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明英宗朱祁鎮趁朱祁鈺重病臥床的時機，在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的密謀下重新奪回皇位，執掌朝政，史稱奪門之變。從整個明朝的歷史來說，奪門之變不過是一次皇位爭奪戰，其規模和影響遠遠比不上靖難之役，對明朝的歷史發展並沒有產生深遠的影響。
今天我們之所以會不斷談起奪門之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于謙的冤死，一個有功於社稷的臣子，一個清廉正直熱血報國的讀書人，因為權力鬥爭死在於莫須有的冤獄之下，令人唏噓。
對於于謙之死，《明史》《于謙傳》是這樣記載的：
誣謙等與黃竑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英宗成功復辟後，石亨、徐有貞等人將於謙和當時的大學士王文抓捕入獄，然後又誣陷於謙等人想更換太子，擁立襄王世子為皇帝。于謙並沒有多加辯白，認為這是石亨等人的陰謀，爭辯也是沒有益處的。
定案以後，石享、徐有貞等人請示是否要處死於謙。英宗一開始尚還在猶豫，擔心殺害有功之臣而被非議，徐有貞堅定說：“不殺死於謙，復位之事便師出無名。”於是英宗才下定決心，將於謙治罪抄家，並流放其家人。
從這段記載來看，對殺于謙，石亨、徐有貞等人是處心積慮，英宗是不忍心，但因為要使奪門復位之事具有合法性，就必須殺掉于謙，於是痛下殺手。
為什麼英宗復辟，于謙必須死？僅僅是因為他在土木堡之變後力主由庶次子的朱祁鈺接替皇位，而非英宗長子朱見深繼位，因此英宗在復辟以後為了確立合法性，重建皇統的政治需要嗎？
于謙之死，其實是多方面綜合的結果。
一是于謙本人脾氣過於剛硬，得罪了眾多朝中大臣。例如在土木堡之變時，于謙怒斥主張南遷的徐有貞，令其顏面掃地，仕途幾乎為之終止，徐有貞對於謙懷有仇恨之心。
又如石亨為了回報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中對自己的提攜之恩，在景泰帝朱祁鈺面前舉薦于謙的兒子于冕，但于謙並不領情，反而在景泰帝面前指責石亨“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兩人關係由此鬧僵。
于謙之所以得罪朝臣，也和景泰帝對他的絕對信任有關。
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
景泰帝用人時，一定要私下徵詢于謙的意見，而於謙以一顆秉公為國之心，不避私人恩怨，具實相告。皇帝以于謙的意見作為選官用官的重要標準，就導致那些沒有選上的官員對於謙充滿怨恨，其他大臣也嫉妒于謙的地位和威望。
二是于謙在土木堡之變後的一些舉動傷害了英宗的感情，讓英宗欲殺之而後快。
例如土木之變後，英宗被俘，成為人質。也先將英宗看成是護身符、擋箭牌，想用他來叩開大同的城門，但于謙舉薦的守將郭登卻閉門不納，“奉命守城，不敢啟用”。雖然英宗知道這是也先的陰謀，但畢竟事關自己性命，心裡免不了還是有些小疙瘩。
景泰帝想廢掉英宗長子朱見深另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時，滿朝大臣議論紛紛，雖然在景泰帝本人的威逼利誘下，朝臣們最終不得不在聯命書上簽名同意另立太子。但在這件事情上，作為皇帝面前的紅人，于謙卻沒有站起來表明態度，在立儲問題上的沉默令英宗對他的怨念更深。
不過以上都是屬於片面原因，于謙之死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整個皇朝政治秩序和社會信仰。
自宋代以來，理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一種社會倫理秩序，上至國家，下至家庭個人，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嚴格的規範，在皇位繼承上，便表現為嫡長子繼承製。
土木堡之變時，國家危在旦夕，立英宗2歲的兒子朱見深為帝雖然符合禮法，卻不利於解決當前遇到的政治軍事問題，於是于謙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理論，支持庶次子朱祁鈺登基，讓明朝度過危機。
但“君輕民重”的思想在明朝來說並不屬於主流，要不然朱元璋也不用刪削《孟子》，因此于謙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危急時刻的權宜之計，但本質上仍然是在違背甚至是挑戰當時所公認的社會等級秩序及皇權正統性。
等到危機過去，整個社會恢復安定運行之時，人們就會重新考慮正統性的問題，也會尋求機會維護正統性。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景泰帝易儲群臣會反對、英宗復辟基本沒有受到阻撓的原因，因為朝臣們都希望能夠重建之前固有的秩序。因此，作為秩序的破壞者和挑戰者的于謙必須死。
于謙本人在奪門之變時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一點。
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徐有貞、石亨奪門之變謀劃時，有人跑來告訴于謙，于謙當時手握重兵，想要摧毀他們的密謀易如反掌，但于謙卻選擇聽之任之。等到英宗復辟後，他又從容上朝，甘心聽候處置。
在景泰帝重病而又無後的情況下，于謙知道讓英宗復位是當時最好的一種選擇，英宗作為宣宗的法定繼承人，由他繼承皇位有其合法性，又能夠減少一些有野心的臣子企圖利用皇位掀起鬥爭從而為自己謀利的想法，有利於國家社稷的穩定。
作為秩序的挑戰者，于謙知道重新恢復固有的秩序，必然會帶來對自己的口誅筆伐，甚至有性命之憂。但為了這個國家社稷，于謙情願做一個殉道者，因此在他兒子于冕跑來告訴他奪門之變時，他呵護首：“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這才是于謙必死而又從容赴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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