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海茶厂原厂长唐庆阳先生1944年发表的《云南之沱茶》可能是最早专门论及下关沱茶的文献。文中认为沱茶之名缘于“畅销沱江叙府一带”。
下关茶厂在1981年第5期《茶业通报》发表的文章中，支持唐的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有趣地指出：虽然都由普洱紧团茶形制演变而成，沱茶之所以后来发展成“窝窝头”状（或称碗臼状）而不是如藏销紧茶般的“把手状”，是因为有利于在“窝窝”里藏入鸦片运销四川等地。
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云南地方文献中，“沱茶”还只是“它茶”。
在下关沱茶始作俑者之一的“永昌祥”商号以及其他众多商号20世纪20年代的商函中，“纱”的单位通常写作“它”，“丝”的单位一般计为“包”。
《说文解字》载：“它，象形字，蛇的本字，蛇，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它”在旧时也写作“佗”（tuo音），形近而通假；而“佗”的本意为负荷，通“驮”。因此可以大胆地推断，“它茶”的使用，一则缘于其形制类似于纱团，一则缘于人挑马驮的运输方式，一则缘于计账时的便利。
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另一个沱茶的创始人之一“茂恒”商号的台账中，“驮”“它”之间还是混用状态。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诸多商号台账和商函中“纱”的单位多改用“包”“担”“箱”“驮”等，几乎不见“它”；而可能在更早的30年代，“它茶”已经正式写作“沱茶”了。
从“它”到“沱”的简单过程，却承载着下关沱茶从形制、运输到销地等方面沉甸甸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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