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成都下雪了，在初春时节，在临近的又一个开学季。受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多延迟复工、延期开学，百废待兴犹如初春乍寒的雪。疫情管控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B类人群逐步发病和收治，但在其确诊前接触过的已经被感染的2代B类和C类人群难记其数，料就在当下中下旬进入密集凸现期。2020年是中国人民铭记一生的年份，新春佳节本该走亲访友举国欢庆的日子，变成了全国人民蜗居家里就是为国贡献的时节。
常言道：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网上有段子说2003年“非典”是对当时国家建设脊梁中年人的磨难，那么2019年的武汉新冠病毒肺炎则是对他们又一次的追杀。时至今日，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领域取得了空前发展和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起来指日可待。但就是这么一场16年后的又一次传染疾病，再次给了我们迎头一棒，陷国民于危难。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非典自2002年11月广东佛山首例发生至2003年7月5日台湾地区最后一个宣布解除警报，全球非典累计确诊病人为8422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累积病人集中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加上华人比较集中的新加坡，合计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华人非典确诊病人，共占全球非典确诊病例的96％以上；其余地区，合计不足400例。而全球非典累积死亡人数为813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华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这次疫情中几乎全部的感染者共同围绕一个特定的人类种群：拥有最独一无二的“O—M175”基因群的汉民族。以史为鉴，非典时期近8个月时间全球累积逾8000人感染。而去年12月8日武汉出现的首例新冠病毒肺炎至今2个多月，确诊人数就超66000人，死亡人数超1500人。感染人数超越数倍，欣慰的是目前死亡率大幅降低。在目前还未出现临床上市的特效药之前，伴随时间的推移，未知的最终感染人数和被感染风险，依然是国人当下的心患。一季度乃至二季度，国内宏观经济料将遭受重创并可能延续。
动物还是此次疫情的中间宿主？还是传闻中的西方反华势力的生物武器攻击？仰或是亚洲第一个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武汉P4实验室中的意外泄露？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201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在媒体表示：有组织在俄收集人体生物样本，有研发针对俄罗斯人的基因武器嫌疑，并公开质问为何要这么干？据报道，俄罗斯政府掌握的情报显示，美国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 7 月曾发布招募信息，特别指明需要获取俄罗斯人的核糖核酸和滑膜液样本，并称全部样本必须“来自俄罗斯境内的白种人”。这令部分俄罗斯官员和人民对样本可能会被用于制造基因武器表示警觉和担忧。并拟出台法案严格监督外国公司在俄从事这种活动并将数据传到国外。
无独有偶，2016年2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的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就将“基因编辑”列入了“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清单。
2003年10月，一场抗击肆虐一时的非典的战役暂停之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童增撰写了一本名为《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的书。在书中，他向全体中国人发出这样一个警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文中记录了其在1998年，参加过一个“中国西部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框架里，计划为21世纪打基因战做积极准备，确定将大量收集华人的遗传基因DNA，然后进行中国人种的基因研究，研制基因武器。从1992年开始，他们通过民间渠道在中国20多个省市，采集了中国人大量的血样，提取中国人DNA。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不少日资企业里，日方老板要求中国打工者定期体检，进行抽血。但不是到当地的医院去抽血，进行体检，而是就在工厂里抽血。每年要抽几次血“体检”，最后对其用途和是否得了什么疾病也不予以告知？其真实目的和用途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答案。
历史推移到更远的肯尼迪时代，解禁的档案显示：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人便已经具备了发动简单“生物战”的能力和思维。“通过生物手段，在该国制造粮食危机，可以将其掩饰为自然灾害。因此，不能采用化学手段，除非能不被人发现”。并在历史资料中这种直接攻击对象，早有迹可循。
1946年-1948年，美国军方在杜鲁门的授意下，对500多危地马拉人，进行了梅毒活体实验。
1976年，刚果（金）北边城，一场疑似疟疾的恶性传染病在三天内肆虐了整座城镇。高烧、头晕、呕吐、口鼻出血...在极度痛苦的综合病症下，患者大部分都会在2-3天内走向死亡。这种被当地人称为“血魔”的病毒，传染力达到了4级（艾滋、非典仅为3级）的强感染病毒，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在世卫组织的全力扑灭下，疫情区域的一切可能病毒源都被进行了“灭活处理”，而为了进行后续病毒研究，唯一保留的病毒样本，被送到了英国波顿丘陵p4生物实验室。但是在沉寂了整整38年之后，2014年，早已销声匿迹多年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竟然从当年中非的刚果（金），凭空转移到了3500公里以外的西非！不过，更值得玩味的还是2014年在埃博拉病毒大规模爆发时，主动请缨前往救援疫区的美国，往疫区派出的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而是3000名军人！一名参加过当初“救援疫区”的生化战士，在CNN专访中的不慎漏嘴，暴露了一切：参与救援前，我们被告知白人不会被感染，进入疫区后，我们被命令协助实验室行动。美军当年9月16日进入疫区，长达一周的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他们又在干啥？干嘛？收获实验成果罢了！负责起草美国《1989年生物武器反恐法案》的弗朗西斯·博伊尔博士明确表示：埃博拉是从美国实验室出来的。
网络上的个中资讯是否完全真实可信，我们无从肯定。但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其霸权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排它主义昭然若揭、毋庸置疑。其针对可能影响美国家利益的域外国家、团体或个人，有着类似本能的遏制或攻击的潜意识；然而我们中国人没有。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和儒家文化的熏陶和传承，其仁、礼、中庸的思想精髓，无不宣扬一种仁厚宽容、求同存异、有容乃大的文化价值观；我们也正努力将一个“和”而“不霸”的中国呈现给世界。我们得到了广大平级和弱小国家的拥护和尊重，但同时我们也一直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质疑、猜忌，包括对立和打击。尤其以美国为首的少部分反华急先锋，从经济上、政治上包括军事上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显示，2009年和2010年席卷全球的甲型流感HIN1导致6080万美国人患病，274,304人住院，死亡12469人。2017-2018年一种新的H3N2病毒在美国泛滥，大越61000人丧生。而今2019年季节性流感再度侵袭美国卷土重来，据美媒报道，截止2月2日至少有1900万人感染流感，18万人住院，约有10000万死亡；患者有一半以上是儿童和通常较为健康的不满25岁的年轻人。感染和死亡人数更多的美国流感的过去和现状，我们很少听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有过任何撤侨或恶毒的言论攻击、借题发挥。
但是今天中国武汉新冠病毒肺炎在美国主流媒体人眼中中国却又成了“亚洲病夫”。意识形态使然，美国主流媒体的很多编辑和评审针对反华形态的言论攻击或歪曲事实，往往默许。而中国不会，尤其国内主流媒体上，很难看到针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各种攻击、嘲讽和侮辱。我们常见的是美国在新疆的恐怖主义下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在藏独问题上使绊子，把台湾问题当筹码，支持乱港势力，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实体，搞汇率操纵国问题、贸易战问题，包括多年前的朝鲜战争等等无意不是针对中国的软硬兼施和层层遏制。而我们更多只是事发过后的被动谴责、反对、抗议或防守；这是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永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美德，还是民族的“软肋”或“缺陷”？
综上所言，与杨振宁博士何干？当然，毫无干系。但就是疫期中的1月17日，其以一票之差的优势险胜中科院；终结了一场长时间来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该不该建设中国“超级对撞机”的辩论。
大型粒子对撞机（CEPC）是粒子物理科学家为了探索新的粒子，和微观量化粒子的“新物理”机制设备，是一种将质子加速对撞的高能物理设备。简单来说，大型对撞机有望揭开宇宙起源的奥秘在内五大谜团。一、牛顿未完成的工作——什么是质量？二、一个看不见的问题——96%的宇宙由什么构成？三、大自然的偏好——为什么找不到反物质？四、“大爆炸”的秘密——物质在宇宙诞生后的第一秒呈什么状态？五、隐藏的世界——空间的额外维度真的存在吗？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也满足人们对宇宙和自我起源的探索和认知，有利于让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取得巨大的突破和成就。但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却有完全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建造大型的粒子对撞机会耗费太多，围绕北京五环近100公里的长度，建设费用保守估计都需要花费1400多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后续的设备升级维护等费用；这些钱用来投入其它科学领域，或许会得到更大的成就。而且对于利用粒子对撞机寻找超对称粒子方面的理论也不成熟，70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至少在未来三十、五十年内还不一定能有所好处。此外，由于中国高能物理学家较少，建造的大型粒子对撞机恐将由90%以上的外国人主导，从而最终可能为它国科学家做嫁衣。
放在当下疫情影响的今天，真的佩服杨振宁先生的理性、务实和爱国情怀（说爱国是因为他一把年纪，本可以与世无争，不去动很多人的奶酪，但是他动了并坚持了，我想这只能解释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别无其它）。我们真的需要把这些钱用在基础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生化技术上。暂时放一放那些好高骛远、理论大于实际的东西。一票之差，感慨万千！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杨振宁先生的胜利，还是部分中科院院士的失败？堂堂一国中科院院士如此，其它领域又如何？这是否又是一次民族的“软肋”或“缺陷”？
最后，回到疫情本身，无论是国人残忍捕杀食用野生动物的自食其果；还是那些目前无以印证的外国生化武器的攻击可能；那些都不重要，时间自然会给人们答案；并且下一次传染性或更强的病毒，在未来的3年、5年、或下一个16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料将再次卷土重来。我想当下最重要就是，希望我们的医学科技人才早日研制出对症良药，以解国家和民族于危难。而面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变迁，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和核平衡，恐早已改变。新时代已经出现或者说未来必将出现的生物武器和攻击，料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更新更恐怖的存在。如果说其他国家拥有了这种“新威慑”的能力，而我们没有，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平衡”？
特此纪念2020年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吹哨”的-李文亮医生及其专业素养和明锐度；铭刻《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的作者-童增先生及其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忧患意识，并且在可见的将来或许真正成为为中国新时代“国防吹哨”的第一人；以及继爱因斯坦、霍金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及其当下年迈时的爱国情怀。我想这应该是杨振宁先生年迈之际为中国做出的最好的贡献。
朋友们，你们说这次疫情反转的“死叉”大概什么时候到来？未来中国还会发生这类致命的强传染的病毒危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