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華社發表了文章：《別了，司徒雷登》。文章雖叫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卻只有短短几行字：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抗日時期蹲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中國也愛美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成為駐華大使。
因為這篇文章，他成了婦孺皆知的“壞人”，以“披著羊皮的狼”的虛偽形象，停留在中學語文課本里。可讓人疑惑的是，“裝著愛中國”……愛，真的可以假裝嗎？
他是個美國人，可他卻擁有一個，比中國人“更中國”的名字，這個外國人身上藏著一部中國史，是時候還世人一個真實的他了……
——他，就是司徒雷登。
1869年，有一個美國傳教士，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他的名字叫約翰•林頓•斯圖爾特，出身蘇格蘭的名門望族，和美國前總統林肯沾親帶故。
1874年，短暫回國的他，再次來到中國杭州，這次他還帶來了妻子，瑪麗•路易莎•霍頓。瑪麗創辦了中國第二所女子學校，免除學費，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許纏足，不許包辦婚姻，改變了中國女性的教育格局。
這對沒有出生在中國的美國夫婦，終身服務於中國，在杭州傳教長達半個世紀，直到去世，兩人都葬在了杭州。不僅如此，他們更是將自己的孩子，一併獻給了那時戰亂中的中國。1876年6月，他們在杭州生下了一個兒子，他就是司徒雷登。
11歲前，長著西洋人臉的他，卻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孩，那年，為了他的教育，父母決定還是將他先送回美國上學，初到美國，他用筷子吃飯，用中文唱歌，穿中國服裝，對美國的語言和文化顯得“無知”，是其他孩子眼中，從東方回來的“小怪物”。
他刻苦努力去適應新的環境，最終以優異成績考進漢普頓·悉尼學院。這所著名的學院200多年來，輸送了成千上萬的優秀畢業生，其中包括30名美國國會議員，8位州長，20位大學校長和院長，還有美國第九屆總統威廉·亨利·哈里森。
他徹底適應了美國的文化，而且文憑高，出身名校，完全能在美國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可他卻做了一個常人難以理解的決定：回到故鄉中國去傳教！
作為一個傳教士的兒子，他深深明白傳教並不浪漫，是一種完全犧牲捨己的生活。可他仍然選擇和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這個古老而熟悉的國度，從此在中國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來回應呼召。
放棄和平安穩的美國，到炮火紛飛的中國去，愚拙而義無反顧，這份超凡脫俗到無緣無故的愛，如何能夠假裝？
他攜妻子先回到杭州，繼承父親成為了一位傳教士，到中國各地去佈道。1908年，他遷居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
1918年北京兩所教會大學決定合併，但在學校名稱和校長人選上分歧很大，後來達成妥協方案：選一位“局外人”任校長。於是很多名人便推薦了他，大家齊聲說：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兩，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大學裡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們不作第二人想。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確是校長的最佳人選。
大學校長現在聽上去很威風，可1919年他接手中國大學時，幾乎是一窮二白：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這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更要命的是經費困難。
他為這所大學取名為燕京大學，名字源自古代燕國的首都，富有魅力和詩意。一位徹底改變當時中國大學窘狀，決定未來發展的教育家，就這樣默默地登場了。
為了選新校址並得到，美國富豪和中國官紳的資助，他四處化緣，他說：
“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在他的回憶錄中，他曾這樣說到：“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由於那裡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於是他便遠赴西安，找到了，這塊地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他非凡的交際能力，不僅讓督軍以極低價格把地讓出來，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作了獎學金。
當時的燕京大學屬於私人教會大學，建校初期沒有政府的資助，除了一小部分學費收入外，學校幾乎85%的資金都來自私人捐助。而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爭取到了中美兩國民間機構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爾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財力雄厚組織的資助。到1937年為止，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250萬美元。
新大學的建設一切準備就緒。之後的他聘請美國著名設計師墨菲，按中國文化理念，去做大學設計，就這樣中西合璧美麗的燕園，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環境最優美的校園拔地而起。
燕大本是教會學校，但他卻大膽提出“燕大徹底中國化”，他認為信仰是個人的私事，不必把宗教作為必修課。
哈佛的校訓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訓是：自由，普林斯頓的校訓是：服務。而他所擬定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完美地詮釋了教育的真正意義。
這一深邃美麗的校訓，對燕大師生影響深遠，在他任校長的十多年的時間裡，燕京大學躋身"世界知名大學"之列。燕園內名師雲集：顧隨、容庚、郭紹虞、胡適、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吳文藻、錢穆、陳垣、鄧文如、顧頡剛、洪謙、馮友蘭、張東蓀、蕭公權，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後來的中國學人難以望其項背。註冊學生不到一萬人，卻從這裡走出了42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1名中國工程院院士，費孝通、雷潔瓊、冰心、侯仁之等等,都是燕京大學出來的學生。
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90%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生，中國最早的社會學系，也誕生在這裡。
他是一位謙卑而善良的基督徒，他尊為校長，卻從不高高在上，而是以一顆善良的心，溫暖著每一個學生。
先後作為燕大學生和教員的冰心，曾這樣描述自己的這位校長：他能夠叫出學校裡每一個人的名字，不管是學生、敲鐘的，還是掃地的。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成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你添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來的……
他兼有嚴父的沉靜和慈母的溫存，總是用溫和懇摯的目光看著學生，學生不先開口，他是不多說話的，他總儘量的給學生機會，讓學生傾吐自己的來意，然後再用低柔的聲音，誠摯的話語，來給學生們指導與安慰。
1926年，他的妻子艾琳病逝，他將妻子葬在深愛的燕園，一生未再續娶，每天清晨，他都去妻子的墓前靜坐禱告。將自己的妻子，埋葬於一座中國的學校，這又是怎樣的一份深愛？
紅軍長征剛結束時，處在幾乎與世隔絕，不為人知的境地，是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的美國人斯諾，成為採訪紅軍，和中共領袖的第一個西方記者。斯諾回到北平後舉辦介紹會，展出照片，這成了毛澤東，走向世界的第一次最成功的亮相。
他提倡學術自由，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1931年918事變後，他親自帶領燕大師生上街遊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934年，北京學生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組織請願團赴南京，燕京大學學生宣佈罷課。人們認為，作為校長的他，肯定是不支持罷課的，不料他卻說：如果此次燕大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佔領北平，可他決定即便淪陷，也要繼續辦學。他策略性地強調燕大是美國學校，懸掛起美國國旗，以防日機轟炸，還聘請會說日語的燕大校友為校長秘書，與日方周旋，保護被捕的燕大學生。當時許多中國學齡青年，一時不能到後方去，又不願就學於敵偽政權支配下的學校，燕京大學就成了他們理想的選擇，燕京大學是那個時代少有的一方淨土。
日本人蠻橫提出，讓日本學生進燕大讀書的要求，他表面斡旋堅持應和中國學生，一樣經考試合格方能錄取，結果雖有日本學生報考，卻因未達到標準，無一人進入燕大。
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他也絕不向日本人低頭，這般對中國的痴愛，如何能夠假裝？
後來，日本偷襲珍珠港，日美開戰。第二天，燕京大學即被日軍封閉，
並拘押了他。此後，他被被囚禁在，北京東單三條日軍看守所與世隔絕，坐牢時間長達3年零8個月，直到日本投降，才重獲自由。而出獄後的第二天，他就著手重建，因戰爭而關閉的燕大，當年10月10日，燕大就開學了。
身陷囹圄，臨危不懼，好不容易脫困，心心念念竟是中國人的學校，這般不求回報，全心投入的愛，如何能夠假裝？
70歲時，他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沒想到正是這個職位，讓他晚景淒涼，走向悲劇的命運……
他一直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曾這樣寫道：若存一線希望，促使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
可大家都不聽他的，最終，內戰全面爆發。他痛責自己失職：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作出讓步。
後來，他極力想促成中美建交，但卻失敗了，但很多人相信：如果中美當時建交，不但大陸和臺灣的歷史要改寫，甚至朝鮮戰爭也有可能避免。
1949年8月2日，他踏上了返回美國的飛機，黯然離開了這片他生活了50多年，深深熱愛併為之嘔心瀝血的土地。
回國後，他就被下令：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採訪，並且要“審查”他。
而中國這邊，1949年8月18日，一篇《別了，司徒雷登》，讓他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從此，成了聲名狼藉和失敗的代名詞。
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讚揚了被暗殺的聞一多，沒想到後來，這卻引起了一件頗為尷尬的事情。
聞一多犧牲前，曾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講，痛陳國民黨的種種惡行，但他在生命最後卻極力讚揚了一個人，那就是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他被定性為反面人物後，燕京大學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盡頭。1952年院系大調整，燕京大學被拆分，自此從歷史上消失。
在香港的分支，被併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在中國大陸，文科、理科多併入北京大學，工科併入清華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併入，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
與院系調整同步進行的，還有校園的變更，北大從原來的地址，紅樓遷至原燕京大學校園“燕園”。
而遠在美國的司徒雷登，卻是晚景異常淒涼！
儘管他曾為燕京大學募得鉅款，但從未為自己留下一丁點什麼，當大使時，月薪為1000美元，但他又拿出相當一部分，捐獻給燕京大學作為建校之用，他一生簡樸，素無積蓄，由於之前在美國國內沒有工作過，也沒有社會保險。生活相當拮据，他很少買衣服，襪子和內衣上都是補丁，在美國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幸好，美國的一家慈善機構，每月提供給他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在到處被不歡迎的境遇中，抑鬱的他在回美三個月後，就不幸中風，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加上經濟窘迫，連請人服侍都請不起！
晚年患腦血栓的司徒雷登，一直由其學生兼私人秘書傅涇波和家人照顧其起居。
據說這位老人，晚年常望著中國的方向，在他心底，仍執拗地以中國為家，對中國沒有絲毫抱怨，只有眷戀。
他精心地保存著所有跟中國有關的物件，臥室牆壁上四處掛著燕京大學的照片。
他還在自傳《在華五十年》開篇即寫：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那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那個深愛的國度，再也回不去了，有憾，但無悔……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國華盛頓悄然離世，終年86歲……
他是美國人，可他葬禮上的音樂，卻是中國名曲《陽關三疊》：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靑靑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他只留下兩個遺願：一是，將周恩來送給他的，明代彩繪花瓶還給中國，二是，將自己的骨灰運回中國，安葬在燕園妻子的墓旁。
1986年，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他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燕園臨湖軒，不料有群人，聯名反對，事情不得不擱置。
2008年11月17日，不得已之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只能輾轉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安眠於青山蒼翠的懷抱之中。墓碑上簡簡單單寫著：
司徒雷登，1876—1962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他親手經營打造，讓美麗的燕園譽滿全球，卻可惜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讓他無法與愛妻永遠長相廝守……
他生前很喜歡一首詩：
我要如此死去，
漫漫時日使命已履，
已得酬報的我，
心中有一隻歲暮百靈在歌唱，
讓我皈依那寧靜西方，
像日落，死得燦爛、安詳。
他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照顧過成千上萬人的生老病死，為新中國培養了無數民族脊樑，但他的葬禮卻無人參與，他的名卻無人紀念，如此愚蠢，如此痴情，又如此偉大的愛，如何又能夠假裝！？
今天，我們每個中華兒女，都應該重新認識一個名字：司徒雷登。因為他是：別不了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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