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愛歷史的毛澤東通讀過“二十四史”，對歷朝歷代的興衰治亂、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體悟。其中《明史》是毛澤東圈點最多、體悟最深的史書之一。此外他還廣泛涉獵過與明朝有關的大量史料及各種野史趣聞、筆記小說。豐富的知識儲備，使他在評點明史時信手拈來，涉筆成趣。這些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評論，不少是發前人之所未發，補前人之所未逮，展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文學家不同尋常的歷史洞察力和藝術鑑賞水平。
對朱元璋研究得比較仔細
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盡做壞事。”這段話可視為毛澤東對明史的整體印象和基本評價。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一個落魄的和尚，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他乘時而起，後來居上，逐步殲滅群雄，十五載而成帝業，是繼劉邦之後又一個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澤東對這種現象深有感觸，他通過對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論。
朱元璋大字不識一個，卻善於從戰爭中學習，多謀而又善斷。毛澤東對朱元璋卓越的軍事才能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曾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在中國現代戰爭史上，毛澤東指揮的諸多戰事，在新的思維制高點上吸納並綜合了李世民“以弱勝強”、朱元璋“次第經略”的思想，形成“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原則。
朱元璋打天下時十分注重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更是這樣。他在延安時期撰寫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等重要文章，其著眼點也是文武兩手並用。
毛澤東對朱元璋懷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對如何評價這位歷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見。1948年11月，明史專家吳晗輾轉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將他在當年8月份寫完準備再版的《朱元璋傳》的修改稿送請毛澤東閱正。正在指揮解放戰爭的毛澤東擠出時間仔細閱讀了書稿，還約請吳晗深談了兩次。隔了幾天，毛澤東在退還《朱元璋傳》原稿時，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信。
信中對吳晗苦心為朱元璋立傳稱道有加，但又指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和吳晗在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上存在一定差異。在毛澤東眼中，唯物史觀亦可稱作“奴隸史觀”，認為是底層人民在創造歷史，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程度不同地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朱元璋作為農民起義的首領，亦當作如是觀。而吳晗的《朱元璋傳》卻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顯然沒有貫徹唯物史觀的階級觀點。
朱元璋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國，用嚴刑峻法懲治貪汙，澄清吏治，結果倒使人人自危。毛澤東並不是認為朱元璋沒有過錯，只是認為對這位農民起義的領袖應採取基本肯定的態度，“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1954年開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寫了《朱元璋傳》，並再次呈送毛澤東以博指教。毛澤東對吳晗的修改表示滿意。
毛主席讀書
稱朱棣“搞得比較好”
明成祖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標早逝，朱元璋死後即由長孫朱允火文繼位，是為建文帝。朱允火文采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等的建議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的覆轍。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處危殆，於是以“靖難”、“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隨後即皇帝位，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所謂奸臣，並滅其族。
毛澤東在讀清人谷應泰所撰《明史紀事本末》時，仔細揣摩了朱棣造反奪取皇位的過程，並多有評論。朱棣在與南京對峙的過程中出生入死，打過許多漂亮的勝仗，特別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溝河戰役（戰場在今河北雄縣），朱棣將李景隆等率領的勤王之師打得大敗。但在隨後的東昌戰役中，朱棣驕傲輕敵，結果被盛庸等擊敗，被擒斬萬餘人。當時朱棣身處重圍，奮力死戰才得以逃脫。毛澤東在對比了兩次戰役之後評論道：“白溝河大勝之後，宜有此敗。”這就是說，朱棣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註定會有閃失。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軍事將領不要“犯大勝之後驕傲的錯誤”，想必是從中得到過啟發。
朱棣後來重整旗鼓，千里奔襲，竟然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營，許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為所動，口口聲聲要捉拿“奸臣”，顯出咄咄逼人的架勢。毛澤東讀至此寫道：“始終以索戰犯為詞，使南京無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將矛盾尖銳化，以遂其奪取天下之志。朱棣兵臨南京城下，實際上是孤軍深入，帶有相當的冒險性。
朱棣登上皇位後不久遷都北京，並屢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員之廣超越漢唐，受朝命而入貢者幾達三十國，可謂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別是他遷都北京更是明智之舉，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業，其雄武之略不減其父，所以毛澤東稱讚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較好”，同屬於有作為的皇帝。
對嘉靖皇帝很不以為然
除了朱元璋父子，毛澤東提到較多的另一個明朝皇帝是嘉靖皇帝朱厚 。明朝由盛到衰，嘉靖當政是重大的轉折點。但人們談到明朝的歷史，大都以為萬曆皇帝對明朝走向滅亡負有重大責任，認為明朝“實亡於萬曆”。
其實不然，《明史》在評價嘉靖皇帝時寫道:“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所以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從嘉靖開始的。
毛澤東對嘉靖皇帝很不以為然，說他“煉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幾年天下，就是不辦事”。這個評價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時曾大刀闊斧地革弊圖新，裁汰特務機關，廣行寬恤之政，頗有明君氣象。但不久便玩弄權術，耽於享樂。他倚重嚴嵩等奸臣殘害忠良，經常廷杖大臣，又特別崇信道教，醉心於齋醮、方術、祥瑞等無聊之事。
鑑此，御史楊爵沉痛進諫，期望嘉靖“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可是嘉靖皇帝非但不聽，還將楊爵下獄論罪。毛澤東在讀《明史·楊爵傳》時旁批了四個字:“靡不有初。”下筆似有無限感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句話見諸《詩經》，意思是說人們大都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很少有人能夠善始善終。
對“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楊爵獲罪後，朝臣無敢言時政者，唯獨海瑞冒死進諫。毛澤東熟讀《明史·海瑞傳》，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國難當頭之時表現出的氣概所打動。1959年4月，上海會議期間，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號召大家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來的種種失誤大膽陳言，將“五不怕”精神與海瑞的直言進諫結合起來。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到他曾建議彭德懷讀《明史·海瑞傳》，又問周恩來看過沒有，周恩來說看過了。毛澤東這樣不厭其煩地向大家推薦海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期望黨內講真話，以便及時糾正政策失誤的急迫心情。
但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對黨內出“海瑞”尚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提倡講真話的同時，就提醒大家講話要善於選擇說話的時機，不講策略也不行。他舉例說:“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自己被消滅，當時落得皇帝不喜歡。”即使在上海會議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間，毛澤東還私下對人說:“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因此，當時胡喬木分析說，毛澤東號召大家學海瑞，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銳的人物。
毛澤東在對“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說明從歷史中吸取教益也並非一件易事，它受到主客觀各種條件的制約。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披肝瀝膽上陳“萬言書”，結果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毛澤東對此事件的解釋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中的大官僚。現在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歡。現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缺點，是對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1960年，明史專家吳晗應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之約，創作了以“左派海瑞”與“右派官僚集團”做鬥爭為主線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然而這出戏在“文革”前夕卻被視作為彭德懷翻案的“大毒草”。
細品明詩、筆記小說
毛澤東在研究明史的過程中除關注其興衰治亂外，還特別留意明朝的文學源流及其成就。
在一般文人乃至文學大家心目中，明朝的詩詞創作乏善可陳。毛澤東開始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通過閱讀《明詩綜》等史料，他改變了看法。1957年1月，他同詩人袁水拍、臧克家等人談話時曾說:“我過去以為明朝的詩沒有好的，《明詩綜》沒有看頭，但其中有李攀龍、高啟等人的好詩。”
毛澤東對作為“初明四傑”之一的高啟推崇有加，尤其喜愛他創作的一首詠梅詩。1961年11月6日，為查找這首詩的全文，毛澤東一天內給秘書田家英連寫了三封信。早晨6時，毛澤東請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的詩文集。8時半，又寫道:“有一首七言律詩，其中兩句是‘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是詠梅的，請找出全詩八句給我，能於今日下午交來則最好。何時何人寫的，記不起來，似是林逋寫的，但查林集沒有，請你再查一下。”不久，再寫信說:“又記起來了，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瓊枝(原詩為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下四句忘了，請問一下文史館老先生便知。”田家英很快查明該詩為明朝高啟寫的《梅花》九首之一，後四句是:“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隨後，毛澤東用草體書寫了全詩，並在右起處大大地寫上“高啟”二字，還註明:“字季迪，明朝最偉大的詩人。”
在中國文學史上，明朝是一個以小說見長的王朝。明代近300年間，小說的題材之廣、種類之多、成就之高均令人歎為觀止。鴻篇鉅製便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毛澤東對這幾部小說均有大量的點評，本文不再贅述。這裡只就毛澤東評點明代筆記小說的情況做些介紹。
在毛澤東的書房中，保存了大量的明代筆記小說。在閱讀過程中，毛澤東留下不少即興評點的文字，可以幫助我們體察他的內心世界。明末大才子馮夢龍所編的《智囊》一書，是毛澤東評點最多的一部筆記小說。其中《兵智部·制勝》講了田忌賽馬的故事。馮夢龍接著又引唐太宗說自己“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戰，則知其強弱”的話，說這是用孫子之法也。毛澤東發揮道:“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於敵人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圍，聚而殲之。”接下來在談圍魏救趙的故事後又感嘆:“攻魏救趙，因敗魏軍，千古高手。”
（文章摘自搜狐歷史清風明月逍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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