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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話題：每與操反的背後故事
劉備有個政治法則，叫作“每與操反”。這個說法初次登場，是在劉備剛剛得到龐統的時候。面對天下形勢，當時龐統是這麼建議劉備的：荊州殘破、人才凋敝，應當去借益州來實現三分大業。劉備的答覆則是：“如今和我勢同水火的是曹操，曹操治下苛刻，我就寬以待人；曹操對待敵人殘暴，我就仁愛慈明；曹操別有二心，我就忠貞不二。每與操反，才能成就大事啊。如今為小利而失信於天下是不值得的，我不能按你說的辦。”
先不管劉備這番話是否出於真心。但“每與操反”幾乎是有目共睹的。曹操是出了名的奸詐，劉備是出了名的仁德。臨死都要告誡自己的兒子“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如果我們把時間撥回到官渡之戰前，去分析荀彧和郭嘉為曹操做過的雙方對比以及賈詡發表過的戰時分析，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他們表達的意思和劉備這番話很像。
如果仿照劉備的說辭，大可以給曹操安上這麼一段話：“袁紹治下寬縱，我就嚴明法紀；袁紹婦人之仁，我就顧全大局；袁紹事上不忠，我就奉旨討賊。每與紹反，才能成就大事啊。”
一、寬容無過
袁紹是曹操的參照物，曹操是劉備的對比圖。劉備的風格也確實有很多和袁紹是比較像的。但結果袁紹身死家破，劉備建國稱帝。袁紹不是一個二百五，他坐擁四州靠的不是運氣，而是實打實的本事。首先，袁紹有與天下爭雄的壯志；其次，袁紹很能籠絡人心，身邊良臣、智者、武勇之士齊全；再者，袁紹的政治影響力很高，遠勝曹操不知道多少。所以，袁曹相爭的結局，曹操獲勝反倒是運氣成分佔了更多。
況且，作為二者形勢逆轉的分水嶺——官渡之戰只是初步改變了袁曹雙方的軍事形勢，還遠達不到讓曹操實現拿下冀州、統一北方的戰略目標。從官渡之戰開始，曹操真正搞定袁家勢力，足足用了近8年的時間。這還是在袁紹身死、二子相爭的背景下。荀攸曾經一語道破其中玄機：“袁紹對下寬宏大度，深得人心，如果二子聯合，天下安定遙遙無期。”寬容未必是錯，如果有錯，那也只能是用錯了時間、地點和人身上（當然，袁紹之敗還有更復雜的原因，限於主題原因今天就不聊了）。
二、法治有得
漢末是士族的天下，維護士族對於統治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站在士族的角度而言，嚴刑峻法可不是他們喜歡的。作為特權階級，誰都希望自己保留一些法外的東西。許攸的貪贓枉法絕不是一天兩天了，袁紹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除了許攸本身智謀出眾以外，不正是給其他人看的嗎？如果不是審配恰好在官渡之戰形勢最嚴峻的時候拿許攸一家立威，以穩定後方；許攸又恰好是參贊軍機的重要人物，審配又沒有安排相應的辦法防範許攸（或者有防範但防範根本不到位）出逃。官渡之戰的勝負猶未可知。
可惜，漢末天下爭雄，是一個像極了戰國時代的歷史時期。秦國由偏安一隅的小邦一步步成長為天下霸主，正是嚴刑峻法下的令行禁止、凝聚力超強的結果。東漢末年朝綱混亂、貪腐嚴重，正是應該出重拳、嚴治理的時候。袁紹沒能在歷史的轉彎時期調整自己的政治路線，反而沿用舊有的方式。這麼做雖然很好地籠絡了士族階級，但卻從根本上失去了民心。因為統治階級的特權，首先影響的一定是普通百姓的利益。
黃巾起義給了士族統治重重的一擊，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再次登上歷史舞臺，更多苦哈哈的寒族們，得以“指點江山、揮斥方遒”。但是，看看袁紹手底下的文臣武將：田豐、沮授、許攸、郭圖、審配、辛毗等人都是典型的士族代表，即便是武將之首顏良，也是名門琅琊顏氏之後。反觀曹操，無論文武，皆有大批寒門子弟（曹操前期五大謀士除了二荀都是寒族），這就從陣營內部的人員組成上形成了鮮明對比。
士族的利益牽扯更大，政令執行難度也相應增加，許攸不是個例，而只是典型代表。缺少了士族掣肘的曹操，再配合“唯才是舉”和“依法治國”的相輔相成，實力猛漲理所應當。雖然曹操也必須大量重用士族，但當曹操治下的法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之後，士族力量的影響也就減弱。況且，終究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曹操長期堅持親自領兵在外，目的就是把軍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治、軍事雙料高手的曹操，還怕士族造反嗎？
可惜，這樣的辦法，也給曹家留下了巨大的隱患——閹宦遺醜讓許多士人不齒，限制士族力量的發展更是讓很多士家子弟心懷怨恨。雖然曹丕掌權以後迅速向士族靠攏，接受陳群的“九品中正制”，以時間換空間，來慢慢實現曹氏家族向真正的士族過渡。但天不遂人願。登基7年，曹丕便在年僅40歲撒手人寰。留下的是一個四不像的家族，和聰慧有智卻比他更命薄的曹叡。曹氏政權三代而亡，令人唏噓。
反觀劉備，當他正式入主蜀地，建立起所謂正統的蜀漢政權後，採用的不也是諸葛亮堅持的“法治路線”嗎？所謂仁德，只是在他四鄰皆敵、沒有穩定根據地的時候。一輩子政治嗅覺靈敏的劉備，看似“每與操反”，實則積極向曹操學習靠攏。外儒內法，撐死了不過如此。他的成功之路，將是另外要討論的問題了。
當天下經歷了數十年動盪之後，政權再回士族手中，曹操地下有知，不知道該做何感想。儘管司馬家族並非典型的士族，他們實行的更不是袁紹式的寬容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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