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料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最為豐富與真實，這與中華文明自古以來的務實精神密不可分。而在中國古代史料中，紀傳體史書是非常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幾乎記載了整個華夏五千年的“二十四史”。
不過有意思的是，“二十四史”雖然是由不同朝代的史學家分別編撰的，但其中唐朝貞觀時期編撰的史書多達八部（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在“二十四史”中數量最多。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中國古代的慣例是以後的朝代為前朝修撰史書。而唐朝之前正是中國古代的第二個大分裂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和短命朝代隋朝，穩定維持較長時間的朝代就不下七八個，唐朝編撰的史書自然數量就多了。
其次，眾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個句名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從這句話就可以看出，以唐太宗為代表的貞觀君臣對於歷史是何等的重視。
正因如此，以李世民為首的貞觀君臣對於編撰史書非常重視。中國古代完全以國家力量編撰史書的傳統就起始於唐朝貞觀時期，而以宰相級別的重臣領銜編撰史書的傳統也起始於唐朝貞觀時期。
最後，貞觀時期寬鬆的政治環境和重視文治的政策也為編撰史書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環境。比如《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壽父子私人編撰的，而唐太宗對這種公開搶朝廷“生意”的事沒有任何不滿，還為李延壽提供支持。
綜合來講，唐朝貞觀時期編撰的史書在“二十四史”中數量最多一方面是唐太宗正處在大變革之後的總結時代，另一方面則是貞觀君臣的歷史責任感。而這種歷史責任感也正是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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