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钱谦益游览苏州虎丘山，穿的衣服没有领子，袖管阔大。一个读书人上前拱手鞠躬致礼，请问他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钱谦益答道：“没有领子是今朝（清朝）的官服，大袖子是先朝的官服，因为我在先朝当官长久，习惯了。”那读书人假装着肃然起敬地说：“大人真可说是两朝的领袖了”。
这位被当时读书人称为两朝领袖的钱谦益，明末清初可谓大名鼎鼎的人物,有文坛领袖东林党魁的桂冠。钱谦益作为诗人，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作为文章家,号称“当代文章伯”；作为士林领袖,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如果不是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改朝换代的时代里，钱谦益肯定会以一个文学大家的身份载入史册为人瞩目。而最让人尴尬的是，钱谦益确成了先仕明后仕清的“贰臣”，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他的人格污点和大节有亏。同历代的文人一样，钱谦益热衷于官场仕途，只是一直官途不顺，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更谈不上有什么宏图伟业。
明亡以后钱谦益的丑恶表演逐步登场，跻身于投机钻营之道，哪还顾的什么仁义廉耻。在南明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以拥戴之功把持朝政，而作为东林领袖的钱谦益居然上书称颂马士英拥立之功，并为阮大铖鸣冤，用“慷慨魁垒男子也”的阿谀奉承之词换取了礼部尚书一职。为了高官甚至不惜利用夫人柳如是与阮大铖的关系,据《南明野史》记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无怪乎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就非常鄙视钱谦益的为人,说他“年轻时是浪子，中年是热中的政客，晚年是投满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文章一流人格末流的人物,在满清的血雨腥风面前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清兵兵临城下,钱谦益自然是站在开城迎降的队伍之中了,不仅如此还要写劝降信给江南的各个城市,，“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为了表现对清朝的忠诚,钱谦益很快就剃发了,《恸余杂记》记：“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辫而入矣。”可叹的是,钱谦益的表现并没有换来清朝的信任和高官,顺治三年（1646)正月，他被授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可是就是这样的闲官也做不安稳.清顺治四年丁亥，受淄川谢陛案牵累，钱谦益被逮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狱;清顺治五年戌子四月，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株连，羁囚南京狱。死了以后更惨,乾隆帝嘲弄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不仅骂他是"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要把他列入《明史.贰臣传》，而且是乙编，比洪承畴类更下一等。钱谦益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投清变节苟且偷生换来的却是主人的挖苦和千古骂名，给人当奴才都没有资格。
钱谦益，一代文坛领袖，“四海宗盟五十年”,集学者、诗人、古文家和诗论家于一身,经、史，释、道卓然立论,本可以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并列，被后人敬仰和研究.然而人格卑劣大节有亏，既没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也没有王夫之拒绝与清朝合作的独立不迁，尤其是在青楼妓女柳如是的对比之下更是相形见拙。明亡清立,柳如是力劝钱谦益投池殉国,而钱谦益推池水“冷极奈何”而作罢。但柳如是却奋身跳入水中，后被人救起。 陈寅恪先生有感于柳如是“通权达变，大义凛然，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民族气节,才写下了八十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以文章立身的钱谦益,满嘴的仁义道德一到关键时刻就显现出虚伪的本质,正如清代诗人袁枚所言:“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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