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是一种妄自尊大观念下诞生的产物，是落后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恰恰是当下全球化的另一种形式，全球化的关键是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事物，这涉及度量衡，货币，价值观等多个方面上的统一。从表面上看起来，朝贡制度对外邦动辄蛮夷的称呼是对于他们的一种歧视，但是实际上，这种体系却是一种比较善良的国际政治秩序，他没有来自强大帝国的干涉，也没有领土的争夺。实质上就是通过对于中国皇帝合法性的承认来弥补之前多个方面上的不统一。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充满着争议的朝贡制度。
中国古代朝贡贸易
首先，这一国际关系制度的设想起源于商代的内外服制度，根据《大禹谟》中的记载："九州之内，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在整个王国的中心地带设立直属于君主的行政机关负责地方管理，在其外部设立受到册封的"外服"拱卫中央，并且希图在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扩大内服的影响力，逐渐将外服同化。在周取代商之后，仍旧延续了这一模式，在《周礼》中更是将这一模式进行细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和的概念，以《周礼》为凭据，详细的制定了各个地区需进贡的种类，数目等，并且企图通过"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的理念，将这一制度不断的向外延伸，以增强自身影响力。但是，这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思想在前期受到分封制各自为政的阻碍，后期又由于周王室自身就陷入了诸侯纷争之中，这一制度基本上只是存在于记载当中并未真正施行过。
公元前221年，由秦国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在整个世界中并不存在可以与自己全面抗衡的文明国家，因此除了将匈奴视为"蛮夷敌国"外，这一设想由于缺少实施的必要条件——诸多文明国家，也未曾得以实施。汉武帝时期，汉朝在经历了同匈奴人长年的争斗之后，在军事上暂时的击败了匈奴，并将匈奴的主体部分驱逐出了可随时骚扰自己的长城以北附近地区，由此将自己所实际控制的范围，由原先的黄河流域经河西走廊籍由新设立的"西域都护"而延展到了西域一带，了解了西域众多中小国家存在的事实。并且此时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中，汉朝依赖其庞大的体量牢牢占据着优势地位，从而满足了朝贡体系得以建立的两大条件（自身是地区政治经济力量中心，存在众多中小国家不在自身实力掌控范围内）可以说正是在此时，以中国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贸易真正得以形成。
在此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学统治地位出现的端倪以及汉朝务实的对外政策。首先，在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依靠皇权从而迅速的占据了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现，体现于汉代对外政策中就表现为"华夷之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天朝上国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导致的整个朝贡体系始终坚持在以汉为中心的双向放射六芒星结构，通过对于各个进贡国之间交往与联系的干涉，使得整个进攻结构始终无法形成网状。其次是汉代在对外政策上的务实性，汉朝仅仅只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地方政权，政策相当务实。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
朝贡制度发展的顶峰是在我国的明清之际，在经历了藩镇割据，五胡乱华，多政权并存对于这一制度毁灭性的打击之后，这一制度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并且在明清这两个大一统的王朝中再度迸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在明代早期，由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确立:"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及西洋、南洋诸国，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国中富强，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相当于确定了中国此时在整个东亚的控制范围。在明成祖时期，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队在印度洋上的频繁巡游，从而带动着明朝进入了短暂的海上探险时期。同样，这一行为也向东南亚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这大明王朝的强大军事实力。此时的对外政策则失去了汉代的务实性，转而通过"厚往薄来"的形式以博取各国对于自己的进贡。依托于自身强大军事经济实力的威逼利诱，将整个朝贡体系推上了政治意味上的巅峰，从而短暂的维护了整个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稳定。在此时值得注意的是，与汉代着力于维护的六芒星状结构不同，此时的朝贡体系更多的是转向了网状结构，在中原地区之外，仍形成了日本，朝鲜，越南等数个次级进贡中心。同样，这数个中心也依托其在各自区域内的经济军事实力的优势从而扩张自身实力，这实质上威胁着中原王朝一元核心的地位，变相增强了这一制度的不稳定性，为其后东亚政治经济力量格局对比变化后朝贡制度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在明代后期国家财政已无力负担"厚往薄来"形式下朝贡贸易负担的情况之下，朝贡贸易的内核也逐渐由原先的政治力量宣示转向了一般的商业贸易。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为防东南倭寇所施行海禁政策之后，对华贸易只能够以朝贡贸易的名义而展开，从而得以在政治意味逐渐陷落之后将朝贡贸易推向了经济意义之上的高峰。
在清代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文明在处理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利益分配上的条约体系，维系殖民者与被殖民地之间联系的殖民体系开始出现并发展。在中俄之间长期的对抗与冲突之后，以《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在逐渐了解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实力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西方条约体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同时在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由于外部势力干涉，发生深刻变化以至于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已不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下，加之原有朝贡体系中中原王朝一元中心地位的沦丧，朝贡贸易在失去对于中原王朝对于控制东亚政治经济秩序的需要之后，亦无法影响政治经济格局变化，随着《南京条约》中平等往来条款的签署，朝贡贸易体制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崩溃。
“南京条约”签订
写在最后的话：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字、儒学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同时，以文化联系为依托，又在政治，经济上结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共同体结构。自汉代以来，东亚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政治制度受到多种政治制度的冲击与影响，区域整体政治制度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自中古时期以来众臣分权到大部分国家权力向君主手中集中的封建专制化历程。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中原王朝体量巨大而起"稳定器"作用的影响之下保持了区域内部的相对和平，繁荣与稳定。在经济上，中国以其内部众多的战略资源和生产物资通过"朝贡"这一外衣掩盖之下进行贸易，交换自身所迫切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以及一般等价物进入国内经济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中原王朝以其自身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与参与贸易的其他国家这一优势，通过较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获取自身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加速了社会再生产速度，积累了国家财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朝贡贸易中自身既可以收取"厚往薄来"的政策优惠以极小代价以获得中原地区君主的赏赐，又可以通过价值规律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通过国内相当过剩之资源，或以国内寻常之"奇珍异兽"与中原地区交换所急需的铁器，食盐等，同样可以促使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
每个朝贡体系都存在着自己的内容和特征。朝贡体系特定历史阶段开始形成之后，朝贡体系必然随着不同王朝的性质特征而演变，并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对外国关系的变化。朝贡体系在后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转向了形式关系而非实质关系，在此之后，朝贡贸易体系中所存在的军事和政治关系在逐渐薄弱化的过程中甚至变得仅具道义象征性。 因此，朝贡体系作为中国历史时期之上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不断发展的一种对外关系制度，在影响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受到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影响而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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