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獲利。
——拿破崙
我們都知道人類最早的商品交易是物物交換，你有一堆果子，我有一塊皮毛，雙方認同價值相等就產生了交換，起初參加交易的範圍窄小、品種稀少，這種交換足以應付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需要。
但越著人類不斷髮展，足跡不斷延伸，特別是分工的出現，交易的範圍開始擴大、品種也極大增加，這種交換就顯得非常困難了，即使能夠成立，也相當耗費人力、物力和時間。
交換效率的低下嚴重阻礙了商品生產的發展。
於是一般等價物就出現了，它相當於物與物的中間物，大家首先選出各方都認可的一件東西，併為其確定一個價值，其他商品都以這個東西為參照，比如：在古希臘的歷史記載中，牛、羊、穀物等都曾充當過一般等價物。
希臘古代詩人荷馬的詩篇中，曾提到這樣的交換關係：1個女奴隸換4頭公牛，一個銅製的三角架換12頭公牛。
公元前500多年雅典的梭倫法典中，以佔有大麥的多少劃分居民富裕的等級。
而中國古代，羊、布、海貝、銅器、玉璧等都曾充當過一般等價物。
所以，一般等價物並不在於其自身價值到底是多少，而在於大家公認它的價值並嚴格遵守，可以這麼說，一般等價物的出現就像一道曙光，開啟了人類商業的新紀元，同時也開啟了一個潘多拉魔盒，只要操縱了一般等價物，就可以掌握全世界。
後來，全世界的人類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原始貨幣出現，坤鵬論曾在《黃金這麼好的天然貨幣 為什麼我們要放棄它》中專門討論過，但為什麼偏偏是黃金，雖然有諸多解釋，但沒有一個真正讓人心服口服，姑且把它歸為不解之謎吧。
但是，我們基本可以總結出一個道理，一般等價物可以和人們的信心直接劃等號，不管是以前的牛羊穀物，還是後來的黃金白銀，都是人們先對其有了信心，然後才會被公認成一般等價物。
這個道理一直延續，顛撲不滅，即使是後來輕飄飄一張紙可以成為貨幣，也是因為它凝聚著老百姓的信心。
所以，貨幣是什麼並不重要，關鍵還在於人的信心。
有人說，黃金能保值，是真錢，其實這也是基於更多人對它的信心，如果全世界人都對它失去了信心，黃金也就沒了價值，既無法保值，也不能當錢花。
那對於貨幣的信心從何而來？
建築老百姓的信心說難也不難，只要讓人們相信它能穩定地換來東西就行，而且不能忽高忽低，今天換三顆棗，明天只能換一顆，老百姓就會認為錢毛了，信心就會動搖，特別是信用貨幣時代，每個國家都在用超發貨幣掠奪老百姓的財富，有的國家潤物細無聲，有的國家則搞得驚天動地，後者基本也就走上了不歸路，失了人民的信心。
沒有老百姓信心支撐的貨幣就是一張廢紙，擦屁股都嫌硬！
不知各位老鐵有沒有想過，新中國建立之初，咱們的貨幣體系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那時，絕對是一窮二白，千瘡百孔，不是爛，而是極爛！比後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困難不知多少倍。
據史料和相關人士的回憶核算，當時國民黨從大陸運臺黃金的總數量是400萬兩左右，而到1948年底，國庫的黃金總數也才400多萬兩，也就是國軍黨將國庫的黃金儲備幾近搬空，而美元搬走了至少7000萬（有蔣介石“總賬房”之稱的吳嵩慶之子吳興鏞，根據父親的遺留資料寫成了《黃金秘檔》，此數據為該書披露，而且吳興鏞表示，這還僅是他父親經手的），帶走的還有白銀120噸，3000萬塊銀元、一億兩純銀，如果把銀子折算成美元，總數為7000萬美元。
那麼新政府到底有多少黃金呢？
坤鵬論查了不少資料，有說“新政府的黃金儲備只有6000多兩”，還有說這個數字只是1949年接管國民黨國庫時收到的，如果加上解放區原有的家底，大約應該有數萬到十幾萬兩黃金儲備。
不管怎麼說，和諾大的國家和眾多人口相比，這點黃金少得可憐。
這要是在金本位時代，那簡直太難過了，因為不管是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都是要和自己儲備的黃金掛鉤。
那段時間，世界的貨幣體系是佈雷頓森林體系，它是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金匯兌本位制，又稱美元－黃金本位制。
這個體系的核心還是黃金，只不過中間設置了美元作為黃金等價物。
美國承擔以官價兌換黃金的義務，各國貨幣只有通過美元才能同黃金髮生關係，美元處於中心地位，起世界貨幣的作用，美元是國際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
也就是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美元又被稱為“美金”。
可是，新中國的美元也沒多少，具體數據坤鵬論並未找到，只是在一些資料中查到，1950年，我國的外匯儲備金為1.57億美元。
當時，國庫中所僅剩的黃金和美元根本不可能以黃金作為人民幣的發行儲備。
咋辦？
其實，什麼事只要抓住本質，解決起來就會輕鬆許多。
既然黃金白銀等原始貨幣的本質就是讓人們相信它能換來東西，那沒有黃金也木太大關係，只要讓老百姓堅信自己印的票據——人民幣確實能換來東西，不就解決了嗎？
這樣，有東西可換就成了關鍵，中國政府那時有軍隊，能組織生產，所以生產東西也不成問題。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認為，人民幣的價值基礎不是黃金，匯率的本質應該是等價交換，匯率穩定的關鍵在於貿易商品的生產交換而非匯率本身，應該以物價之比作為匯率的決定基礎。
這個貨幣指導思想一直延續到了1983年。
新中國政府選擇了發行人民幣。
客觀講，那時候的人民幣還不能被稱為貨幣，只是相當於國家發行的購物券，所以人民幣在當時也叫人民券。
人民幣正式發行的時間是1948年12月1日，採用不可兌現的銀行券形式，沒有規定含金量，不與任何外幣掛鉤。
人民幣發行前中國的貨幣流通相當混亂，法幣、金圓券、銀元券、銀、銀元、金、美元、港幣等各種貨幣都在流通，通貨膨脹相當嚴重。
我們可以從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可以看出端倪，因為那時候與美元的匯率是根據“購買力平價”方式確定，也就是用同樣的東西兩種貨幣的實際價格來確定匯率，這種方式相對客觀。
1949年1月18日，1美元＝600元舊人民幣，到了1950年3月13日，1美元＝42000元舊人民幣。
人民幣通過兌換法幣、金圓券等紙幣進入流通環節，不可避免地被通貨膨脹拖累，而且當時是建國初期，國家也需要通過發放貨幣來彌補財政赤字，又加重了通貨膨脹，在流通人民幣的最小面額是50元，最大5萬元。
而且，建國初期，仗還沒打完，舊中國的900萬軍、政、公、教人員，全由新政府包了下來，包袱相當沉重，又趕上當時連續出現春旱等天災，重點災區的700萬災民、城市中的400萬失業人員，全都嗷嗷待哺，急需救濟。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人民政府不得不增發人民幣，兩個月內，人民幣的發行量翻了兩番，短短時間內，連續出現四次物價大漲。
遏制通貨膨脹，穩定人民的生活成為新政府的頭等大事，一旦失敗，全盤皆輸。
怎麼遏制？一個是貨幣，一個是物資，還有痛打投機。
考慮到國民黨政權後期，先是法幣崩潰，然後是取而代之的金圓券和銀圓券高速貶值，直至形同廢紙，人們對紙幣越來越不信任，而鍾情於硬通貨了。
所以，1948年12月1日，人民政府先是發行了作為人民幣的全國一通貨銀元，很快，銀元成市場上的主要流通貨幣，兩天後，第一批紙幣人民幣在中央印刷廠北平廠印刷出來。
1949年2月，北平開始以新幣對換舊幣，用人民幣對換金圓券，紙幣人民幣正式開始流通。
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10多天後，人民政府宣佈，人民幣為統一流通的合法貨幣，禁止以金銀計價、流通使用和私相買賣。
當時，上海的投機商人很囂張，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並大肆進行金銀投機。
在向上海市場拋出10萬枚銀元意圖打壓銀元價格未果後，中共中央發出明確提令，要求採取政治手段，堅決地打擊銀元投機活動，這被後人總結為“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力量，於上午10時查封了銀元市場的大本營——上海證券大樓，並直接逮捕了238名銀元投機分子。
同時，政府多管齊下，強推人民幣進入上海市場：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包括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券；稅收一律徵收人民券；以地方為單位，首先是上海酌發實物公債；驗資，像平津一樣，通令各私人銀行查驗資金；開放各解放區間的匯兌，以老區比較堅強的貨幣陣地，支持南方新佔領的貨幣陣地，使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
這樣，政治和經濟兩種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猖狂的銀元風波即被平息下去。
接著，全國許多大城市紛紛效仿。
全國的銀元投機迅速被打壓遏制。
銀元投機做不成，投機商通過囤積人民必需的糧食、棉紗、煤炭等物資，哄抬物價，擾亂市場。
國民黨特務也乘機煽動：“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大米、棉紗、煤炭)，就能置上海於死地。”
投機商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物價大漲風，其間，以1949年10月至11月為最嚴重，當時，物價一漲再漲，竟持續達40天之久。
當時人民政府採取的應對措施是，最大程度收縮銀根，最大程度全國調配物資，緊盯“兩白一黑”，“我掌握多少（物資），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僅半個月時間，國家調集的糧食不下50億斤（打淮海戰役調集的糧食才10億斤），國營中紡公司掌握的棉紗和棉布達全國產量的一半，人民銀行吸收了8000億社會遊資。
手握鉅額物資後，政府開始向投機商動手。
1949年11月20日，一場全面圍剿投機商的大戰開始，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大城市的國營貿易公司陸續出售棉紗，並採取逐步提高價格的策略，這讓投機商們摸不著頭腦，甚至認為政府也要以此牟利，他們憑著本能瘋狂吃貨，在自己的鈔票耗光後，甚至不惜借每天50%，甚至100%利息的高利貸。
11月24日，總體物價水平到達7月底的2.2倍，此前政府早就通過嚴密計算得出，在此價格水平上，手裡掌握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相當，於是總攻的決戰時刻來到了！
11月25日，各大城市和國營貿易公司同時拋售紗布，並不斷調低價格，投機商開始還敢接招，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的物資鋪天蓋地而來，不僅越拋越多，後續調運的紗布整車整車通宵達旦地拉進各大城市，各個國營商店囤積的紗布堆成山一樣！
面對政府壓倒性的物資力量，投機商絕望了，開始拋售自己手中的紗布，拋風一起，紗價應聲而跌，棉紗市場行情如雪崩一般一瀉而下！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一半，投機商血本無歸。
接著，政府緊接著出臺三條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第二，規定私營工廠不準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第三，加緊徵稅，規定稅金不能遲繳，遲繳一天，就得罰應稅金額的3%。
在如此犀利的圍追堵截下，參與紗布投機的資本家紛紛破產，連帶許多私營錢莊也因此而大量倒閉。
但是，一旦投機，往往會被矇蔽雙眼，即使面對絕境也會不顧一切地選擇孤注一擲，投機商並未死心，他們決定在米糧上再生死一搏。
因為上海有春節後糧食漲價的規律，所以投機商們在春節前夕大量囤積糧食，然後坐等春節後糧價飛漲。
但是，政府為了防備米糧之戰，早在上海囤積了足夠上海人吃1年半的糧食。
春節過後，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國營糧店，一口氣拋售了幾億多斤大米！
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連續下跌！
自然，投資商又輸得很慘，很慘。
兩戰皆敗，血本無歸。
上海、天津許多投機商紛紛跳樓自殺，大量私營批發商、私人錢莊倒閉，上海與全國物價一下子穩定下來。
當然，要從根本上穩定物價，必須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
1950年3月，政務院頒佈《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實行統一國家的財政經濟管理，做到幾大統一：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貿易和物資調動、統一全國現金管理。
財經工作一統一，人民的情緒安穩下來，不再為一日三變的物價操心，對新中國信心增強，全國進入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年10月~1952年12月)。
1952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比歷史上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20%，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已超過建國前的最高水平。
1955年，中國發行了第二版人民幣，按1:10000比例收兌舊幣，並建立輔幣制度（1元以下的小面額），初步形成了現今的人民幣“主幣+輔幣”的格局。
這個時期，發行人民幣開始要求有物資保證，用“二白一黑”（棉花、大米、煤炭）進行儲備才能發行人民幣。
中國政府通過統收統支、計劃生產和發放產品，很快就壓制住了通貨膨脹。
後人將銀元之戰、棉紗之戰、米糧之戰稱為新中國的經濟三大戰役。
有人這樣評價道，新中國當年的金融戰能力之霸氣讓世界經濟學家們跪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裡德曼就曾言：“誰能解釋中國在建國初期治理通貨膨脹的成就，就足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55年以後，通貨膨脹得到控制，但後來的1958年大躍進卻又險些將來之不易、幾近雛形的新中國貨幣制度摧毀。
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一直有一個幻想，就是“貨幣必然消亡”，中央領導機構可以按照社會需求統一調配生產力和勞動力，有計劃調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統一生產，按需分配。按照這個邏輯，就不需要貨幣了。大躍進時，個人的生產資料和財產歸國有，大家都去公社工作、吃飯，買東西要各種票，某種程度上說，糧票等各種票的流通程度比人民幣還要大。
坤鵬論小時候經常見到糧票，一直到上中學還在用，那時候甚至可以用糧票當錢花，能在自由市場和小販換個彈球洋畫，甚至是電子遊戲掌機。
三年大饑荒後，62年為了彌補財政虧空，我國發行了第三套人民幣，取消了3元紙幣。這個時期發行貨幣同樣要有物資保證，貨幣與物資的比例大概1:8，所謂“八元零售商品一元貨幣發行”。
物資保證發行貨幣制度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限制貨幣超發，保證通貨膨脹穩定，平穩幣值，當然，在價格彈性比較好的經濟環境中，卻不利於貨幣政策的實施。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經濟制度轉變，中國的貨幣制度也要進行相應調整，適應貨幣在商品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的角色。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過渡時期，貨幣逐漸發揮作用，可以買到的商品更多了，也出現了“萬元戶”，貨幣作為支付和保值的作用逐步顯現。
可以這麼說，1978年以前，中國一直處於短缺經濟、票據經濟年代，是創造原始資金的年代，所以80年代前人民幣並不算真正意義的貨幣，同時中國也沒有現代意義的銀行。
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我國才算建立了現代銀行制度，直到1995年正式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
80年代前，中國只有人民銀行一家銀行，那時候既沒什麼存款，貸款業務也不多，它的核心功能基本只有一個，就是根據物資生產能力印錢，錢印出來後全給政府使用，相當於“央行購買中央政府發行的國債”。根據數據顯示，80年代初我們創造的初始錢大約為1萬億元（M2），和現在比起來，簡直少得可憐，但這部分錢真的很寶貴，它能換來東西，人民對它有信心，中國正式進入到了現代銀行體系。
92年以後，改革開放大踏步發展，隨著糧票的取消，人民幣才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
總結下來，人民幣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1983年）
中國人民銀行事實上受財政部控制，貨幣發行方式為：按物資儲備決定貨幣發行量，如果財政部赤字消不掉了，就找人民銀行借，人民銀行賬上的現金不夠數，就印一批出來。
這種方式造成在一定時期內貨幣會發行過多，由國務院通過抬高部分消費品價格的方式從市場上回收。
第二階段（1983年~1993年）
這一時期人民銀行依然受財政部影響，財政部向人民銀行借款的情況依舊存在，而人民銀行由於同時和四大行還有血緣關係，四大行各種壞賬似乎也有部分通過人民銀行印人民幣來填補。
這一階段貨幣的發行比較混亂，對貨幣政策的控制各懷目的，人民幣的發行不再按物資儲備核算，基本沒有抵押物。
後果是一段時間內（特別1988年~1992年）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江湖傳言要發500元面值的人民幣。
第三階段（1993年~1995年）
正式開啟當代銀行體系，1993年國務院啟動金融體制改革，1995年銀行法通過，人民銀行脫離財政部控制，也切斷了和商業銀行的直接關係，改革人民幣發行（M0）採用抵押物方式，在市場上實行“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的模式，以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控制流通貨幣數量（M2）。
中國這種依靠政府，憑空建立起來的銀行體系，許多發展中窮國都是這樣的，這種銀行體系天生就只能靠自己，政府銀行是一體的，國家經濟之根本的初始錢只能靠政府創造。
而中國的貨幣體系其實是紙幣本位制，也稱“自由本位制”。
這是以國家發行的紙幣作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其特點是國家不規定紙幣的含金量，也不允許紙幣與金（銀）兌換，紙幣作為主幣流通，具有無限法償能力；同時，國家也發行少量金屬鑄幣作為輔幣流通，但輔幣價值與用以鑄造它的金屬商品價值無關。由於發行紙幣是國家的特權，在中央銀行國有化之後，國家便委託中央銀行發行紙幣。中央銀行發行紙幣的方式是通過信貸程序進行的，所以紙幣實際上是一種信用貨幣。
紙幣本位制又可以細分為兩類：自由的紙幣本位制和管制的紙幣本位制，前者指紙幣本位制的國際流通與匯率不受本國政府的干預，後者則無這兩方面的自由。
儘管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採取了紙幣本位制，但還是有些不同，像中國這樣沒有傳承，政府銀行一體，全靠信心憑空造幣，是一種。
另外一種則是歐洲、美國那些從金本位制發展過來的國家，它們天然對黃金敬畏，當初美元要捆綁黃金才獲得世界貨幣的權利變成“美金”，這些國家的銀行體系不依靠政府，政府倒臺也沒有關係，這些銀行有不相信政府信黃金的傾向，各國主要的黃金儲備在它們那。
當坤鵬論即將寫完這篇文章時，不得不再次感嘆，這個世界上辦法總比困難多，從來就沒有邁過去的坎，關鍵就看有沒有信心。
貨幣的基礎永遠是信心，有了信心，再難也可以挺過去，沒有信心，貨幣甚至可以崩潰，最初信心的來源，可以是黃金白銀或者其它可信貨幣，也可以完全憑空創造，黃金不過是信心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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