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及白先勇的时候，总围绕着三个话题：《红楼梦》、昆曲，另一个就是他的文学作品。
白先勇，已年过八旬，状态仍旧年轻。岁月的流逝对他而言，仿佛只是单纯跳动的数字。即使在漫长的时光里，白先生见过了太多的丑陋，但他却保持着天然的乐观和率真。
他曾说：不能让自己的心只有巴掌那么大。
所以有时候，过着过着，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年纪。只是偶尔想起自己已迈过80的门槛，似乎也与他无干。
这么看来，白先勇实为一位可爱的老人，当然更是一名可敬的作家，是教授，还是白崇禧之子，亦是昆曲制作人。多重身份，殊途同归，共同铸就了独一无二的白先勇。
“中国最后的贵族”
白先勇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的儿子。这样的身份，让他在童年时期能够随意拜访那些历史书里赫赫有名的人物。
身处于乱世，谁也没有办法偏安一隅。自他有记忆之时，逃难就是生活的全部。白先勇跟随家人从桂林逃到重庆。1948年，白先勇11岁，他记得那时在广州乘上了一辆船，一觉醒来到了中国香港，后来又去了中国台湾。自此之后，与大陆一别39载。
在他的生命里，很少会有安稳的情节。
兵荒马乱、无常颠簸，像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唯一能够照亮他的，是母亲。父亲常年在外，个性坚强的母亲一个人带着十个兄弟姐妹，几乎成了孩子们心中英雄般的人物。
1962年12月4日，母亲马佩璋因高血压逝世，终年59岁。那一天，是白先勇生命中的分水岭：“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于是他毅然去了美国，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台北人”在纽约
去国离乡的他，只身一人。白先勇开始提笔写作。
“我写作，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达人类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
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台北人》与《纽约客》。
《台北人》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北众生相，这些人有着不同的背景、年龄和身份，但却无一例外的都来自大陆。
他们的故事，总是千丝万缕，像一截断了的藕，藕丝连着根茎，若有若无的，却怎么也弄不断。《纽约客》也是类似，只不过漂泊的“纽约客”们的文化隔阂感更重。人们总说这两本书加起来，便是白先勇先生这一辈子漂泊的记录本——既是在中国台湾长大的大陆人，又是漂泊在美国的中国人。
《红楼梦》与昆曲
白先生喜欢《红楼梦》，爱昆曲，尤其是《牡丹亭》。这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每每在访谈中被主持人问到关于这些的话题，他回答的时候眼睛里总是闪着光。
1965年，白先勇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他开设了一门课程，专门读《红楼梦》。在这期间，因为文化差异和外国学生们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一教，就是三十年。
在他眼里，红楼梦是一本奇书，一本宝藏，甚至可以是“天下第一书”，因此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做一个个孤单英雄般的传道者。
昆曲是另一个他心中割舍不下的东西。缘分开始于1945年，他在上海看了一场梅兰芳和俞振飞联袂出演的《牡丹亭》。
“假如那天唱的不是《游园惊梦》，可能错过了也不一定。人生奇怪得很。”
白先勇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广着昆曲。
2004年开始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最初的也是最大胆的尝试。
那时的他，七十岁，挑选了一批年轻演员，并亲自对《牡丹亭》进行了更符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的改编。
当然，这也遭到了一些传统昆曲艺术家的质疑，认为这是有悖于传统。而白先勇有自己的想法，在昆曲面临的危机之下，他想要做出的努力，就是吸引年轻人到戏院来看。
2017年，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白先勇合作的昆剧新版《白罗衫》首次亮相香港舞台，吸引了大批观众；2018年4月，已经81岁的白先勇与其他嘉宾一起，为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昆曲)传承基地揭牌，由他担任总制作人的校园传承版《牡丹亭》亦顺利首演。
“我的昆曲就是一个实验，累得我啊，脱了九层皮。人家说你干吗啊，其实这等于是一个事业，一个载体，我试试看，我们的古文化还有没有。昆曲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古文化给它适当的养分，它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源头跟现代接起来，重新“回春”。”
人们常说，喜欢一事，一时容易，一世却难。
白先勇是名将后代，亦是漂泊游子。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以及对传统文化炙热的爱，这些元素交织起来，构建成了现在的白先勇——外表温和而亲切，内心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果敢与勇气。
爱讲述人间烟火，心中亦能够常怀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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