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中國歷代變法爲何只有商鞅和鄧小平成功了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改革與革命不斷交替的歷史。我們當前所處的改革時代從1978年算起，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今後怎麼走，企業界、學界、民間社會上都感覺有點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樣，在困惑中試圖尋找方向，於是就去讀歷史。

歷史雖然不會重複，如同一句流行語所講的，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忘記了歷史，就容易迷失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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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改革成敗

縱觀歷史，中國的改革事業綿延不斷，從戰國時期商鞅和秦孝公的變法，一直到當代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

商鞅於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兩次大規模的變法，為秦國崛起成為戰國時期的霸主，乃至後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之後有西漢末年王莽的託古改制，大約在公元9年到23年之間。王莽的形象在歷史上相當負面，這是因為自從儒家被確立為正統的意識形態之後，中國的史學家就脫離了司馬遷的傳統，不是儘可能客觀、如實地去記錄歷史事件，而把教化作為它的首要功能。

後世儒家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了讓亂臣賊子懼怕，是為了維護現有秩序。史料的選取、真相的記錄、歷史的研究於是就有了事先設定的指導思想。王莽被認為是亂臣賊子，篡奪西漢政權的野心家，代表了這個反動階級、那個落後勢力等等。客觀地講，王莽其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大臣，他意識到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試圖通過改革來紓解危局，但是這位志大才疏的改革者失敗了，這既有歷史的機緣巧合，也有他個人的原因。

王莽之後的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和馮太后推行了漢化改制，這個改革雖然在歷史上留下的資料不多，實際上對後續中國製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北魏的軍事制度、賦稅制度、土地制度等被後來的隋、唐皇朝所繼承。因為北魏是鮮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權，屬於胡人，“五胡亂華”，漢人史學家寫這一段的時候似乎有一種非常複雜的心理，就像後來明朝人寫《元史》一樣。元史的篇幅和一個近百年的統一皇朝不相稱，因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權。

接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德宗年間的“兩稅法”（公元780年），這是一次重大的財政制度改革，但沒有觸及政治、軍事等其他領域。

具有全局性和制度性意義的是清末光緒帝與1898年推行的戊戌變法，但變法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眾所周知，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帝，殺害了主持變法的“六君子”，各種新政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被廢除了。1901年慈禧迫於內外壓力，以光緒帝名義頒佈上諭，重拾戊戌新政的各項主張，有些方面甚至比光緒帝走得更遠，但為時已晚，十年後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槍聲中倒臺了。

最近的是鄧小平領導的1978年改革開放。

簡短回顧歷史，粗略地講，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國的歷史上就會出現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許純粹是時間的偶然，也許因為中華帝國的制度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必須通過改革來進行調整。古人有句話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可以說是五百年必有改革興。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這是史學中的一個永恆的正反命題，我們不是專家，在這裡不展開討論，留給將來的研究去回答。

歷代改革只有一頭一尾成功了，也就是商鞅和秦孝公的變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成功了，其餘的改革或變法都宣告失敗。我在這裡用的“改革”和“變法”兩個詞有著同樣的含義，可以互換，雖然習慣上“改革”多用於現代，而“變法”常見於古代。變法成功與否，並不看變法者個人的結局，商鞅的下場很悲慘，秦孝公死後他被抓了起來，遭受車裂之刑，但商鞅所創建的制度保留了下來，因為新制度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有效的，連仇恨他的貴族集團也不願放棄。所以判斷變法是否成功，不看個人的去留榮辱，而要看新制度是否取代了舊制度，長期存續下來。

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少，成功的革命多。改革雖然沒有革命那樣波瀾壯闊和驚心動魄，但對於社會的發展、對於中華文明的成長、改革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換代，重複循環，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演進產生實質性影響，而這兩次成功的改革卻帶來了深刻的和實質性的變化。革命和改革的區別從英文詞上也可以看出來，“革命”在英文中是 Revolution，詞根是動詞Revolve，循環、輪迴的意思。當然“革命”這個詞不是從英文來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現了，比如說湯武革命，商湯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紂，都被稱為革命。“改革”的英文是Reform，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意味著實質性的變化。

商鞅變法促使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向集權官僚制轉變，這是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大轉型。這個轉型始於東周末年，經過春秋戰國二、三百年的混戰，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才宣告完成。

說到這裡，需要澄清一個事實，我們歷史教科書裡的一個說法：“秦統一中國標誌著封建社會的開始”，今天的史學界公認是錯誤的，應當糾正過來。根據學術的定義，典型的封建社會只有西周一朝，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就是這個觀點，國外的學者余英時——普林斯頓大學的東方史和東方文化專家，也是這個看法。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推動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大轉型。關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端，有的史學家認為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有的認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也有人把時間劃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樣爭論，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後，中國社會的傳統形態已經保持不住，不得不向現代社會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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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不同性質的變法

為什麼只有一頭一尾的改革成功了？這與改革的性質有關。

我們把改革分為兩類，一類叫“突破型”，另一類是“修補型”的。一頭一尾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因為敢於突破，建立了新型制度，所以成功了。後一類改革的目的是修補現有體制，無法解決深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矛盾，所以都失敗了。

所謂突破型改革就是在保持社會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引入新型制度，新制度帶來新的激勵機制，在新的激勵機制下，資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即使資源總量基本不變，效率的提高也能夠增加社會總產出。財富增加了，有個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可能受益，實現雙贏或者多贏，這在經濟學中叫做“帕累託改進”，它的嚴格定義是“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

在現實中，變法意味著改變現狀，“無人受損”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受損者無疑是既得利益，他們必然會抵制和反對新法，然而突破型變法在提高效率和增加社會總財富的同時，也造就了擁護新法的新生力量，這些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和壓制守舊派。

商鞅變法中出現的新生力量是城市平民和農民，依靠這些人，秦國君臣克服了貴族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將新法堅持了下來。鄧小平的改革為農民、城鎮居民提供了全新的激勵機制，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大幅度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改革因此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在此基礎之上，中國政府得以廢棄計劃體制，成功導入市場經濟制度。只要蛋糕做大了，受益者推動改革的力量大於受損者的阻力，就會增加改革的成功概率。

新制度為什麼使做大蛋糕成為可能呢？因為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不一樣了，同樣的資源能比過去產生更大的效益。古代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比較簡單，最重要的資源是土地和人力，土地的產量由人決定，要想提高農業產量，歸根結底還是要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如何激勵農民，如何發展農業生產，就成了歷代變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當然了，古代的統治者並不關心臣民的生活，他們想要的是富國強兵，為了富國強兵而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錢有物資，國君可以養更多的士兵和官吏，對外進行戰爭，征服外族和外國，奪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對內維持現有秩序，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變法就退化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歷史上的修補型變法那樣，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損，如果受損者是統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變法就難逃失敗的命運。簡單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緩和反而激化社會矛盾，改革者在社會上缺少支持，朝廷裡又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攻擊，內外交困，僅靠皇帝的信任勉強支撐局面。

王安石是頂層設計的高手，他為官清廉，工作勤奮，用心良苦，計劃周密，從智商、人品到職業操守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儘管情商低了一些，但是他的方法錯了，自以為聰明，大搞頂層設計，用政府取代市場。

政府取代市場會碰到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官員不瞭解市場的運作，頂層設計的方案往往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第二、激勵不協調，用民間的俗話講，上下左右擰著勁兒，不能調動基層的積極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王安石的精巧設計在實踐中全都碰了壁，不僅沒有達到所設想的目標，反而擾亂市場秩序，破壞了社會生產和經濟活動，結果社會財富沒有增加，變法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民眾怨聲載道，因為他們沒有從新法中得到實惠；官員普遍敵視王安石，因為新法傷害了他們的利益，一場經濟變法就此轉化為政治鬥爭。

一旦進入到政治鬥爭階段，變法就凶多吉少了，這是因為官僚體系天生保守，官員既沒有積極性也沒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體制的變法者又必須依靠官僚落實各項政策，修補型變法因而落入一個沒有解的悖論。當新政未達到預期效果時，在保守派的攻擊面前，變法派很難為自己辯護，他們也沒有民間的同盟軍，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隨著朝野壓力的增加，皇帝開始猶豫動搖，新法的廢止就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下面我們分析變法成功和失敗的具體案例，要說變法的徹底和影響的深遠，自然是非商鞅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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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的全面突破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經濟上的，另一個是政治上的。經濟上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化。

井田制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土地國有制下的集體經濟，當然，會有歷史學家不同意我的這個現代註釋。井田制的問題和集體經濟的一樣，激勵弱，效率低。

我自己有過集體經濟的親身經歷，文革時被送到農村當知青，人民公社大鍋飯，農民一起幹活，到年底共同分享勞動成果，個人的努力和回報沒有直接掛鉤，激勵不足，結果是出工不出力，農業生產效率長期處於低水平。那時除了生產隊的地，每個農民家庭還有一小塊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成都歸自己，這就看出區別來了。爬到陝北的山峁上放眼望去，哪片是公社的地，那片是自留地，不用村民告訴你，一看就知道。玉米、穀子長得綠油油的肯定是自留地，蔫黃、無精打彩的保證是公社的地。生產隊種不出好莊稼，公社土地的收成就是沒有自留地裡的高。看到這種現象，我還很不理解，毛主席號召我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農民的覺悟應該很高啊，為什麼不好好種公社的地呢？

商鞅廢除了井田制，取消公田，把土地分給農民個人，雖然去世後要交還，由國家根據人口另行分配，農民畢竟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和納稅之後的收益權，相當於古代版的聯產責任承包制。商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井田制的效率實在太低了。

井田制下分公田和私田，農民無償為貴族領主耕種公田，收成全都屬於領主，私田上的產出在繳租之後才歸農民自己支配，可以想象農民在公田上怎樣種莊稼，大概和人民公社差不多吧？商鞅不僅給農民分地，而且鼓勵他們開墾荒地，政府給獎賞，擴大生產規模。過去農民不可以開荒，因為都是“王土”，公有土地不能動。“開阡陌”就是把分隔公田、私田的土梗全都剷平，土地重新分配，並且可以在在阡陌之外開荒墾殖。土地制度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看，和我們1978年農村改革的作用是相同的。

井田一廢，封建領主制就解體了，經濟改革帶動了政治改革，削弱封建領主的力量本來就是變法的一個重要目的。過去農業生產剩餘掌握在大大小小的領主手裡，秦國國君的財政收入僅靠他自己的領地和通過戰爭兼併的別國土地。變法就是“去中間化”，剝奪各級領主對農民的支配權和土地收益權，國家直接向農民徵收賦稅，國君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憑藉雄厚的財政實力，秦國建立了一隻強大的軍隊，攻伐征戰，統一了中國。商鞅之前的魏國、吳國也搞過變法，但不像秦國這麼徹底，沒有觸動貴族領主階層，結果都是曇花一現，主張變法的大臣不是被趕走就是被守舊派殺掉。

在政治上商鞅還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度，代之以軍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貴族家庭世襲的，個人再能幹沒有用，要會投胎，今天人們講投胎是個技術活，那個時代更是。

封建制講究人的身份，而不是才能，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帶兵打仗。在新的軍功爵位制下，不問出身，憑戰功升遷，殺敵甲士一人，賜爵一級，賜田一頃，賜宅一畝，有點像今天的計件工資，付出和回報直接掛鉤，只要打仗勇敢，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就都有了。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僅士兵打仗拼命，按軍功提拔軍官，秦國將領也能征善戰。名將白起是一介布衣，15歲從軍，經歷大小七十多場戰鬥，其中包括攻擊趙國的著名戰役——長平之戰（公元前260年），結果趙軍大敗，二十萬降卒被秦軍坑殺。趙軍統帥是趙括，沒打過仗，只會紙上談兵，因為出身軍事貴族世家，被任命為三軍司令。戰國時期的秦軍號稱虎狼之師，令人生畏的戰鬥力背後是競爭性的用人制度，以及制度決定的強大激勵，說的低俗一點就是高官厚祿和良田美宅。

由於實行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用人制度，秦國的統治精英帶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平民多和外國人多。商鞅不是秦國人，原名叫衛鞅，是衛國人；秦國的宰相李斯原本是楚國的小吏，師從荀子，學成後投奔秦國。能人為什麼都彙集到秦國去了？因為山東六國還在講出身，講血統，有才幹的平民得不到施展的機會，人往高處走，都跑到秦國謀出路。外國人在秦國封侯拜將，秦國的貴族當然不高興，於是鼓動秦王下逐客令，驅趕老外。名曰仇外，實則懼內。李斯聞訊大驚，急忙上奏，寫了一遍著名的《諫逐客書》，秦王收回成命，打消了自毀長城的愚蠢念頭。

商鞅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深刻和廣泛的，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治理能力，秦國建立了集權的官僚體制，“廢封建，立郡縣”，在鄉和鄉以下推行保甲連坐制。我們想想強調的是，這一套制度並不是商鞅的頂層設計，在商鞅變法之前，郡縣制在各國已經存在了二百年，是國君治理新徵服地區的通行辦法，商鞅所做的只不過是立法，將這個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廣到全國。

土地私有制也不是商鞅的發明，早在公元前594年魯國就開始“初稅畝”，廢除井田制，取消公田、私田的劃分和相應的收益分配規則，改為農民按土地面積交稅，比商鞅變法早了二百多年。商鞅在前人的基礎上又向前進了一步：將這些局部性的創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實施。

商鞅在變法的策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先做思想準備，形成共識，減少變法的阻力。司馬遷在《史記》中有記載，商鞅和守舊派大臣在秦孝公面前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到底要不要變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守舊派說你想更改祖制，你再高明，能超過祖宗嗎？我們能守住祖宗的制度就不錯了，不要再想改變什麼。商鞅針鋒相對，認為時代不一樣，治理國家的方法也不一樣，“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論戰的結果是商鞅勝出，最後秦孝公站在了他一邊。

並不是所有的變法者都像商鞅那樣幸運，由於“祖制”也就是現行制度和正統意識形態密切契合，改變現行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和正統意識形態發生衝突，而所有的變法者在這道障礙面前都不幸地處於下風。不僅既得利益以衛道士自居，佔據道德高地，冠冕堂皇地反對新政，而且民眾也因為習慣性思維作怪，不願面對新法帶來的不確定性，若不修正意識形態，變法就不能進行下去。

王莽要恢復周禮，“託古改制”，借周公的名義推行新政。王安石說他的新法和堯舜禹聖王之道相符合，以此抵擋守舊派的攻擊。清末康有為寫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繪成主張改革的聖人，從儒學的源頭上論證變法的正當性。上一世紀七、八十年代，鄧小平要改革，馬上就招來“姓資還是姓社”的質疑，小平同志講不要爭論姓資姓社，要看實際效果，這就是著名的“黑貓白貓論”。這個策略很明智，因為一旦爭論起來，恐怕多半是改革者被動挨打。

不爭論並不表明大家都認同，只有得到認同——無論自願的還是被迫的——的政策才有執行力度，這就是改革的公信力問題。如果官員和民眾不相信朝廷的決心，或者不相信新法的效果，就算國君下令，臣民也會假裝沒聽見，皇上若認真追究起來，他們就陽奉陰違，敷衍了事。

為了強化法令的公信力，商鞅在都城中豎立了一根木頭，發佈公告，誰把木頭拖到南門，賞賜十金。百姓不信，因為當時的都城不大，南門到北門據說只有三華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能賞這麼多嗎？賞金逐步加碼到五十，終於有一位從人群中走出來，完成了這樁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任務，結果還真得了賞金五十，這就是立木為信的故事。

秦人從此知道，商鞅令出必行。守法有獎，違法必懲，太子犯法了，商鞅也不寬恕，考慮到儲君不宜施刑，令太子的師傅公子虔代為受過，結果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

改革的公信力最根本的還是看實際效果。商鞅在第一次變法之後就帶領秦國和趙國聯軍和魏國打了一仗，戰爭以聯軍的勝利而告結束，秦國一舉收回了以前割讓給魏國的河西之地，商鞅用抓住老鼠來平息關於黑貓白貓的爭論，大大增強了新法的公信力。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商鞅變法的成功在於通過改變激勵機制，提高了古代中國兩個最要資源——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效率。廢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政治上採用軍功爵位制，打破貴族階層對國家治理的壟斷，選拔和吸引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充實軍隊和政府。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秦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得以富國強兵，到了這一步，新法甚至對初期的受損者——貴族階層來說也是有益的了。

商鞅沒有動用暴力手段剷除貴族階層，而是一方面通扶持新生力量，不斷降低貴族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中的相對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允許貴族保留土地的同時，將他們排除在政府和軍隊之外，必須有戰功才能任職。貴族階層也認識到，如果繼續因循守舊，秦國就會在對外戰爭中失敗，國土面積越來越小，就像變法前的歷史已證明了的那樣，一旦亡國，貴族失去一切，不是遭到屠殺，就是淪為奴隸。外部競爭的壓力使秦國貴族即使有機會，也不敢迴歸舊制度。秦孝公死後，繼位的太子和公子虔殺了商鞅，但沒有改動商鞅設立的各項新法。

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商鞅變法通過提高經濟和國家治理的效率，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而成功。二千年後，我們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總結出同樣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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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

在1978年開始的農業改革中，我們解散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激勵機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廢井田，開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城鎮經濟改革和鼓勵民營企業的著眼點同樣在激勵機制，由利潤驅動企業家，由績效工資激勵工人，同時對外、對內開放，允許資源較為自由地流動。通常我們對“開放”的理解是對外開放，其實對內開放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對外開放。取消國家計劃委員會，取消指令性計劃後，資源擺脫了行政部門的束縛，在市場價格信號的指導下，朝著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從低效的農業流入高效的城鎮工商業，從低效的國有部門流入高效的民營企業。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帶來了總體經濟效率的提高，表現為GDP的高速增長（參考“兩個中國模式”一文）。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從改革獲益，經商的發了財，農民進城找到工作，工人漲了工資，民眾改善了生活，共產黨鞏固了執政地位，改革是一場多贏的博弈。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不管我們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樣不同的觀點，如果說再退回到中央計劃，恐怕沒有人贊成，就像商鞅死後，如果說再回到舊的封建制，秦國也沒有人贊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優越性。

鄧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先行一步，從真理檢驗標準的討論開始，形成關於改革的社會共識。改革要觸動政府部門的利益，有阻力怎麼辦？成立獨立的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擺脫部門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彙報；另一方面，依靠民間的創造突破計劃體制。

在改革的具體方法上，雖然也有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來自於基層實踐中的制度創新。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農村改革不是鄧小平設計的，而是小崗村的農民先幹出來的，再由黨中央給予充分肯定，變成全國的政策和法律。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實際上違反了當時的法律，中央沒有因為他們違法而打壓，因為可以發展農村經濟啊，看了一段時間，發現效果不錯，就發了中央一號文件予以推廣。直到1989年修改憲法的時候，才承認聯產責任承包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才給予合法地位，距離小崗村農民的自發改革已經過去了十幾年。

城鎮的民營企業也不是鄧小平的設計，民營企業源於個體工商戶、集體和鄉鎮企業。年光久辦了個“傻子瓜子”公司，僱了幾十個人賣瓜子，縣政府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把他抓起來，小平同志過問後才放了出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很困難的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幹出來的，沒有什麼頂層設計，頂層放開，下面自然有辦法。頂層要做的是尊重和發揮基層的創造力，及時調整政策和法律，實施推廣，鄧小平的偉大之處也正在這裡。

為什麼改革要強調基層創新？因為基層民眾貼近市場，他們的制度創新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第二，基層的創新是“激勵協調”的，他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沒利的不做，包產到戶要是沒利的話，小崗村農民不會冒著被抓、甚至被殺的危險，私下分了生產隊的地。激勵協調的制度是自動執行的，用不著政府監督和管控。

對比下面我們要講的王安石的變法，區別非常明顯。王安石精心設計了新政策，但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勵的問題，特別是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激勵問題，結果他的政策在實踐中要麼無法執行，要麼事與願違，給民間的生產和生活增加了困擾。

我們講改革的策略不能單純強調頂層設計，應該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由頂及時總結基層的經驗，把基層的經驗變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國推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直是這樣做的。在制度創新面前，迴避意識形態的爭論，以實際的經濟效率為判斷依據，只要能夠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就允許去試，不問姓資姓社，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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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拗不過市場

下面我們來看失敗的變法，重點分析王安石，順帶也講講王莽。

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早期嘗試，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經實行了幾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國有制，模仿西周，更名天下土地為王田，對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田不準買賣。王莽這樣做是為了抑制西漢末年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大官僚、大地主良田千頃，小農無立錐之地，生活貧苦。

中國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農的立場上，抑制豪強，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小農，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揚的仁政，而是出於財政的考慮。

這樣一來，稅賦的大部分就由小農來承擔，小農要是大面積破產的話，朝廷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保護小農就是保護皇朝的稅源。王莽深知這一點，於是宣佈土地國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所有權，而是使用權，一戶授田百畝，緩解土地兼併所造成的農戶破產，緩解貧富懸殊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王莽的土地國有化政策沒有公信力，靠官僚打擊豪強，而豪強就是官僚自己，怎麼可能真打呢？

在工商業方面，王莽推行全面的國家經營，叫做“五均六筦”。所謂“五均”就是均物價，為此成立了官營的商業機構，統購統銷，按成本收購商品，按官價出售，防止市場價格過高。“六筦”就是政府壟斷經營，管鹽、管酒、管鐵、管山澤之貨、管銅鐵，前面那個鐵指的是鐵器、鐵製工具，後面的銅鐵指銅錢和鐵錢。因為缺銅，王莽發行過鐵錢，他的貨幣改革混亂不堪，但新朝所發行的銅鐵錢品質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王莽所有的這些改革最後全都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豪門權貴的堅決反對，甚至不惜以宮廷政變和軍事暴動來制止他。王莽壓不住陣腳，乾脆自己當皇帝，儒家史官因此罵他是野心家。實際王莽有他的苦衷，猜測他篡奪帝位的一個動機是用皇帝的權威來推行新政。

根據梁啟超的觀點，王安石變法也是搞國家社會主義，我認為梁啟超的定性比較準確，也許可以叫做國家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王安石同樣用政府替代市場，相信他的新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政府增加財政收入，還不必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符合帕累託改進的原則。

保守派的首領司馬光反駁他，說國家增收必將取之於民，而與民爭利不是儒家倡導的仁政。王安石堅信可以雙贏，國庫充實了就能強兵，扭轉北宋多年的積貧積弱局面。北宋開國之後，外患不斷，對北邊的遼國屢戰屢敗，只好花錢買和平。党項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經濟遠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軍打得焦頭爛額。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經濟方面，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另外一些涉及政治和軍事制度，比如保甲法和置將法。這是一個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連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司馬光也承認他的用心良苦。

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在上書皇帝，說王一生為國，朝廷應追贈諡號，優禮撫卹。北宋新黨和舊黨之間，爭理不爭利，主要是觀念之爭，王安石有堅定的信念，兩次擔任宰相，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政，又兩次因新法的問題而被罷官，但仍不改初衷，人稱“拗相公”。司馬光也沒有在扳倒王安石的過程中謀什麼個人利益，兩個人都沒有在宰相的位置上搞子女經商和腐敗尋租的事。

諸項新法中，青苗法的實質是官辦農業金融。王安石有基層工作經驗，他在浙江做縣令，看到小農的破產往往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青苗長出來還沒有成熟，舊糧已經用完，上下兩季接不上，農民只好去借高利貸，富商囤積居奇，藉機盤剝，利率高達100%到200%，農戶無力還債，典當土地以至於破產。王安石設想用官辦金融取代高利貸，以解農民的燃眉之急，真是個替貧下中農著想的好官。

當然，保小農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保國家財政。政府在春播時發放貸款，官定利息20%，秋天收穫季節斂取本息。用今天的標準衡量，20%是高利貸了，但和100%的市場利率相比，農民得到很大的優惠。這個用心良苦的頂層設計為什麼在實踐中碰了壁呢？

政府房貸款，本金哪裡來？王安石瞄上了國家的糧食儲備。儲備糧本來是作為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用的，遇到天災，糧食歉收，農民離家外出尋找生計或者乞討，變成流民，威脅社會穩定，所以歷代王朝都儲備糧食用於賑濟災民。王安石盤算，糧食存在倉庫裡平時也沒用，何不拿來當本錢放貸，既幫助了農民，政府還賺取了利息收入，這不是雙贏嗎？

動用國家的糧食儲備，當然不許虧本，官員在發放青苗錢時，一定要判斷農戶的信用，也就是欠債不還的風險，但官員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去做。於是王安石下達更為具體的指令，讓官員下去清點農戶的財產，從富到貧分成幾級，用農戶的財產作為抵押來放貸，根據財產多寡決定信貸數量。

聽起來又是一個完美的頂層設計方案，但在實踐中變了味道，富農賄賂官員，虛報資產，騙取官方的低息貸款，然後按市場利率轉貸給貧戶。貧農沒有什麼財產能做抵押，從政府那裡借不到錢，真有急需，只能從富裕農戶那裡借，而富戶一轉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對青苗法的大臣上書皇帝，說富戶轉貸或者擔保的貸款利率實際是80%到100%，和市場上高利貸沒差多少，農民沒受益，政府的利息收入也只有20%，倒是官員和富豪從轉貸中大賺了一把。

青苗法在執行中弊端叢生，推行不下去了，於是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員分赴各省督導（各位聽著是不是耳熟？），強行攤派，搞得下面雞飛狗跳牆，朝廷上一片反對聲，鬧得皇帝不得不出面，下詔禁止強行貸款，堅持自願原則。然而自願的結果就是貸不起的仍然貸不起，能貸到的利率跟市場上的差不多，最後獲利的還是經辦官員和豪門大戶。連盛讚王安石的梁啟超在八百年後也承認，政府辦不了金融，金融只能靠民間來辦。

“市易法”用官辦的批發、零售網絡替代市場，由官員到豐收地區低價購買糧食，運到歉收地區，增加那裡的供應，平抑糧價。但像青苗法一樣，市易法也面臨難以克服的信息問題，官員並不知道哪裡豐收，哪裡歉收，他們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託甚至僱用商人經辦，結果又是官商勾結，從中牟利。

為什麼官員不能學學商人，四出調查研究，瞭解各地糧食供應和需求的情況呢？因為官員沒有足夠的激勵。商人積極尋找供需缺口，倒買倒賣，賺錢歸自己，官員這麼做得不到任何好處，誰願意吃這個苦、受這個累啊？王安石設計的所有新法都繞不過信息和激勵這兩個問題，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這上面。

官員和宰相的激勵不一致，宰相要安邦定國，名垂青史；官員只想升官發財，封妻廕子。皇帝、宰相變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強，而豪強正是大小官員，他們怎麼可能擁護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發現了這個問題，說為什麼士大夫都反對變法，而不問新法對百姓有什麼好處呢？守舊派大臣文彥博反問：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還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話說得很直白，你到底應該以誰為重。變法傷害官員的利益，依靠官僚體系推動改革，本身就是個悖論，他們不會有積極性。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信息不對稱。若想執行王安石的國家社會主義新法，要求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員掌握足夠的信息，青苗法需要每個農戶的生產和財務信息，市易法需要各個地區、各種物品的生產和消費信息，現代的行政官僚體系都做不到，別說技術落後的古代了。更糟糕的是，官僚體系還制度性地扭曲信息，阻塞信息的傳遞，下情不能如實上達。

面對眾人攻擊青苗法，宋神宗的頭腦還比較清醒，認為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當退休宰相韓琦上書時，宋神宗高度重視，韓琦已經退休了，他說青苗法的壞話應該沒有政治或利益動機。神宗於是派了兩個心腹太監下去調查清楚，這兩位接受任務後就琢磨開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銳意變法，“拗相公”宰相對不同政見者的打擊也毫不留情，如果說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懷寫萬言書，會有什麼後果？兩個太監思前想後，回來寫了一個報告，聲稱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悅。宋神宗一看，堅定了推行青苗法的決心，實際上是被揣摩上意的太監誤導了。

你不能說太監滑頭，他們是理性的，如實稟報恐怕沒有好果子吃，寧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給皇上真實信息。非理性的是制度，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為看上去就顯得荒唐。這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上一世紀“大躍進”時期，下面謊報畝產萬斤，出身農民家庭的毛澤東居然相信了。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不能成功第三個原因是缺少新的社會共識。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觸及祖宗樹立的正統意識形態，動搖原有社會共識的基礎。除了顯示新法的實際效果，變法者很難證明其政策的正確性，很難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擁護，而由於上面所講的信息和激勵的問題，新法又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不能發展經濟，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利益的一部分轉移給小農，把高利貸和商業利潤轉移到政府手中。

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損，搞不好是有人受損而無人受益，變法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鬥爭，沒有民間的支持，變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講到這裡，我們對比商鞅和王安石做一個小結。這兩個改革家在人品、能力和權威上沒有實質性區別，變法的性質則截然不同，商鞅變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變法是修補式的。王安石變法完全依靠官僚體系，商鞅依靠平民和農民，鄧小平依靠農民、城鎮居民和企業家。王安石變法是純粹的頂層設計，商鞅和鄧小平的改革則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官僚、商人、高利貸者、農民之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商鞅和鄧小平的改革增加了產出，提高了效率，大體做到了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變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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