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報記者 陳澤秀 發自北京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運行形勢。會議首次提出要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包括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擴大居民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等。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3月28日接受時代週報記者電話專訪時認為，儘管中國這艘大船很結實，但現在遭遇了全球疫情的海嘯，搖晃是避免不了的，要把常規的宏觀調控轉變為危機應對模式。
對於外界比較關注的赤字率、專項債等問題，劉尚希認為，不能一味盯著赤字率的高與低，特別是國債、專項債的發行額度。而應更多考慮政府應該做什麼？怎麼做效果才更好？“如果這些都不清楚，更高的赤字、更多的國債也解決不了問題。”
劉尚希表示，以往“以物為中心”，圍繞物去找項目的政策效果越來越差，一攬子宏觀政策的制定要擺脫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轉變為“以人為中心”，圍繞人的技能、人的健康、人的流動等方面挖掘潛在需求，增強發展的後勁。此外，劉尚希建議，要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出改革的一攬子方案。因為改革關乎未來、關乎全局，能夠真正提振市場信心，尤其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宏觀調控轉變為危機應對模式
時代週報：如何衡量當前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劉尚希：從我們國家目前來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復工復產有序推進，但全球形勢非常不妙。全球疫情大暴發，導致金融市場動盪，很多國家服務業、工廠關門。這對全球經濟體系、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都會造成重大沖擊。現在看來，這種衝擊不是短期的，可能會持續到年底。
從國際環境來說，我們面臨著危機的狀態。這個危機不是說國內出現了危機，而是中國這艘大船遇到了全球疫情衝擊的海嘯，搖晃得厲害。如何穩住？我覺得要把常規的宏觀調控轉變為危機應對模式。一方面，防止國內疫情反彈；另一方面，要應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損害或中斷對我國帶來的影響。比如，沿海大量涉外企業、行業受到的衝擊非常大，可能會導致失業的增加。
時代週報：危機應對模式下，應該採取哪些措施？
劉尚希：首先要救企業，同時救援失業人群。救企業，就是保證國內的產業鏈、供應鏈不出問題，企業的資金鍊要穩住，避免大量企業倒閉，導致存量就業崗位減少。國內疫情暴發時，我們已經採取一些措施。現在需要升級版的政策。
疫情期間，被迫失業和自願失業的人會增加，因為隔離、物流不暢等原因，導致一些就業崗位無法吸納人員，疫情衝擊也會帶來社會心理的變化，有的人擔心被感染，不願去找工作。被迫失業和自願待業的人收入會減少，有的可能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因此，要對相關企業、家庭和人員進行救援。救援持續多長時間，取決於疫情和產業鏈、供應鏈修復的程度。
光靠這些不夠，還應當採取一些主動的措施擴大內需，把符合發展趨勢的潛在需求激發出來。可以在數字化方面做文章。數字化是一場革命，對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府的管理都會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前不久大家都在討論“新基建”，就是數字化基礎設施。這些是有潛在需求的，需要通過政府的規劃、引導激發出來。比如，政府的數字化水平不高，現在能不能利用機會，提升政府的數字化水平？徹底改變政府的運行方式，從而轉變政府的職能，提高效率。
政府大規模進行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設備、軟件、服務，可能還要建數據庫、數據中心等，這就形成一個政府採購市場，對數字經濟、數字產業形成了拉動。另外，可以結合智慧城市建設，對傳統的基礎設施進行數字化升級。例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地下管網等。
以前我們推進“放管服”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為什麼辦事有的還是很難？就是信息不能共享。政府的數字化可以大大解決這個問題，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對市場、老百姓來說，營商環境就更好了，更加便利了。對城市管理來說，避免了城市的擁堵、汙染等。大家的生活環境好了，城市的品質就提高了，投資環境也好了，各種人才也願意來了。
現在不能簡單地投資“鐵公基”了，而是要對現有的這些基礎設施進行智能化升級。當然適當的、必要的新建項目是可以的，有需要。但是重點要放在升級上頭，而不是更多地鋪新攤子。
發培訓券、教育券比消費券更管用
時代週報：對於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你有哪些建議？
劉尚希：傳統的思路是大項目、大投資，這對一個地方來說最省事，GDP容易上去，但是未來長遠的發展後勁是否增強？是不是對其他行業、企業有拉動作用？
現在我們國家發展到了人均1萬美元的階段，如果沒有高質量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沒有高素質的國民，積累的這些財富可能都守不住。
現在政策思路上，要從傳統的圍繞物去找項目的老套路中跳出來，轉向以人為中心，圍繞人去找項目，圍繞人的技能、人的健康、人的流動等方面，把潛在的需求挖出來，形成一攬子的政策方案。這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符合新發展理念。
應當大力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對失業者、待業者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政府在這方面要規劃引導、組織協調，財政也可以提供補貼，把大量的錢花在提升人力資本上。例如發放培訓券，我覺得這比消費券更管用。
消費券就是短期化的，但不能解決長遠。對於基本生活困難的人，可以通過消費券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我並不反對。對失業者、待業者開展大規模培訓，既能解決眼前的問題，擴大需求，同時又提升勞動技能，積累人力資本，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高質量發展奠定廣泛的基礎。把眼前和長遠結合起來，發培訓券、教育券比發消費券更具有內涵和增強發展的後勁。當然，兩者也可以結合起來，領取消費券或失業救濟金的健康勞動力，必須接受教育培訓。
還要圍繞人的健康做文章，疫情衝擊顯示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短板。要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質，讓大家少生病，大大減少了因病致貧情況的發生，這樣也等於是增加了人力資本。
最後，還要圍繞人的流動做文章。要從傳統的四面開花、到處鋪攤子，轉為聚焦到中心城市、城市群來考慮問題。當前國內的城鎮化沒有完成，大量的人往城裡去，應該是人到哪兒公共服務就到哪兒。但是現在大量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他們的公共服務待遇是不平等的，比如很多農民工子弟上學的條件就比當地戶籍居民差了一截。
在這些方面下功夫，也可以促進社會平等和機會公平，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打下基礎。如果群體之間的能力差距大，在起點上就不公平，能力鴻溝越來越深，在初分配中貧富差距很大，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會構成威脅。因能力鴻溝造成的分配差距，是無法靠政府的再分配去縮小的。當前分配差距大，導致消費傾向下降，內需不足，投資乘數變小，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我國經濟的韌性和長期向好的基本面，要靠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和能力鴻溝的縮小來支撐。
一攬子政策應以中央為主實施
時代週報：實施一攬子宏觀政策的錢從哪裡來？
劉尚希：應當建立一個專門預算來統籌保障一攬子政策的實施。其資金來源包括特別國債，以及調整現有的預算，優化支出結構，把現有的支出擠一部分出來擱在這裡頭。還可以把地方政府專項債的一部分，放在中央專門預算的盤子裡頭來，不一定都要交給地方，而是由中央來統籌安排，用於上述講到的那些方面。
有了一攬子宏觀政策和專門預算，幹什麼清楚了，錢從哪裡來、花到哪裡去也清楚了，兩者緊密結合起來，投資者、經營者、消費者等市場主體就能看明白政府要幹什麼，也知道政府怎麼幹。這樣能夠有效引導預期。如果政策、資金跟天女散花似的，零零散散，怎麼能去引導預期？現在引導預期、增強市場信心非常重要。不能指望某一個政策、某一個指標就能解決問題。不要去盯著赤字、債務。現在應根據危機應對的需要，該多少赤字就多少赤字，該多少債就多少債，要突破常規。
時代週報：你一直都很關注財政風險，一攬子政策出來以後，會有風險嗎？
劉尚希：風險總是有的，總要冒一些風險。財政風險與經濟社會的公共風險要權衡，這是制定財政政策的基本原理。當外部危機衝擊風險擴大的條件下，財政風險作為對沖工具就需要相應擴大。現在地方財政風險太大，所以一攬子方案和專門預算應該以中央為主，而不是交給地方，地方主要是配合。凡是應對外部危機的衝擊，都應該是以中央為主。所謂中央為主，不僅是決策，在實施方面也要為主，錢也是中央來出。如果主要交給地方去承擔，在考核體系不完善的條件下，會使地方行為變異，無法實現初衷。
當然，要更多地調動市場的積極性，政府發揮一種槓桿效應、引導效應，而不是說政府埋頭幹，單兵作戰，那樣效果太有限了。
時代週報：如何提升市場的積極性？
劉尚希： 除了要有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還要有改革的一攬子方案，要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推出一系列的改革。
從當前來看，這是必須要做的。政策只解決眼前的事，像投資、創新都是要針對長遠去考慮的，不是隻考慮眼前。只考慮眼前，就只是維持運營了。而改革關係到未來，關乎全局，關係到整個大的體制環境，改革能夠真正提振信心。信心是政策效應的放大器，因為有了信心，市場主體就會想辦法自救，在市場主體積極自救的條件下，宏觀政策的效果就會產生倍增效應。
一攬子改革方案首先要增強民營企業的信心。現在“三門”（市場準入門檻高如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不公平競爭和歧視現象並不少見。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對民營企業還是存在操作性的歧視。民營企業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同時，還要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市場主體有積極性了，經濟就有內生動力，就算是斜坡路，也可能往上衝，不然沒有動力，就會自動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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