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禎，出名的好皇帝，歷史上一共有過四位仁宗皇帝，除了趙禎還有元仁宗、明仁宗、清仁宗，這幾位裡面，歷史上一致公認最為名副其實的仁宗皇帝就是趙禎。
宋仁宗在位41年，文化繁榮，唐宋八大家在仁宗朝出現六位；經濟發達，世界第一張紙幣交子也出現在仁宗朝，宋仁宗執政期間被稱為“仁宗盛治”。
電視劇《清平樂》裡把仁宗盛世還原得很到位，趙禎微服私訪，說東京的居民人人有肉包子吃，有不錯的衣料做衣服，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這算是了不起的成就。
雖說如此，有個問題不得不直面，除了經濟文化，要是談到軍事，那就畫風突變，從皇帝到平民都要搖頭嘆息。
仁宗一朝，也是宋夏全面戰爭的開始，結果卻是宋軍一敗再敗復大敗，從三川口、好水川到定川寨，敗得一塌糊塗，堪稱恥辱。
終仁宗一世，他或許自己也沒想明白，為什麼帝國這麼強盛，卻始終無法奈何西夏，反而被其坐大呢？
西夏並不弱
說到西夏，或許給人印象是個撮爾小國，這大概是種誤解。西夏只是北宋對它的稱呼，人家的國號可是大夏國。
西夏強盛時的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控制著今天寧夏、甘肅、青海東北部、內蒙古西部以及陝西北部地區，佔地達到兩萬餘里。如果還不夠直觀，可以看下面的地圖感受一下：
顯然，西夏不能說太大，但也絕對不算太小。
再看看西夏的地域，從唐末起它就割據著定難五州之地，也就是今天的陝西米脂、綏德一帶。如果要問中國哪裡的兵員最好，陝西肯定算一個，明末農民軍大部分出自陝西，到了清朝，洪承疇向順治要求調兵，條件也是一定要有陝西兵。為啥呢，因為這裡的人民身材高大，民風剽悍，作戰勇敢，是當兵的好料。
而且西夏還出良種戰馬，党項的甲騎具裝“鐵鷂子”被稱為蒙古鐵騎出現前世界上最兇悍的騎兵，也是宋軍的夢魘，確實是相當犀利的存在。
有以上條件，西夏兵顯然不會弱。
兵員好是個優勢，但好漢也架不住人多，再能打的兵如果人數過少也經不起消耗，那麼西夏的兵力又有多少，能與規模龐大的宋軍硬剛呢。
李元昊稱帝時期，經過李繼遷和李德明兩代人的經營，西夏已進入鼎盛，兵力也比較充足，根據《宋史·夏國傳》的記載，宋仁宗慶曆年間，西夏總兵力已經達到了六十九萬五千餘人。
這將近七十萬軍隊是股龐大的軍事力量，從兵員到兵力，宋仁宗時期面對的西夏並不弱小。
宋軍兵雖多卻分散
西夏兵不少，宋軍更多，宋朝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都用來養兵，具體到仁宗一朝，在慶曆年間兵籍也有一百二十六萬多人，當然這麼多兵分散在全國，不可能全部調到宋夏戰場。
在陝西四路有精兵二十多萬，再加上河東軍隊，總數也達到了三十多萬，這個數字也不少，不過北宋和西夏的邊境東西長達二千多里，北宋以州、堡的部署進行防守，每個軍事堡壘都要有駐軍，沿線有二十四個州，將近二百個軍寨，這麼一分攤，每個點的兵力就有點不夠看了。
這個弱點，也被精於軍事的李元昊抓住。精明的李元昊善於用計，通過計策實現以多擊少完成他的戰略目的。
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坐食當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如寇至。
李元昊善於用兵
看看仁宗朝宋夏戰爭幾次較大的戰役。
三川口之戰。劉平、石元孫率一萬餘人增援延州，在三川口被西夏軍合圍，西夏的兵力在十萬以上，苦戰四天後宋軍全軍覆沒。
好水川之戰。宋軍大將任福率二萬餘精銳出塞，按照韓琦的佈置，不是尋找西夏主力決戰，而是作為一支機動力量在外線尋找時機抄西夏軍後路。任福所部在好水川被西夏主力包圍，又是黑壓壓十多萬西夏軍，任福及以下兩百餘名將校無一生還，所部盡滅。
定川寨之戰。宋將葛懷敏輕敵冒進，被西夏切斷糧道和水源，又遭大敗，葛懷敏等16位將領陣亡，損失士兵9400餘人。
宋軍當時已不復開國之勇，不過西北邊軍還是保留著戰鬥力的，是宋軍的精銳，如果人數相當不怵西夏，但每次都是1:5甚至1:10的兵力對比，再精銳也扛不住啊。
歐陽修總結得很好：
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
宋軍經常中計
對比西夏，李元昊善於用計，宋軍統帥和將領卻善於中計，別看仁宗朝名臣遍地，軍事上頂用的除了狄青一個沒有，好水川之戰後，投敵的宋朝文人張元就寫過一首詩：“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把幾個名臣啪啪打臉，卻又無力反駁，因為事實確實如此，敗了就是敗了。
敗了不能怪大兵，北宋西軍作戰還是很勇猛的，只能怪領導無方，將領無謀。就連相對有才幹的范仲淹，也擺脫不了迂腐之氣，被李元昊的戰略欺騙所迷惑。
從統帥到將領，再到臨陣戰術，西夏軍表現都要強過宋軍，即使北宋西北邊軍戰力不弱，在將熊熊一窩的窩囊領導下，也是有心殺敵無力迴天。
政治上的原因
以上是軍事上的一些原因，但別忘了，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它是大佬們談不攏後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本質上是為政治服務的。
宋夏之間的政治糾紛說來話長，從宋太宗對李繼遷，到宋真宗對李德明，兩代官家都可以說是養虎為患，接力棒傳到宋仁宗手裡，這是個歷史遺留問題，也可以說是他倒黴，接到了這個爛攤子。
要算起來，趙光義和趙恆都要為此買單。但不管是先君遺留問題也好，宋朝重文輕武制度下軍隊戰力退化也罷，趙禎在西夏問題上還是脫不了干係，他個人的原因是讓西夏徹底站穩腳跟，打實王朝根基的重要原因。
有一說一，遠的不講，就說他的子孫。到了神宗朝，擺平交趾後，宋軍就恢復了對西夏的戰略攻勢，並西夏境內反推。神宗雖然壯志未酬，哲宗接過了他的槍，收復了大片故土，最後在遼國的調停下才同意西夏求和的請求，並且姿態也很高，西夏遣使謝罪，用辭謙卑，宋朝這才接受議和，商定新邊界，北宋西北的邊境就此擴展出了一大塊。
這樣的開拓之志是仁宗所做不到的。仁宗以仁厚著稱，他也確實是個好人，但在領土這回事上沒有仁厚可講，老好人就容易吃虧。
對於戰爭的態度，宋仁宗說過，“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
啥意思？聖人用兵，為的是有益於萬物，而不是有害於萬物；為的是用來挽救危亡，而不是用來製造危難。
從道理上講，這沒錯，妥妥的仁義之君。
問題是人家都蹬鼻子上臉了，講道理已經沒有用了。趙禎不是基督徒，“別人打你的左臉,你要把右臉也伸過去”，這句話他應該沒聽過。但是在用愛來感化世界這個角度上，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元昊僭越稱帝，是為大不敬，擱哪個皇帝身上都要出兵討伐。仁宗說，先等等，先把他官職擼了，關閉榷場，再狠狠罵他一頓，也許他會就此悔過，洗心革面呢。結果是李元昊先憋不住了，主動揮兵攻宋。
君主的差異
如果仁宗下決心，下本錢，即使連遭敗績，大宋推平西夏還是頗有把握的，不說別的，范仲淹在西北推行的堡寨戰術就已經把李元昊整得叫苦連天。
打個比方的話，玩過策略類遊戲的都知道，地堡戰術是一種變態的戰術，遊戲裡玩地堡戰術要犧牲經濟，難以組織起部隊，北宋卻不存在這個問題，可以把地堡堆到西夏臉上，照樣有兵力機動，試問李元昊該如何應對？
說到底，還是兩位君主的差異。李元昊是個梟雄，滿心想的是如何開疆拓土，怎麼從宋朝手裡搶到更多土地，為西夏爭取最大利益。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可以次次親征，從策劃到指揮親力親為，拋開當時敵國的成見，這點確實令人欽佩。
趙禎是個仁厚之君，守成有餘，開拓卻不足。大宋是個超級經濟大國，如果要下定決心收復定難五州，舉全國之力與西夏打消耗戰，西夏軍力雖強，國力卻經不起這麼折騰，經濟支撐不住，首先就得崩潰。
《宋史》中就有總結：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足。
西夏雖然接連獲勝，自己也損失不小。定川寨之後，李元昊首先撐不住了，在慶曆三年（1043年）遣使主動求和。
那麼問題來了，對於大宋帝國來說，李元昊說叛就叛，說和就和，這大宋是不是也太沒面子了，對手撐不住了，正是宋朝的機會。甚至不用出兵，繼續關閉榷場，不給西夏物資，用經濟手段打擊，李元昊的日子就比誰都難受。
這點後人能看明白，時人也明白。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朝臣都認為和不如戰，“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 ”，正是一雪前恥的機會。
可以看一下乾隆皇帝的例子。康熙雍正兩代打殘了準噶爾，準部沒有能力主動出擊了，要按著宋朝官家的思路，人家被打服俯首稱臣了，就該收手了。
乾隆說不，打聽到準噶爾內亂加瘟疫實力大損，乾隆大喜。我等這個機會等了幾十年了，如今終於等到，怎麼可以放過，於是下令清軍出擊，就此滅亡準噶爾。
沒錯，就是趁你生病要你性命，封建社會的弱肉強食和自然界一樣殘酷，金軍來襲，元軍來襲時可有道理可講，就算今年簽了合約，來年也立馬再次來攻。國家領土問題，過於寬仁無異與虎謀皮。
可是啊，仁厚的趙禎不同意啊。非但不同意，合約內容還氣死人。
在戰爭前，宋朝給西夏的歲賜是金、帛、錢各四萬，茶二萬斤。到了議和後，這個數字變成了絹十五萬三千匹，銀七萬二千兩，茶三萬斤。
不減反增，相當於李元昊痛打了宋朝幾頓，搶了不少東西，又換來了更加豐厚的賞賜。
寬仁是把雙刃劍
西夏的對宋政策本質就是：
強則叛亂，弱則請和。叛則利於擄掠，侵犯邊疆；和則歲賜金增，若固有之。
從結果看，主動權始終在西夏手中，大宋是被牽著鼻子走的一方。
兵者殺器也，戰爭勞民傷財，如果有選擇誰都不想打仗。但是話說回來，有些仗不得不打，沒有霹靂手段，怎顯菩薩心腸。
對惡的縱容就是對善的不公。李元昊縱兵侵宋，是為惡在先了，最後卻沒遭到什麼懲罰。誰來為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戰死的數萬宋軍叫屈，誰又為深受西夏軍劫掠之苦的邊民買單。
宋仁宗的執政手段，結合了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無為，審慎寬容是他的優點，但從對外政策來看，寬容也是把雙刃劍，對於主動挑釁的對手來說，寬容只能助長他的氣焰，
但，這就是仁宗，有啥辦法呢。
當時的蔡襄就評價宋仁宗，說他“寬仁少斷”。
明清之際王夫之《宋論》中肯定趙禎“仁宗之稱盛治”，但同時也認為他“無定志”，也就是性格優柔寡斷。
某種角度來看，不無道理。
宋仁宗趙禎，寬仁不假，治下經濟和文化堪稱盛世也是真，不過在對西夏問題上，這個仁，就多少有點婦人之仁。這也就是仁宗一朝對西夏無可奈何的根本原因。
沒有先輩的付出，哪有後世的享福。如果反過來，先人只知生於安樂，那後人就要為憂患買單。仁宗是盛世了，卻不知身後洪水滔天，再過64年北宋就要滅亡。
要跟人講道義，先要拳頭硬。宋襄公之仁在春秋就已式微，党項、契丹、女真並不跟宋朝同受儒家文化薰陶，沒有實力保障的合約也只是一張廢紙。
再往大了說，北宋也是生於憂患卻死於安樂，前人享福太久，需要後人付出亡國的慘痛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