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古塔老城舊事

很多年以後，翻閱《清稗類鈔》時發現小時候我家“插隊落戶”村子的河對岸就是清初的寧古塔老城。當時老城叫舊街人民公社，舊街應該是當地人對寧古塔老城的稱謂。

在前幾年盛行的清宮戲裡，皇帝龍顏一怒就會放出狠話:“流放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戲言總是讓人懷疑，也沒找到出處。乾隆年《大清律例》對流放寧古塔有一些說明，更早的就是順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明確規定:挾仇誣告者流放寧古塔。打那時起寧古塔（現舊街）便成了流刑犯的接收地。像陳嘉猷、鄭芝龍、以及江南詩人吳兆騫等官吏、士紳和一些文人名士都曾流徙於此，作奴隸、服勞役、墾荒種田。因此《甄嬛傳》甄父甄遠道受文字獄牽連，被皇帝（雍正）發配到寧古塔，是有依據的。不過從時間上看，甄父應該流放在寧古塔新城（現寧安市渤海鎮），因為康熙五年（1666年）寧古塔整體移駐新城，舊城已廢。

1659年（順治十六年）27歲的吳東才俊吳兆騫（字漢槎，號季子）受科場案牽連，獲流刑，遣戍寧古塔老城。寧古塔時為塞北蠻荒絕域，天寒地凍，非復人間。吳兆騫在《上父母書》說，“寧古寒苦天下所無，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風如雷鳴電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陰雨接連，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盡凍。雪才到地即成堅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凜冬已至、暗夜無邊，寒月悲笳、嗚咽哀鳴。倒黴的吳季子肯定不知道十七世紀末地球正處在小冰川期的谷底，這是人類文明史以來最寒冷的時刻。上世紀七十年代竺可楨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裡也認為明末清初中國進入了第四個寒冷期。

1969年在毛主席作出《論幹部下放勞動》指示後，年底父親攜妻將雛，安家落戶在海浪河畔與寧古塔老城隔河相望的村子裡。不知道作為中學歷史老師的父親因何下放插隊，不知他是否瞭解寧古塔這段歷史，那時我太小剛6歲，一切都懵懵懂懂，只記得那年那天寒風凜冽，大雪紛飛。

稍長些偶然翻閱家裡老相冊時發現身著戎裝、意氣風發的父親軍官照，後來陸續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並根據這些零碎信息大致拼湊出他年輕時的人生履歷：1930年父親出生於河南洛陽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1948年劉鄧大軍解放洛陽，投筆從戎報考了解放軍中原軍政大學，並隨中原野戰軍參加了渡江戰役和解放西南戰役，並在重慶從事反特情報工作（手抄本《一雙繡花鞋》描寫的是這時期的事），後調往北京解放軍總參謀部三部任技術軍官，授銜為中尉，同時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在職學習法語（這期間參加了北京密雲水庫建設，經歷了黨內整風運動、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1958年作為三總部的總參謀部首批覆轉軍官奔赴北大荒，在幾個月農場生產勞動後，抽調到八一農墾大學畜牧系工作（這時與母親結婚），1961年為支援牡丹江林區建設輾轉到林業局擔任中學歷史教員（1964年我出生、1966年文革爆發），1969年底下放農村插隊落戶……

在農村下放父親的工作是看護村裡魚塘，母親是村小學的代課老師。母親中午匆匆回來做好飯喚我“登登兒，去魚塘給你爸送飯”（‘登登’是父親給我起的乳名，他說我出生時兩隻小腳亂蹬，長大後他又說在《說文》裡‘登，升也’，也許二者兼而有之吧）。記得一次去魚塘看見岸邊晾曬著不少死魚，想裝上幾條帶回家，遭父嚴厲制止。他是如何處理這些死魚，偷偷埋葬掉還是交給生產隊？不得而知。有一天，在鄰村下放的右派王老師專程看望父親，走前想要條魚，父親不同意，於是狡猾的王老師趁父不備，偷偷撈了2條藏匿起來悄悄帶走。返城后王右派每次到我家提及此事就得意洋洋，父親很無奈，母親說，怪不得把王右派打成右派，他就是不老實。

在農村燒柴很緊張，除了生火做飯，還要儲備冬季取暖，每到秋冬季節父親就領我與當地村民一道到山上撿拾枯枝，刨死樹根，父親力氣小又笨手笨腳，經常受到村民嘲笑，所以我一直認為父親生活能力很差。

北方農村冬季農活停止，無事可做，父親就練習書法，“慎獨”是他寫的最多的兩個字，也是我認識最早的兩個字。

父親這批下放幹部，並沒有實現紮根農村一輩子誓言，1973年我家回城父親也重返學校工作，接到函調通知不知道父親是悲是喜，我實在回憶不起來他當時的表情……

念中學時父親是學校教導處幹事，全校師生開大會，看見他一把年紀點頭哈腰地給年輕主任端茶倒水無地自容，我懷疑他真的是相片上那個意氣風發、英姿勃勃的中尉軍官。在單位父親寡言少語、謙謙君子，在家卻脾氣暴躁，加上我自幼頑劣不羈，愛惹事生非，於是隔三差五就會受到父親的叱罵或直接拳腳相加，對父親這種簡單粗暴的教育方式心生怨懟，經常激烈反抗，父子相互敵視，漸行漸遠。後來讀書工作成家在外地，以忙、遠為託詞，很少回家。

退休後父親幾乎不出門，整日盤腿坐在炕上，對母親頤氣指使，家裡一來生人卻又很緊張，必須讓母親陪同，生怕說錯話。只有王右派來時，才顯露出快樂模樣。看到我困惑母親耳語我：他這一輩子嚇壞了，你看王右派人家啥也不在乎。

人到中年，一事無成，身心疲憊，好想與父親和解，看到他如此狀態，每一次又都欲言又止……

1998年冬父親是上廁所時不慎摔倒突發腦溢血，躺在醫院始終昏迷，我不知道自己能為他做什麼，只是守在病床邊，一遍遍撫摸著他冰冷的手。那天他突然清醒過來，直直地望著我喊了聲：“登兒”……，這是他留給我和這個世界最後一句話。

吳兆騫年少輕狂、恃才傲物，流遣寧古塔之前，已然江南名士，才華橫溢、詞賦翩翩，有"江左三鳳凰"、“吳四君”之號。清廷入主中原在江南受到激烈抵抗，“江南義師多倡於文士”，吳父曾加入南明抗清，吳曾在《哭友》等詩中抒發他“亡國之痛”：“愁心卻是春江水，日日東流無盡時”。儘管後期反清復明浪潮式微，江南文士依然留有強烈的民族氣節和那份骨子裡的高貴，以致吳兆騫在京複試考場上抗議清廷兵丁持刀脅持，拒不答卷。對這些江南文士“清廷懷恨最深，故洩憤亦倍烈”，於是吳兆騫杖責四十板，家產籍沒，終身流放寧古塔。

吳兆騫本風流雅士、公子文人，厄困於絕塞，無生存之力，常化雪為水，煮稗為食，貧困潦倒、苦不堪言。“燈昏被冷，夢裡偏叨絮；兒女心腸英雄淚，抵死偏縈離緒”。儘管是戴罪之人，吳兆騫的才華和名氣還是贏得了當地官員的尊重，“副帥安公，雅重文士，憐弟之貧，以米相餉”，寧古塔將軍巴海聘吳兆騫為書記兼家庭教師“館金三十兩”，“每贈裘禦寒”，使瀕於絕境的吳兆騫感受到世間的溫暖與善意。此時的吳兆騫骨子裡那份江南文士的高貴早已消磨殆盡，只剩下三跪九叩、感恩戴德了。

1679年（康熙十七年），康熙派侍中對公來寧古塔，“望祀”長白山。長白山為滿清發祥之地，長白山封祀體現著大清帝國威儀，有著家國認同的象徵隱喻，賦予了入主中原的滿人以正統合理性。吳兆騫深知其中的政治文化意義，便進獻《長白山賦》轉呈康熙皇帝。該賦詞采華美、大氣磅礴，帝“覽而稱善”並“動容諮詢”。吳兆騫如此討皇帝歡心是不言而喻的，故時人稱其“忽因長白賦，生得入榆關”。

1681年(康熙二十年)，就是在進獻《長白山賦》三年後，吳兆騫終獲贖歸。然而，此時吳兆騫已非當年傲岸自負、鋒芒畢露的吳兆騫，寧古塔二十三年的風霜雨雪不僅把他從青年才俊變成是一個垂垂老叟，這段漫長的經歷真正給他帶來的是脫胎換骨的思想蛻變，當年為他流徙愴惋的同方之士，為其能絕塞生還鼎力相救的舊朋故友看到了一個猥瑣側足、逢迎拍馬，向世俗權貴屈膝奉承的陌路人，“君子於是嘆其遇之窮，而亦痛其志之可悲也已。”

屈服於強權是每個人的生存本能，當人在極端環境下，突破了他所能承受的痛苦和恐懼脆弱的底線，內心在一次次煎熬中完成角色調整，這時候對任何一點的寬忍和慈悲都會不勝感激，甚至對強權產生一種心理依賴和情感依附，可見人性的複雜和黑暗。

由最初的對抗到被迫服從，再到自覺服從，最後認同並接納，所以說《長白山賦》是吳兆騫向清廷納的投名狀而已。

“人是可以被馴養的”我不禁倒吸一口寒氣。

1684年 (康熙二十三年)，吳兆騫因疾客死京邸，時年五十四歲。彌留之際與子曰：“吾欲與汝射雉白山之麓，釣尺鯉松花江（指松花江支流牡丹江海浪河），挈歸供饍，手採庭下籬邊新蘑菰，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豈可得耶？”或許此刻他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歸宿真的應該在寧古塔。

2014年春，終於踏上寧古塔老城這片神奇的土地，舊城遺址依在，寥寥人家。往事如煙、隨風而逝，正是“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