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二十四史越修越繁？
我們如果對中國的歷史典籍有過了解，會發現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由於斷代史被規定為官方歷史著作的體例，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的史書有
越寫越繁瑣的趨勢。最初的《史記》不過52萬字，卻記載了3000多年的歷史，到了《漢書》才230年的歷史卻用了80萬字，然後再往下延伸，越寫越繁。《宋史》高達300萬字，《元史》160萬字，《明史》也達280萬字，《清史稿》更是達到了空前絕後的400萬字。
再往前追溯，成書於戰國的《竹書紀年》、《左傳》等等都不過幾萬字而已，但時間跨度非常的大，誇張的是由孔丘刪訂的《春秋》不過用了1萬6千字，就記載了200多年的歷史，基本是每年就用幾句話來敘述，而且話中有話，叫做“微言大義”，因而衍生出了《公羊》、《穀梁》、《左氏》三傳。《左傳》對《春秋》中的事實進行了補充和擴張，並且加於詳細化。
後世的史學家因而出現了錯誤的傾向，認為《春秋》不是歷史書，《左傳》才是歷史書。認為寫歷史書籍要以詳盡為務，這種觀念導致歷史家對歷史材料無法進行增刪取捨的概括，全都照搬照抄，把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記載整合到一起，使史籍變得臃腫不堪。後世的史家如歐陽修，曾想效仿孔丘，對史籍進行改革，推出了《新五代史》，但因書中夾雜主觀觀念太多，不尊重事實導致改革後果不理想。
歐陽修的《新唐書》及《新五代史》都飽受詬病
為什麼記言體史書消亡了？
對於史書來說，問題的關鍵在於寫作體例、在於要通過什麼樣的形式把汗牛充棟的史料呈現出來，而且呈現得簡潔而系統。
中國史書體例有很多種，其中記言體與譜牒是最早的兩種。最初的記言體並不是記載人物的私下言論，而是對各種公文、號令進行整理和彙總，例如《尚書》所載的典、謨、訓、誥、誓、命之類；到了周朝，又有《周書》出，與《尚書》相類。
進入春秋戰國後，天子勢衰，諸侯紛立，公文、號令不能統一，《尚書》類的公文記言體鮮有人採用，而另一種記言體開始流行。這種新的記言體以《國語》和《戰國策》為代表，二書旨在精選有價值的言論，而不管是否為官方正式公文。
《國語》適應諸侯並立的現實，將各種經典語錄按國別進行劃分，因此有人也稱之為“國別史”。但是，“國別史”其實不是一種嚴格的體例，如果認為按國別可以確立史書的體例的話，那麼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也應歸入“國別史”而不是“記事史”了。
《國語》和《戰國策》其實是記言體的一種發展，它們與《尚書》不同的地方在兩點：一、不再侷限於帝王將相的號令、公文，還收入了很多經典的私人語錄；二、《尚書》是基於大一統時期，記載統一的號令、公文，《國語》和《戰國策》是處於分裂時期，記載各地的精彩言論。
秦朝兩漢後，積累了許多統一的號令、詔書和經典語錄，於是晉朝時期的孔衍對漢魏時期的史書進行編輯，“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纂成新書，名為《春秋後語》、《漢尚書》、《後漢尚書》和《魏尚書》；隋朝再次統一中國後，也出現了體例類似的《隋書》。這是史家欲圖恢復記言體的嘗試，可是與古記言體相比，它們因在
史料價值上的無足輕重而無法廣為流傳。由此可知，記言體是史學發展初期的一種體例，是人們呈現史料的一種方法，隨著史學的發展，這種方法已被更為完善的體例所取代。 《尚書》是古代帝王的公文
譜牒是編年體的雛形
譜諜產生的年代與記言體相近，記言是在國家層面上收錄號令、公文之類的典籍，而譜牒則是宗法層面上，記載世系的史料。
《史記•三代世表》說：“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這說明兩點：一、譜牒是編年體的前身，二、譜牒在最初的時候是天子的世系記錄，一般諸侯還不能編入。譜牒裡不單有帝王的世系姓名，還有年代記載。司馬遷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但是這些年數“古文鹹不同，乖異。”因此孔子才對其進行甄別，編成了《春秋》。
《史記》提到的譜牒有《五帝系牒》、《春秋歷譜牒》等，這些書大多都已失傳，我們只能從《夏本紀》《殷本紀》裡看出一點痕跡。譜牒裡一般會記載帝王的姓名，在位年歲以及若干事件。
最初的譜牒只收入帝王的世系，東周時期，諸侯興起，譜牒的收錄範圍也隨之擴大。《世本》中就分為《帝王世本》、《諸侯世本》、《卿大夫世本》等，相比於編年體而言，譜牒側重的是世系傳承的記載而不是年月的排次。
編年體和紀傳體的出現
譜牒發展到東周時期，隨著天文曆法的進步，年月的排次逐漸清晰起來。因此出現《夏殷春秋》、《竹書紀年》等書來追溯三代譜諜中的年代。將記載引入帝王世系中，記敘某年某月發生了某事。孔子作《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一年中必有春夏秋冬四個節點，可謂為“大事記”。彼時，譜牒收入諸侯世系，因此諸侯各國也各自出現《春秋》體史書，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春秋》體是譜牒轉化為編年的時期，它呈現史料的特點是以時間為維度，記事於其中，且所記之事，或為大事，或為有價值之事，多依編者的主觀判斷和世俗的定論，故《春秋》最類於現在的“大事記”。
《左傳》是《春秋》大事記演變成編年體的最終成果，《春秋》列大事記，系之於年月之下，然後只是舉其大綱而已。《左傳》本來是解釋《春秋》的書，它的初旨是釋義。如“不書即位，攝也。”“未王命，故不書爵”之類，皆是欲明《春秋》敘事之法，為釋義筆法之類。然而欲明《春秋》，又不得不詳敘《春秋》中的大事記，說明事件的具體緣由。因此又有“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公會齊候於防，謀伐宋也”之類，是補敘事件的緣由，不單純拘泥於解經文。敘述緣由的進一步展開，就變成了具體的敘事，而在編年之下具體敘事的就是編年體，故稱“經以提綱，傳以述事”。
《左傳》以編年為體例，將《春秋》大事記鋪展開來，年中有事，事中有人，人因年月而見世系，又因事件而記其言論，故記言和譜諜也都包含在其中，又夾雜史評，綱舉目張，條例清晰，成為呈現史料的絕佳方式。
《春秋》終篇於西狩獲麟
紀傳體能夠取代編年體嗎？
紀傳體成形於各種體例完備之後，司馬遷著《史記》，以仿《春秋》而作《本紀》，納譜牒而入《世表》《年表》及《月表》，《漢書》又加《諸侯王表》《古今人物表》等，《春秋》與譜牒遂融入紀傳體中。
正因紀傳體擁有包羅萬象的特點，《史記》、《漢書》、《東觀記》出現之後，記言、譜牒、編年都相繼衰落了。至東漢末年，漢獻帝嫌傳記體
文繁難省，不便閱讀，於是命荀悅在《漢書》的基礎上，改傳記為編年，撰成《漢紀》三十卷，因其辭約事詳的特點，在世上廣為流傳。東晉袁宏又有《後漢紀》，成書早於范曄的《後漢書》。幹寶有《晉紀》，早於王隱、虞預的《晉書》，實現了編年體的復興。南北朝時又有實錄體出現，實錄體本質上是編年體的進一步發展，將敘事變得更加詳細、更加精確。所編之年也從《左傳》的春夏秋冬變成十二個月，再變成月中的具體日期，在實錄中甚至精確到具體時辰。編年體發展到了《資治通鑑》是一個巔峰，如果說《史記》是紀傳體中的通史，則《資治通鑑》便是編年體中的通史。《資治通鑑》之前的《漢紀》、《後漢紀》、《晉紀》、《宋略》、《十六國春秋》、《建康實錄》等都是斷代的編年，《資治通鑑》之後的《資治通鑑紀長編》、《續資治通鑑》、《明通鑑》、《清通鑑》等又是斷代的編年，唯《資治通鑑》具有通史的特點，且增刪得當，條例統一，實乃史家良著。
章節體是一種粗陋的體例
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紀傳體和編年體被當成最佳的史料記載方式。但是在近代，特別是民國之後，這兩種編寫方法都逐漸邊緣化了，現在所通行的是從西方流傳過來的章節體。它與傳統的紀事本末還不一樣，章節體一般所圍繞的中心不是事件和人，而是歷史的各個側面 ，如諸如政治、軍事、外交和宗教等。它只看到一個時代的側面，而忽視了那個宏大的全體。在他們看來，明清時期就是封建制度的下坡路、君主專制的頂峰，此外什麼都沒有了。
宏大的歷史被分割成各個小側面
我們初高中的歷史教材就是採用這章節體的體例，它把歷史分為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多個領域。然而，這種劃分方式是
主觀的、而且是片面的，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間從來就沒有嚴格的界限，更不存在明確的節點。章節體的作者根據自己的意見，強行在空間上給歷史劃分領域，在時間上又劃分節點，比如硬說從某年起是近代史，某年前是古代史等等。如果我們翻開一本歷史書，它不給我們介紹具體的歷史事件，而是在裡面高談闊論，說哪些人代表什麼階級，那件事有什麼意義。那麼它不是在向我們講述歷史，而是在灌輸某種政治觀念。這種歷史書到處都充斥著官方的意識形態，根本不值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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