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牟县地处黄淮平原，土地肥沃，加之民风淳朴，一直都是朝廷中上等的县。东汉时中牟县出了一个叫鲁恭的县令，让中牟县之名传遍华夏大地。元朝时，中牟县还有一个县令，他的事迹极具传奇色彩，他的名字叫田良辅。
据乾隆年间《中牟县志》记载：“田良辅，字君佐，覃怀武陟人。”既今焦作武陟县。他从小就天资聪颖，成年后精通经史，应召为国子监祭酒，出任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书吏；后又与李希颜、张养浩等名人一起抄录元节祖忽必烈事迹。此时朝廷才知道他有大才。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封从仕郎任中牟县尹、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这些职位都是元朝独有，蒙古人到地方主政，叫“达鲁花赤”，同时还委派一名汉人共同理政，叫“县尹”；如果单是县尹，则只有行政权，加“兼管诸军”才有军权；“奥鲁”是管理军户与地方事务的官职，类似于现在的武装部；蒙古是游牧民族，为了显示其重视农业特设“劝农事”一职。四个职位集于一身，才算一个完整的县令。田良辅上任当天就把全县所有官吏召集起来，告诫他们：“国家开设衙门任用官吏，目的是让我们为百姓服务，同时也希望官与民融洽相处、相安无事。你们不准欺压百姓，更不能侵占百姓田产、收受百姓财物，有违反者将依法严厉惩处！”
在古代，税赋和差役是很麻烦的工作，因为项目繁多，让官吏忙得顾此失彼，深感头痛，大家都不愿意接办。田良辅就把所有项目罗列出来，按轻重程度、先后顺序划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出两个等级，做成一个工作薄，让办差人员按此做事，效率大为提高。此类似于现在的统筹工作法。县里有很多荒田，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打起这些荒田的主意，因为耕种荒田不用交赋税和出差役，收获全部是自己的。时间一长，荒田被侵占严重，百姓敢怒不敢言，田良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先是发公告命令退还，拒不退还者就严厉打击。从此豪强再也不敢染指荒田。退还的土地就以官府的名义分给流民耕种，百姓纷纷拍手称快，大家从此安心耕种。
道光年《武陟县志》截图
每年把农户家的公粮收齐后，县里都要送至淇门仓。该仓位于今浚县城西南三十公里处，因此处位于淇河入卫河之口得名，当时为重要的官方渡口，各州县交来的公粮由此走水运到元大都（今北京）。每年费时费力跑三百多里送去，他们每二斛要加征一定量的“鼠耗”，顾名思义就是老鼠造成的损耗，这是封建社会加收征粮的名目之一，虽说仓库是针对县里征收的，但最终还是分摊在百姓身上，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据《元典章·户部七·仓库》：“切恐侵破正粮，拟合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五升。”《清会典事例·户部·积贮》：“ 广西 额徵米石，每石加一收耗，以为鼠耗、运脚、修仓等费。”田良辅得知此事情后，亲自到淇门仓找治粟官（主管接收公粮的官员），要求他们不再加收“鼠耗”，经过据理力争、多方交涉，治粟官终于答应不再对中牟县征收“鼠耗”。仅此一项，中牟百姓就减负三、四成。老百姓称田良辅是救命恩人。有一年春上大旱，三个月没有下雨。田良辅认为是自己没有尽职尽责，连累全县的百姓受灾，他沐浴焚香，在郊外求雨。次日便天降大雨，旱情消除。他还在县城新开辟一座粮仓--积义仓，可以存粮二千石，丰收之年让大家足额交公粮，等到灾年时，把这些多交的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此举重极大调动了富人交公粮的积极性，所有人都按规定交足。田良做事辅做一向秉公办事，只要有打官司的，要求被告必须到场，先是派衙役去请，如果对方拒绝，就出传票拘压到县衙。然后双方当面讲述事情经过，如果有异议，各自陈述理由。这样一来，理亏的一方很快就理屈词穷，真相就大白了。上级也知道田良辅才能卓著，对他很是欣赏，别的地方有棘手的政事，常常指派他去帮着处理。有一个郡的官员贪赃枉法现象非常严重，上级指派田良辅去查处。他到那以后明察暗访，掌握了大量证据，把所有涉案官员全部逮捕，并依法从重惩处。该郡政风得到彻底扭转。这件事让田良辅名声大振。
很快田良辅届满，按当时的制度，官员届满要由朝廷吏部官员按年度对其进行考核，政绩优良者可以高升。但田良辅做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向朝廷递交了辞呈，要回家种田。大家用民各种方式挽留，无耐田良辅去意已决。在他离开中牟的那天，老百姓夹道相送，很多人都哭出声来，喊叫着不让他走。田良辅看了许久，向父老们深鞠一躬，然后扬长而去。查阅《武陟县志》，里面对他的记载仅有七十二字，见附图。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名唐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道光年《武陟县志》截图
田良辅行政的风格像鲁恭，归隐的决心像陶渊明，爱民如子、嫉恶如仇。中牟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在县城东边立遗爱碑，翰林兼国史院编修王顺撰写《汴梁路中牟尹田君遗爱之碑》文两千余言。在中牟县历史上，百姓自觉为官员立遗爱碑者屈指可数。
碑文之铭曰：
夫君孤洁如冰霜
夫君善政皆循良
眷言召伯之甘棠
何异朱邑之桐乡
三年递兴人歌扬
父老请置生祠堂
出宰百里瞻星郎
弦歌盈耳声洋洋
春台风景乐时康
忠君爱国常遑遑
谅非至诚孰能当
遗爱在民民何忘
一辞万古志原偿
刻诸琬琰留铭章
邈千百世传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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