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讓我看不到“外賣自由”
前幾天《中國經濟網》報道外賣變貴了，“外賣自由”正在離我們遠去！然而，作為一個畢業半年吃飯全靠外賣的小職員，既沒有體會過什麼叫“外賣自由”，也不認為混到吃外賣了還有什麼自由可言。不過，既然來談 “外賣自由”，那就有必要揭露一下這饕餮盛宴背後的辛酸和資本的邏輯。
目前外賣價格相對年前來說確實是上漲了五元左右，五元看起來不多，但是相對於本來也就是十幾塊的的外賣來說，這一次外賣價格上漲幅度就顯得很誇張了。這種大幅度的價格上漲當然會使得長期吃外賣的群體感到不滿，抱怨“外賣自由”一去不返。
在生活中大家都可能去點外賣，但只有特定的群體才會將外賣當成“家常便飯”，而這個群體一般是年輕且沒有結婚的企業職員。他們一般在繁華地段辦公，卻拿著郊區工廠職工的薪水，享受著“不包吃、不包住”的待遇，極低的收入迫使他們無法承受繁華地段高昂的物價水平。因此，他們只能選擇在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平臺點餐。
筆者所在的企業有幾百號人，而點外賣的大部分是二十五歲左右的年輕人，中午十一點左右大家就開始點外賣，從十一點到十二點半就是一個“點外賣——等外賣——拿外賣——吃外賣”的過程。不點外賣的同事分為兩種，一種是早上帶點菜，中午用小電飯煲煮點飯湊合著吃，這種同事雖然收入也不高，但一般是有家庭的，帶的菜是家裡隔天晚上做的，這樣吃一年能省幾千塊錢；另一種則是去外面餐館吃飯，這些人年齡一般比較大，而且很多是公司的管理層，收入相對較高，有能力消費。
而筆者就屬於剛畢業，沒有結婚，低收入的小職員，所以為了降低消費，這半年來幾乎都是靠外賣度日。為了吃上便宜點的外賣，不僅自己的手機號開通美團和餓了麼超級會員，而且為了使自己多有幾張優惠券，甚至拿同學的手機號也開了超級會員給自己用。點外賣也是遵循便宜原則：什麼優惠、什麼便宜就點什麼，不再考慮什麼外賣衛生以及安全問題。
很多人以為點外賣的人主要是圖個方便，是懶得做飯或沒有時間做飯。對於個人來說，什麼原因都是可能的，但是當一個群體只能以吃外賣為生的時候，點外賣的行為就具有某種特定的意義了，那是什麼呢？
筆者認為這是企業職工（或者叫白領階層、腦力勞動者）貧困化的一種表現。貧困絕不僅僅只是衣食住行的無法滿足，更不是1.25美元能夠表現出來的，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貧困當然只能是在一定社會下才能反映。現在媒體喜歡將社會貧困化的趨勢解釋為“生存壓力”的增大，但“壓力”正是貧困化在人們情緒上的反映。勞動者維持自身的發展變得艱難，維持家庭和後代的繁衍（勞動力再生產）變得艱難，這些就是“生存壓力”的根源。環球網寫了一篇“從外賣依賴看年輕人生存壓力”的文章，文章中寫道“這屆年輕人所面臨的職場環境與父輩不同，很多人沒有單位附近的宿舍，也難以享受物美價廉的單位食堂；況且在許多城市，高企的通勤時間成本已讓人精疲力竭，加之一些行業和單位奉行996工作制、加班文化，一個每天早上8點出門晚上10點到家的上班族，哪裡還有時間和力氣買菜做飯刷碗？”這段話描述的就是企業職工貧困化的表現，貧困使得他們住在偏遠地帶或者只能租一個簡陋的小單間，過度的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將他們折磨得筋疲力盡，使得他們沒有精力、沒有時間去做飯。點外賣為生只是他們貧困的結果表現，而迫使他們陷入貧困化的就是現代僱傭制度，他們與上一代的僱傭勞動者不同的只是套在脖子上的無形繩索更緊了，以至於生活中籠罩著一種窒息感。
外賣很早就有，最早的外賣形式是打包，即客人到店點餐付款並帶走。後來隨著電話和手機的普及，電話訂購逐漸成為外賣行業的主要方式。但是電話訂餐有它的侷限性，一方面得先去過那家店才能獲得那家店的聯繫方式與菜品情況；另一方面通常情況下店家不願意接太遠的外賣訂單（一般不超過500米），所以有距離上的限制。這些客觀的條件使得資本無法大規模的注入到外賣領域，外賣行業也就一直處於停滯狀態。
而隨著21世紀到來，互聯網的普及，外賣行業終於迎來了春天。在技術上，隨著互聯網快速地發展，網購使得外賣這種形式變得簡單又快捷，人們在網上可以直接看到商品的樣式圖片與價格，並且各外賣平臺為了使外賣配送距離提高，紛紛僱傭外賣騎手，使得外賣行業突破了原來行業的侷限性。在市場上，一方面隨著國企大量地倒閉，而沒有食堂的小公司越來越多，以及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使得人們就餐的市場急劇擴大；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的僱傭勞動制度，迫使企業職員根本就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自己解決就餐問題。同時，由於地域限制，在具有大量企業職員的公辦地帶，實體餐飲店一般不能在一定時間容納突然增加的就餐需要。這些客觀上的變化，使得外賣行業就像一個“香餑餑”一樣，只要資本投入就有盈利。
面對利潤，資本就像貓聞到了魚腥味，變得焦躁起來。大量資本注入外賣行業，各外賣平臺為了搶佔市場，紛紛採取燒錢補貼的低價促銷手段，吸引大批商戶和消費者，外賣行業在資本的催發下呈現爆發式增長。《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9)》顯示，從2015年到2018年，我國在線外賣收入年均增速約為117.5%，是傳統餐飲業的12.1倍，佔全國餐飲業收入的比重從1.4%提高到10.6%，2018年我國在線外賣收入約為4712億元。與外賣行業爆發式發展相伴隨的是尖銳的競爭，在燒錢補貼下，短短數年間外賣行業經歷了群雄混戰到雙雄爭霸時代。DCCI互聯網數據中心最新報告顯示，美團外賣市場份額佔64.1%，餓了麼佔33.7%。
外賣行業從自由競爭到壟斷僅僅只用了幾年時間，這背後當然是資本逐利的結果。有些人指出，外賣平臺前期的瘋狂補貼，導致經營成本上升，盈利壓力加大。但是經營成本的上升，賬面的虧損，不一定是經營導致的虧損，往往是業務擴張導致的虧損。
美團早已宣佈，外賣業務從2017年5月就已經開始收支平衡，如今已經是處於盈利狀態，從餐飲外賣毛利率上看，美團2018年要比2017年高出5.7%。至於美團為什麼虧損，美團高級副總裁王慧文曾說：“很多時候，虧損業務不一定是因為競爭而虧損，而是因為業務增速太快，決定了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可見，很多時候所謂的虧損，不過是將利潤拿去擴張業務從而為了更大的利潤，為了資本可以奴役更多的人。
不過，市場總是有限的，當市場趨於飽和，補貼促銷也就失去了意義。“據美團點評研究院報告指出，經歷了2014年的增長高峰之後，2015年至2018年，外賣市場規模和用戶數增長均連續4年下降。市場增速由2014年的71%銳減至18%，用戶增速則從51%降至15%。”
市場趨於飽和，市場份額已經瓜分完畢，外賣行業已經形成美團、餓了麼兩家獨大的壟斷局面，壟斷必然帶來的是壟斷高額利潤。而壟斷高額利潤遠超平均利潤，這超出的部分一般是從勞動者的工資、小生產者的收入、中等資本家的利潤中扣出來的。
美團、餓了麼這次漲價的承擔者主要是消費者，此外商家、騎手也是此次漲價的承擔者。國際餐飲連鎖品牌賽百味某負責人黃經理表示：“春節前後，我們使用‘餓了嗎’平臺的佣金就提高了2%，平臺通知我們是因為提高運營成本和人工費用增加，需要我們配合。作為商戶我們沒有話語權，佣金上調後，我們的利潤自然稀釋了。”“今年年初，全國多地曝出美團上調佣金至22%，也就是說100塊錢要給美團22塊，這還沒有包括保底的。”面對平臺漲價，很多外賣騎手稱，雖然配送費漲了，但他們的收入沒有增加，該拿多少還是多少。今年1月，美團發佈《2018年美團騎手外賣就業報告》，數據顯示2018年，有270多萬騎手在美團外賣獲得收入，有三成騎手的月收入過5000元，另外七成月收入不足5000元。不足5000元的工資相對外賣騎手的勞動強度和勞動量來說不算多，而且一般能夠提供大量外賣騎手崗位的城市都是一二線城市，各種生活開銷大。因此，外賣騎手的收入說到底也僅僅是勉強維持生活。
外賣是互聯網時代的產物，而這個產物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的壓迫。互聯網信息技術本應該帶來方便和快捷，結果卻成了資本奴役勞動者的方便和快捷。外賣平臺控制下的無數商家，無數騎手，以及成千上萬的消費者通通成了平臺的養料，滋生出一個騎在人民頭上的吸血蟲。“外賣自由”從不自由，只有資本奴役勞動者的自由。
閱讀更多 品賞天下觀紅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