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大規模刺激政策解決不了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需慎重考慮。同時，他並不反對政府進行基建投資，但要圍繞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目標，政府投資重點應該由硬性的基建投資轉向軟性的社會投資。
近期，31省推出了40萬億的基建投資計劃，推出新一輪大規模基建的呼聲也在高漲。與此同時，“新基建”被高層點名。3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強調，要選好投資項目，加強用地、用能、資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中國是否需要進行新一輪的基建投資推動經濟的增長？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大規模刺激政策解決不了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需慎重考慮。但他同時還表示，他並不反對政府進行基建投資，但要圍繞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目標，政府投資重點應該由硬性的基建投資轉向軟性的社會投資，基於“物”來投資都應該轉向基於“人”來投資，這樣既可以解決短期經濟增長的問題，又可以兼顧中國經濟長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同時，劉尚希認為城鎮化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基建投資可以圍繞著城鎮化做文章，但圍繞城鎮化做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公共服務應當具有前瞻性，也要相應地“跟人走”，而不是遍地開花得進行投資。
對於近期呼聲高漲的新基建，劉尚希認為，所謂的新基建主要是數字化基礎設施，可以倡導新基建，但是應該由市場來主導。“目前看，市場完全不存在、完全不能參與投資的所謂新基建項目很少。如果政府代替市場去投資，恐怕不合適。”劉尚希說。
政府在包括新基建在內的基建投資中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劉尚希認為，政府要為市場投資創造良好的條件，應該把解決妨礙市場投資積極性的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營商環境方面的改革。“如果政府不是下更大的功夫去解決市場投資中遇到的障礙和問題，而是實行短期大規模的刺激政策，這是本末倒置。”
“刺激政策解決不了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
新京報：近期全國31個省推出的40萬億的投資計劃，同時支持新基建的呼聲也在高漲。你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劉尚希：
我想這些現象背後可能有多個原因：首先，在疫情出現前，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而今年的疫情衝擊無疑使得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兩種因素疊加，不少人提出通過基建投資來穩住經濟，防止經濟增速出現更大的下滑。其次，2020年是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收官之年，同時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準備之年。地方政府推出一系列的基建投資計劃，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十四五規劃的應有動作，同時也希望藉助基建投資來緩解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實現面臨的巨大壓力。
但問題是政府再通過大規模的基建投資能否解決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大規模基建投資到底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它又有什麼副作用？會不會產生新的風險隱患？“前期政策的消化期”這句話言猶在耳，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出在需求端，而是出在供給端，是要素供給（尤其是勞動力復工）受到疫情衝擊，人流、物流堵點沒有完全打通，產業鏈、供應鏈不能順暢運轉，企業復工復產缺乏必要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用刺激需求來解決勞動力供給不足、物流不暢、企業復工復產難等問題是無效的，無異於緣木求魚。
即使在疫情結束後，企業開始復工復產，使用刺激政策同樣解決不了中國經濟的問題。刺激政策的前提條件是什麼？是刺激政策具有放大的乘數效應，但現在刺激政策的乘數效應越來越小——實際上，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很多刺激政策的乘數效應是小於1的。如果刺激政策的乘數效應越來越小、投資效率越來越低，政府的投資還怎麼能夠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還如何拉動經濟的增長？
我認為，再搞類似於2008年那樣的“大規模”基建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不一定有效，解決不了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因此需要慎重考慮。
“政府投資重心應該由以硬性的基建投資轉向軟性的社會投資”
新京報：你不贊同通過基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劉尚希：
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很重要，我不反對政府進行基建投資。但問題是政府基建投資要多大規模，投資哪些領域和項目？當前中國經濟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圍繞這個目標，政府投資的重心應該以硬性的基建投資轉向軟性的社會投資，從對物的投資更多轉向對人的投資——這既包括公共衛生領域的投資、與老百姓生活直接相關的民生改善類投資，也包括提升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不再是以往那種出於主要考慮拉動經濟增長而進行的投資刺激。
尤其是中國經濟追求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需要以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作為基礎和前提。但高質量的人力資本恰恰是當前高質量發展的一個最大的短板——現在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和不平等，導致了能力的鴻溝、機會的不均等，進一步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同時，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人力資本的投資比任何時候都變得緊迫和重要。因此，政府要加大對人力資本建設的投資力度，提升人的基本文化素質、勞動技能、社會道德水準、健康素質等。
從短期來看，包括對人力資本投資在內的社會投資可以擴大需求，從長期來看，社會投資又可以改善供給。這樣，社會投資既可以解決短期經濟增長的問題，又可以兼顧中國經濟長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把短期的穩增長和長期高質量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如果說僅考慮通過大規模基建投資實現眼前穩增長的要求，很可能會不由自主地偏離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圍繞城鎮化做的基建投資應跟著人走”
新京報：但目前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是，城鎮化還有巨大的空間，很多人主張圍繞城鎮化進行基建投資。
劉尚希：
城鎮化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覺得這沒有問題。基建投資可以圍繞著城鎮化做文章，但需要聚焦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因為人口、人力、資源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在空間上集聚。
在當今城鎮化尚未完成的階段，社會是一個動態、流動的社會，人是朝著城市流動。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圍繞城鎮化做硬性的基建投資都應圍繞“人”的需求、人的流動和分佈來考慮——人走到哪兒，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公共服務也要相應跟著到哪兒，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考慮人的流動性和城鎮化的發展趨勢而按照戶籍人口進行靜態佈局，只會造成投資的浪費。比如現在很多地方實現了村村通，但不少村子可能沒過幾年就沒有人了，很多人搬到了城市工作生活。因此，基建投資和公共服務不能按照靜態的戶籍人口的區域分佈去考慮和佈局。
在過去，資源向欠發達地區傾斜、向貧困地區傾斜的說法沒有問題，但從現在城市化進程的角度看，這種說法不一定準確——人口已經向城市、發達區域集聚了，圍繞城鎮化進行的基礎設施投資應當具有前瞻性，相應地“跟人走”，而不是遍地開花地投資。
“市場不能參與投資的新基建項目很少”
新京報：對於最近呼聲很高的新基建，你怎麼看？
劉尚希：
所謂的新基建主要是數字化基礎設施，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新基建的投資到底應該由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來做？目前看，市場本身就在投資5G、人工智能、雲計算、數據湖等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如果政府代替市場去投資，恐怕是不合適的。
在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中，一定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然後才考慮政府怎樣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絕不能去妨礙、干擾甚至破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政府背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基本原則，去進行大規模的刺激，既解決不了當下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這一問題，同時給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風險隱患——這不是在抑制風險，而是在製造甚至在擴大風險，導致風險進一步升級。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是有條件的，如果不清楚這些條件，政府發揮作用就會變得很盲目，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新京報：所有的新基建項目都依靠市場進行投資？
劉尚希：
基建投資項目可以分為三類：市場有意願投資、不必政府參與投資的項目；市場不願參與，需要政府投資的項目；市場可部分參與、由政府主導投資的項目。如果實施項目組合，採用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模式，市場不能參與的很少。我國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恰恰是因為充分發揮了市場的力量，若僅僅靠政府投資來建設不可能達到今天這個水平。
隨著傳統的基礎設施日漸完善，新型基礎設施尤其是數字化或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在其中的主導性作用越來越大，政府和市場起作用的範圍在不斷變化。在我看來，市場完全不存在、完全不能參與投資的所謂新基建項目很少。倡導新基建是可以的，但應該由市場來主導。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技術含量很高，而且前瞻性要求也很高，政府未必比市場有優勢，政府主要是進行戰略引導、戰略協調和創造條件。
“政府應把解決妨礙市場投資積極性的問題作為重中之重”
新京報：但近年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並不高。
劉尚希：
現在很多因素導致市場投資的積極性不高，民間投資增速下滑，這時就要政府發揮作用，為市場投資創造更好的環境條件。政府應該把解決妨礙市場投資積極性的問題作為重中之重，要著力解決社會資本在投資過程中遇到的堵點、難點、痛點等問題。
要去梳理出到底哪些因素在妨礙市場投資的積極性，如果是市場機制不健全、營商環境不夠完善，那就要在這些方面做大的努力、下最大的功夫。如果不在這方面下功夫，在市場投資不振的情況下，病急亂投醫，政府衝鋒在前，一味依靠政府力量去擴大投資去刺激經濟以彌補市場投資的低迷，我認為這是不管用的。
對於基建的投資，我認為還要把市場的積極性和政府的積極性都充分調動起來、兩隻手結合起來，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更應該朝著這個方向走——這樣既能緩解地方債務的風險問題，同時又能優化資源配置。這需要創新性地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從實際出發，創建包容市場力量的建設新模式。當前應創新發展政社合作（PPP）模式，形成社會資本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有效載體，更大限度地調動社會資本的積極性。如實踐中已經形成的開發性政社合作（開發性PPP）模式，對地方政府以發展的方式擺脫債務困境提供了新路徑。
我們調研地方的時候發現，之前地方政府通過政社合作模式調動了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的建設。但在地方政府大規模發行專項債後，很多社會資本就被擠出去了。當然其中有不規範的，但不應因噎廢食。當前形勢下，要避免這種擠出效應的出現，否則會抑制市場的作用，更不利於經濟新動能的培育。我國大陸地區的經濟體量達到百萬億級，越來越需要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眾人拾柴，才能火焰高。以人民為中心，市場機制就是一個有效的載體，若有了一個更加完善的市場機制，就可以更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來發展經濟。
總之，我不反對通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但問題是用什麼樣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要依靠市場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而政府要為市場投資創造良好的條件，要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營商環境方面的改革，從而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如果政府不是下更大的功夫去解決市場投資中遇到的障礙和問題，而是實行短期大規模的刺激政策，投資上項目，我認為這是本末倒置。
“市場在數字基建領域發揮作用 把舊動能轉化為新動能”
新京報：新基建投資是否能夠扛起穩增長的大旗？
劉尚希：
當前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新動能不足、技術含量偏低的狀況。這就需要一場數字技術革命，而數字技術革命需要數字基礎設施來支撐。在這些新基建領域，市場恰恰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把舊動能轉化為新動能，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
如何把這一經濟發展的動力更好的激發出來？還需要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現在數字技術平臺建設和投資方面發展最好、最快的是在市場、在企業，政府在數字技術的應用方面相當滯後，遠遠落後於企業，反而影響了企業在數字化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和投資。比如，市場投資數字化基礎設施需要綜合掌握大量的數據，而政府各個部門之間是數據孤島，社會也不能共享這些數據，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場進行數字技術平臺方面的投資。例如數字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就受限於政府部門數據的分割和封閉。
對於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投資，政府應該給市場提供更好的服務——提供規劃、標準、法律，提升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聯通各個部門的大數據並逐漸向市場開放。如果這些能夠實現，可以更大地推動市場投資數字化基礎設施，無論對於促進經濟增長、還是高質量發展，提升社會治理水平，便利於老百姓等等方面，都會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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