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文学博士、著名作家、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东方大讲坛》、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大讲坛》、山东教育卫视《新杏坛》等栏目的主讲嘉宾。浦江学堂创办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风流去》《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传》《孔子如来》《论语导读》《寂寞圣哲》《先秦诸子八大家》《附庸风雅——第三只眼看诗经》《致命倾诉》等著作二十多部。全国多家杂志的专栏作者，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念

鲍鹏山

一

何为信念？

信念之信，乃是对不确定东西的确定的信。

信念之信，非科学之信。科学之信，是对事实的认知；信念之信，是对价值的认同。

信念之信的逻辑与科学之信的逻辑正好相反：

科学之信的逻辑是：因为存在，所以我信。

信念之信的逻辑是：因为我信，所以存在。

一种观念，假如很多人信，就会形成巨大的客观存在的观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比如说，大多数人都相信人应该有爱心，于是这个世界便真的有了爱，世界的性质就发生了真实的变化——主观的信念造就了客观的世界。中国古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也是这个意思：天地本无心，但是，我们相信了爱，这个世界就有了心。

事实上，信念并不神秘，它就是让我们相信，人应该做一个对他人、对世间万物存善念的好人。

之所以说信念之信的对象是一个不确定东西，是因为——

其一，我们信念所寄托的人格化的对象，比如对上帝的信，比如对圣人、仁义道德的信，比如对天堂地狱真实存在的信，往往是无法客观判定其物理性存在的。

其二，信念是相信应然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应然的东西并非实然的东西，它同样是不确定的。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在价值论证上存在着这样的困局：这种信念对我们有可以验证的好处吗？它符合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理性判断吗？或者说，它会是我们合乎理性的选择吗？事实上，证明我的道德行为对他人有好处是容易的，证明我的道德行为对我有好处是艰难的。

比如，很多人奉行的“好人有好报”，其实是一个因善良而自欺的口实。一般人，有这样淳朴的相信，很好。这种相信，这种对于道德行为必将获得相应的报酬——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道德的有效性”——的相信，甚至构成了整个社会道德基础的主要部分。

但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命题。

如果放在一个局限的时空中，它的破绽就更加随处可见。而人生恰恰是一个局限的时空——谁能言之凿凿地说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和获得的回报是丝毫不差的？如果是这样，则道德将转变为财务报表，人仅凭对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计就可以做一个好人。

佛教之所以把人生延展到“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就是有感于这种困局，于是要在一个更广大的时空——也是无法证伪的时空——论证人的业报因缘。

但“三生”之说，从科学的、历史批判主义的方法论上看，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人类现有的理性及其能力，无法作出做一个好人的选择。

二

所以，有关道德信念，核心问题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

答案是：做好人不是出于人的理性，而是出于人的信念。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信念？

其实，两千多年前，一对圣贤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论语》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了这一故事。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我们知道，在孔子的学生里，就个人对孔子的忠诚度而言，子路首屈一指。孔子也相信子路对他的追随是最为坚定的。孔子曾经这样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对于一个追随他四十多年，在周游列国时一直护卫在他身边的学生，孔子对子路求道卫道行道的坚定信念深信不疑。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子路问出“君子亦有穷乎”这样的问题时，孔子的内心是何等崩溃。

子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疑惑的问题：做好人难道没有好报吗？

原来，子路一直以来的道德信念，竟然是建立在“好人有好报”这样经不起推敲的相信上的！

作为社会精英，不，文化精英，子路的道德信念如果还在这个层面上，就出问题了——因为，理性的人总会发现（不够理性的人哪怕从自身经历也能体会到）：道德的行为并无一个预设的道德报酬，好人并无一个预置的道德美满。也就是说，道德的行为，对于一个人在世俗的世界里获得世俗的好处，往往是没有帮助的，往往是无效的。没有一个足够的世俗的报应来证明，一个人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准，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说，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所以，不打破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子路的道德信念就如同建在沙上的建筑，总有一天会坍塌。于是，孔子面对子路的“好人难道没有好报”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斩钉截铁，不，斩尽杀绝：君子固穷。——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

“君子固穷”其实很好理解：君子不能不择手段，在险恶的社会里，手段选择上的自我约束必然导致利益实现的自我掣肘。一个带着原则行走世道的人，如同拿着一根竹竿，横着穿过森林。另一方面，世人也往往并不因为你富有仁德和智慧而选择站在你这一边——他们往往选择站在利益一边。

在子路这样贤者面前，孔子不愿意对这个令人难受的道德真相遮遮掩掩，因为既然是贤者，就必须超越世俗利益层面来思考道德问题，这是贤者的必要条件。孔子几乎是带着愤怒，击碎了子路对于道德有效性的迷信。他直接把道德的真相告诉子路：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

同样，坏人及其坏的行为，也并不一定有报应。

人类的制度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试图解决这个好人的报答和坏人的报应问题。

但是，从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建构的角度而言，如果道德建立在报答和报应的前提下，会降低道德的崇高性，也会降低人们实行道德行为时的崇高感。

这是孔子对子路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打破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就不可能建立道德正信。这个正信是：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但没有好报我们也要做好人。做好人不是出于一种理由，而是出于一种信念。

当然，还有一种疑问：好人之所以没有好报，是否由于好人还没有足够的好，或好人某些智慧上的不足呢？

人能反躬自问，从自身寻找问题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们足够智慧和仁德，就可以获得好报，这仍然是一个迷信。

很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孔子和子路谈到了这个问题。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这还是斩尽杀绝：斩尽杀绝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所有幻想——连伯夷叔齐这样的仁者，王子比干这样的智者都不能免于饿死和被挖腹剖心，我们还能够对道德有什么世俗利益的指望？

其实，孔子在另外的时候早就告诉我们：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意思就是：人可以弘扬道德，道德不能报答人。只有我们帮道德，没有道德帮我们！

三

既然道德并无帮助人们成功的有效性，这个世界还需要道德信念，还有人坚持道德信念吗？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他要为这对兄弟作传的原因是：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伯夷叔齐这对兄弟让国饿死之后，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扬，《论语》中四处提到伯夷叔齐，司马迁更把这两个兄弟列入七十列传之首——也就是自古至今首屈一指的人物的意思吧。

其实，在孔子出生之前正好一百年——公元前652年，有一个孔子的宗祖，他仰慕伯夷叔齐，并身体力行，要做伯夷叔齐。这个人，就是宋襄公。《左传·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目夷字），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废嫡立庶不顺）遂走而退。

这两个兄弟，就是商代伯夷叔齐的春秋版：互相推让国君的继承权。当然，后来还是兹父做了国君，但他是一个坚定地向文化传统致敬，有信念的国君。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侍卫）歼焉。

宋襄公宁愿战败，也要向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致敬。其实，如果不死守传统的规则，他本来有两次机会获胜。他因此被后人嘲笑为“仁义之师”，甚至是“蠢猪式的仁义”。

宋襄公真的是愚蠢吗？

我们知道，从齐桓公以后，很多想当霸主的人，不过都是利用武力谋求私利而已，但是，宋襄公的想法是，他要做真正能担当起责任的仁义的霸主。

但显然，宋襄公并不能用自己的仁德获得霸主的地位，他必须凭借实力，甚至——一些不堪的手段。

于是问题来了：假如用不仁义的方法去获取霸主的地位，这个霸主还能是仁义的吗？

当我们用

我们能保证最终实现的，是当初的那个愿望中的东西吗？

一个好人，当他使用坏人的手段来战胜坏人时，他就从这一刻起，变成了坏人。

坏人往往是由坏的手段造就的。而坏的手段必然造就坏人。所以，一个好的目标不可能经由坏的手段实现。

很多时候，一个神圣的目标往往面对一个逻辑悖论：

没有不道德的手段就实现不了道德的目标。

但是，不道德的手段一经实施，就已经否定了道德的目标。

这是一个道德陷阱。

宋襄公看出了这个陷阱。

能看出这个陷阱的人并不多，能辨识这个逻辑悖论的人并不多。

所以，在我的心中，宋襄公是真正的智者。

但是，能够辨识这个悖论而作出正确的选择，需要的不仅仅是智商，还有信念。

有信念，你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

四

那么，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一心要用仁义的方法获取霸主地位的宋襄公，最后却惨死在他的信念之下。他后悔吗？他怨恨吗？

在回答宋襄公是否后悔怨恨之前，我们来看看他所仰慕模仿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让国饿死，他们怨恨吗？

很有意思，孔子的学生子贡还真的问过老师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他们的人生目标，本来就是求道求仁，他们得到了。如此圆满，他们有什么怨恨？

是的，有些人，他们生来人世，其人生目标就是为了求仁。

那么，宋襄公怨恨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显然，面对来自宋国贵族包括他曾经想让位于他的庶兄子鱼的责备埋怨，宋襄公对自己的行为及其严重后果——身受重伤并濒临死亡——也没有怨恨和后悔。为什么？因为他也是求仁得仁。至少，他没有用不仁不义的手法去玷污他心中的神圣；恰恰相反，他用自己的失败，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这一神圣。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守死善道。

宋襄公不仅看穿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道德陷阱，还用自己的生命来填平这个陷阱。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宋襄公岂能不知道，放强大的楚国军队越过泓水并摆好军阵，自己就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他其实是在杀身成仁！

这是又一出“末世争利，维彼奔义”道德剧，宋襄公其实是以死亡证明了他最有资格做这个时代的霸主。

而这个“霸主”真正想实行的，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他想超越管仲和齐桓公。按照孔子和孟子的观点，管仲和齐桓公几乎拥有了实行“王道”的所有天时地利，但是，他们自己的格局和胸襟使得他们的事业大打折扣。

当因为有贤德之名而被宋襄公让位的庶兄目夷（也就是子鱼）批评他“君未知战”时，这对兄弟终于见出了高下：不是弟弟兹父不知战，而是兄长目夷够不着弟弟的境界。

所以，在我心中，宋襄公还是一个仁者。

有信念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仁者。

才能超越利害得失，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五

我们刚刚讲到了兹父目夷这对兄弟的境界。

什么叫境界？

我们再来看看陈蔡之围中，孔子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贡的讨论。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脩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孔子说的是什么呢？是境界！

农民的最高境界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工匠的最高境界是只专注于工艺的精进而不问是否讨好市场。

学者的最高境界是修养其道义，坚持其正义，而不是苟合取容！

境界之有无，取决于信念之有无。

孟子讲过类似的话，《尽心上》——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曰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这个世界尽管并不完美，但是需要一个尽善尽美的标准。正如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完全合乎标准的人工作品，但是，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完全标准的度量衡，否则，这个世界不但无从建设，还无从判断，甚至无从描述，它的存在都无法想象！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念？因为信念是这个世界的度量衡！

信念是这个世界的高标，它让我们仰望。

可是，孟子却又在另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信念也是底线，它阻挡了我们的堕落。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反问我们：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更重要，那么，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么？同样，假如没有什么比死更可怕，那么，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吗？这两个“凡是”，必使人类堕落而无止境。所以，为了人类的崇高和自尊，人类必须建立一个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择手段，都不能无恶不作。那么，自然的，就必须有一种东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们珍视，这就是“义”。必须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们避开，这就是“不义”。

这就是信念！

信念，是我们获得尊严体面的必需品！

六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

孔子在告诉子路“君子固穷”之后，他还有一句话：

小人穷，斯滥矣！

什么意思呢？

有信念并坚守信念，确实并不能使我们一切顺遂，直至成功。但是，信念阻止了我们在不成功之后的堕落，并且阻止了我们在堕落之后，如洪水泛滥一般变成世界的祸害。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10期

创作谈

信念的力量

鲍鹏山

2016年夏天，我在香港中国文化院做了一场演讲，时间不长，因为那天上午对方安排了两场，我的一场，李银河老师一场。李银河老师客气，要我先讲，我更不敢拖延，讲了大约40分钟吧。我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我讲儒道法三家，大概的意思是，儒家追求人民幸福，道家追求个性自由，而法家追求国家强大。后来，香港中国文化院把录音整理了一下，发在网上，我见了，虽然发现有些错别字，但我还是转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接下来就被《美文》的穆涛先生看见了，他拿去在《美文》上发表了。再接下来，《北京文学》就把这篇文章评选为2017年排行榜文章。为了给我发稿费，杨晓升主编联系了我，我们就此在微信上成了朋友。

杨晓升主编很客气，顺便就客气地向我约稿。我知道他是客气，但我却不能不认真对待。正好手头有一篇《我们为什么需要信念》，也是一篇讲演稿，就很认真地做了文字上的润色，奉送晓升主编。晓升主编把它编发在今年第十期的《北京文学》。

晓升主编前天突然来微信，要我尽快写一篇创作谈，我很愕然：又不是一部著作，就一篇短文啊！

这样吧，长话短说：

第一，写这样的文章，或做这样的讲演，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普遍觉得需要信念——我们除了物质追求而别无所求——用一句大家知道的黑色幽默的话说就是“穷得只剩下钱了”的时候太久了，大家都觉得除了钱，我们真的还需要一点精神，需要一点方向感。这个世界，盲目地相信一种宣传，固然不好，但如果大家一致什么都不信了，那也可怕。

第二，问题是，需要钱，这不需要论证。而需要信念，却需要论证，而且，非常不好论证。这世界的暧昧和令人烦恼之处就是：低层次的需求，其价值无须证明，狗都知道需要食物和性；但高一点的追求，不仅需要引导，其价值还面临着普遍的质疑，需要论证。

比如，我在香港的那篇讲演，法家“国家强大”的必要性，对于战国时代那些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诸侯来说，不需要论证，他们凭着鼻子就能嗅得出来这一套对自己的胃口，所以商鞅很成功，当然他最后也很失败。而儒家的“人民幸福”，道家的“个人自由”，其价值和必要性，就需要论证。不但有国有家者不觉得给臣民这些东西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就是身处压迫之下的臣民自身，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来点实惠的，还是——食物和性。

今天不同了。今天是太多的人意识到必须需要一点精神的东西，有信念，才能撑得起我们的人生，撑得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体面。我们现在喜欢说“大国崛起”，什么叫大国？有泱泱气度才叫大国，古人叫“衣冠之国”，衣冠之国的意思，就是文明之国。文明之国，叫垂衣裳而治，不要什么大动干戈，穿好衣服，人人有羞耻心，人人有体面，就天下大治了。动物身上的毛色，叫文；人身上的装饰，叫衣冠。人和动物都不能赤裸裸的。动物赤裸裸的，不光会冻死，还不能吸引配偶吓退敌人；人赤裸裸的，不光不能崛起，还丢人。所以，什么叫“崛起”？就是光光鲜鲜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光鲜的东西，就是国民有信念，有信念从而有气质。国民有了气质，国家就有了气象。有了气象的国家，大国的样子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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