟。這其中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也需要滿足很多的條件，當有關條件不具備時，政府投資是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
從當前的條件下看，基建投資恐怕難以再發揮2008年、2009年時期那麼大的作用。通過傳統的基建投資來刺激經濟、擴大就業，這個效果會較低，因為傳統基建投資的空間變小，其乘數效應也大大降低。2008年“四萬億”方案的效果可圈可點，政策的“規模效應”對提振當時市場信心發揮了巨大作用。就這一點而言，當前大可借鑑。但是政府投資的路徑如今難以再續。
第二，3月的政治局會議強調，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的技術含量高、更新迭代快、應用場景驅動，基於這些特點，政府無法替代市場。新基建投資主要靠市場，而不是政府。政府應做的事情是規劃、引導和提供政策激勵。
其實，即使是“鐵公機”等老基建，幾乎沒有市場參與不了的，關鍵在於採取什麼樣的建設模式。傳統的理論認為，公共基礎設施是公益性項目，只能政府去投資，市場不會去參與。這種理論已經不合時宜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實踐早已打破了過去流行的理論。如果實行“項目組合”，或者實行“開發性的政社合作（PPP）”模式，或者實行資產證券化，原有難題都可以通過模式創新得以解決，現實中已經有不少這樣的成功案例。要改變傳統觀念，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力量，讓政府和市場形成合力。政府和市場形成合力，這恰恰是我國重要的制度優勢。
中央一直在強調，要讓社會資本進入到養老、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但現實中因為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社會資本很難進入到這些公共服務領域。現在還出現了一個現象，在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擴大之後，社會資本不少被擠出去了。政府投資的目的本來是要帶動市場投資（或者說民間投資），現在不但沒有帶動起來，反而只剩下自己在那單打獨鬥。中國經濟體量達到100萬億元，單靠幾萬億的地方政府專項債難以撬動，還是要靠民間投資的力量。在疫情條件下，加快體制機制改革，讓市場投資能夠參與到公共服務的投資中，這是決定宏觀政策有效性的必備條件。
“不要抽象討論中國經濟靠消費還是投資 要去解決阻礙兩者更好發揮作用的問題”
新京報：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來說，要依靠投資還是消費來推動？
劉尚希：我認為，消費和投資對中國經濟都很重要，不要抽象地去討論當前的中國經濟要靠消費還是投資來推動。如果體制機制存在問題，兩者都無法有效發揮作用。重要的是，要去解決阻礙兩者更好發揮作用的問題，加快機制體制改革。當前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也需要前所未有的改革來匹配。
比如，當前重要的是要激發市場投資的信心和動力，但營商環境的問題既有新問題，也有老問題。在疫情發生之前，民營企業信心不足，民間投資增長乏力。疫情之下，營商環境又有了新問題。比如復工復產的過程中，在有些地方，民營企業要經過層層審批才能復工復產，這暴露出有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習慣性干預，不願意輕易放棄到手的權力。
疫情之下，改善營商環境變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因為只有在營商環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後，民營企業的信心自然就上升了，民間投資也會隨之增長，就業、收入、消費、投資自會形成循環，也不用再糾結到底是依靠消費，還是依靠投資來刺激經濟的增長。應趁著這個機會加力優化營商環境，從根本上提振市場信心，解決市場投資乏力的問題。
激發市場投資的信心和動力，還要加速推進國企改革，加快推進向“管資本”轉變。一旦國企國資改革有了大進展，民間投資可以參與的空間就變大了。
“如果真正下定決心要改革，改革可以立馬見效”
新京報：相對於刺激政策，改革是否是慢變量？
劉尚希：認為改革是慢變量的認識是錯誤的。應對當前嚴峻的形勢，在很多人看來，首先要靠刺激政策，好像改革難於上青天，要慢慢來。也有觀點認為，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很多問題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如果不想真改革，可以有一萬條理由。如果真正下定決心要改革，改革可以立馬見效。改革不是今後的事情，也不是慢變量，而是自我革命的決心問題。我們一定要消除這種認知上的誤區。中央一直在強調改革、推動改革，但似乎像是拳頭打在棉花上，被各種隱匿的不擔當、不作為給化解了。就這點來說，改革確實變得更難了。
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來觀察和理解改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通過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出臺了《緊急銀行法令》、《全國工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社會保障法案》等系列法案，大幅度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等，破除了原有導致經濟危機、阻礙經濟發展的障礙。美國之所以能夠在二戰後崛起，離不開當時危機中羅斯福新政推行的大規模的機制體制創新。甚至可以說，羅斯福新政的制度紅利一直延續到現在。那麼，現在看，羅斯福新政在短短時間內推出了那多的改革措施，那些改革是慢變量還是快變量？很顯然，改革可以是快變量。
對於處於世界大變局中的中國經濟來說，沒有什麼靈丹妙藥，也不能再依靠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政策去解決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中國經濟的出路在於來一場與世界大變局、疫情大沖擊相匹配的改革。這樣才能充分彰顯我國的制度優勢，在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上把握我國發展的主動權。從歷史來看，可以借鑑世界經濟大蕭條時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加快體制機制創新的步伐，把疫情的衝擊轉化為改革的內生動力。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實習生 趙方園 編輯 陳莉 校對 柳寶慶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