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环球时报》2020-2-18
减税降费成为当前舆论呼吁为企业解困减负的一大重点。即使没有遭遇疫情，今年财政对企业减税降费的举措也注定会推行。而在面对突发疫情的当下，在减税降费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举措就显得合乎逻辑并带有更为紧迫的特点了。
但笔者想就此强调，应把握好在配套改革攻坚克难认识框架下，面对企业负担全景图的“一揽子”减税降费思路。笔者近年已多次强调过对于中国的企业负担问题，要看“全景图”。许多企业家说到的税负过重，实质上是综合负担过重。除了企业会碰到的一二十种法定“正税”以外，大量的企业负担还体现在“五险一金”、各部门各级政府总计几百种行政性收费以及人工、物流、融资、用电、用水、用地等成本上。讨论企业降负，我们决不应“盲人摸象”，在考虑降低企业的负担时，不可把注意力只是落到某一部分正税上。全面地看，企业综合成本费用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间不能直接加以干预的。这主要是指市场竞争决定的要素价格水平，比如劳动力，政府至多是规定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而同时允许企业用工随行就市、相互竞争。而另外也有一些是政府必须介入力求优化的所谓制度性成本负担，比如正税、“五险一金”、行政性收费等等，而且这方面还涉及一些须由政府通过改革才能够真正压低的企业隐性成本。因此“全景图”之下，面对疫情冲击，首先要讨论的，仍应是与政府公权行为直接有关的企业制度性成本负担如何通过改革降低的问题。此外，也应配套地进一步考虑市场机制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通过公平竞争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辅之以政府运用哪些与市场兼容的政策手段引导一些必要、合理的“区别对待”。
此次疫情一旦得到可认定的有效控制且预期普遍向好后，经济必定会迎来一季度“前低”之后的“后高”形势，届时企业更多的注意力将会放在如何抓住市场机遇加快发展方面，而宏观调控需要把加快恢复经济的短期考虑与中长期更好地解放生产力的配套改革衔接好，更有效地抓住以尽可能高水平的“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支撑高质量发展这个命题。从税收方面说，须看到我国正税可减降空间已经比较有限，但第一大税增值税的税率“三档变两档”，仍是相关税改重头戏，一步做不到，可以分步做。企业所得税实际降税空间不大。因为上市公司和高科技企业早已经施行15%所得税率，目前中小型企业减半征收的实际税率为12.5%，对小微企业还有特殊的简易征收办法优惠政策。因此，对企业减税降负除考虑正税之外，应聚焦到行政性收费以及“五险一金”上去。首先应考虑基本养老缴费率的调整与养老金全社会统筹改革连动的结合并行。积极考虑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样的养老第二支柱和商业性养老保险这样的第三支柱，配之以职工个人所得税递延等经济杠杆式引导和优惠措施。住房公积金也可以考虑纳入配套改革中，即在以保障性住房对低收入者住有所居“托底”以及对低中收入以上购房者完善和发展住房按揭这种商业信贷的同时，积极地以政策性金融性质的优惠措施，合成替代住房公积金功能的新支持机制，而且这客观上会有利于大量小微企业得到更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环境。努力降低企业的非税负担，也无法绕过减少行政性收费这样的综合配套改革：政府要在大部制和扁平化的自我革命改革路径上动真格，以减少部门数量和政府层次，来精简机构、减少审批权，进而釜底抽薪式地减少政府公权体系的设费、收费权以及隐性的设租、寻租权。
如果今年二季度有望出现决定性的疫情拐点，我们现在就应加紧研究和尽快出台“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可行方案与可操作措施，并紧密结合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来切实地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负担，争取在“抗疫”之年及其后，使国民经济有更好的表现。(作者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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