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
公元1521年4月的一天，風和日麗，雲淡風輕，卻在明代歷史中佔據了重要位置。
這天即在正德皇帝死去兩天以後，一個由司禮監、勳貴、皇室、內閣及帝國朝廷代表組成的使團前往湖廣省的安陸。年輕的朱厚熜在他們到達時迎接他們，拿到即皇帝位的詔書，朱厚熜還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朱厚熜這次繼位極為相似的就是漢代文帝劉桓，在得知被朝臣擁立皇帝，劉桓十分不安。太意外了，以為會是個陰謀，堅決不肯去，最後身邊的幕僚百般勸說才勉強前去。為了以防萬一，劉恆在向長安進發的過程中一步步小心從事，深怕又中了計，喪命黃泉。為此派舅舅薄昭先到長安探聽虛實，二是離長安城五十里的時候，又派屬下宋昌先進城探路。劉桓防範甚至有點到了失態的地步。這是去做皇帝嗎？劉恆帶著宋昌等六個親信，好比一個進京趕考一樣，向長安城進發了。
在長安城郊渭橋，劉恆遇到了迎接他的周勃，周勃請他稍稍走到一邊說點私房話。劉恆說，“所言為公則言之，所言為私則王者無私事。”這種謹慎，最終讓他通過了“考試”。
朱厚熜也將一步步重走劉桓的帝王之路。
首輔楊廷和是這期間最重要的人物，在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後，他總覽朝政三十七天。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陸續清理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政治爛攤子，把過去陪伴他玩耍的豹房的武僧、教坊樂人都予以遣散。第二件事很重要逮捕了當時民憤極大，掌控特務實力的江彬，消除了政局隱患。
首輔楊廷和
這兩件事情為朱厚熜順利即位提供了保障。
直到登基後的第七年，大權在握，乾坤獨斷的世宗朱厚熜意味深長地總結一下楊廷和以及敕定議禮諸臣之罪時說：“楊廷和為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世宗實錄》卷八九）這些都是鬱結在嘉靖心裡的實話，天性聰明，自尊極強的他絕不甘於受人操縱。面對元老群臣脅迫，朱厚熜臨危不懼，力挽狂瀾，確是顯現出他獨具的膽略與才幹，這個鬥爭以左順門事件發展到了頂點。
他登基後的第六天，就下詔群臣討論如何尊崇他的親生父母。當楊廷和以既定的“承祧”原則提醒他時，這位15歲的皇帝惱下臉來狡辯說：“孝宗本是伯父，如何變成了父親？興獻王本是朕生父，如何又變成了叔父？這樣繞來繞去不妥當。”這個事情就是被歷史稱為“大禮儀”的事件。
如果大禮儀是矛盾爆發點，左順門是明世宗的大禮儀的收官之作，展示了他已經大權在握，有能力掌控政局。
嘉靖前期推行了改革，成效顯著。河南道御史劉安說：“今天皇上日理萬機，除去多年弊端，現在就差恢復國家元氣了。”
嘉靖影視形象
以朱厚熜的智商和能力，在勵精圖治的精神下，把大明王朝引向一個繁榮穩定的局面並非只是夢想。
通過“大禮議”提拔了一批低級官僚,借重他們的力量張揚皇權,並最終戰勝了內閣。楊廷和集團開始走向覆滅，張璁等新興勢力迅速崛起，明朝統治階級內部藉助大禮議平臺開始有序而及時的吐故納新，成功實現新舊勢力的更替。
首先他革除鎮守中官，宦官出鎮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領兵鎮守，掌握兵權，多施橫暴。又往往牽制主帥，貽誤軍機，甚至與朝廷內宦互相勾結，釀成禍患。《明史•宦官•張永傳》記載：“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
可以說，朱厚熜此時勵精圖治之心絕對清晰可見，而且抓住了要害。通過一些列的革除舊弊，對宦官勢力嚴加抑制，影響是深遠的。
其次清理勳戚莊田張璁，作為朱厚熜首輔，不僅在大禮儀鬥爭上給了他極大幫助，在早期施政上出力亦不小。一五二九年，奉命編修《會典》的官員上疏說：“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明史▪食貨志》
額田即是民田，大量減少就是因為地主豪強的欺隱和憲宗成化以來，諸王勳戚依仗權勢，擴展莊田。朱厚熜敕令“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今後不準妄行，這種比較務實的抑制兼併土地政策，完整地體現了為政之初的朱厚熜頗有治國之才。
第三由於土地被貴戚過度兼併，朝廷的賦稅收入減少，民間的賦役也因土地兼併而負擔不均。朱厚熜在得到相關奏報後，著手研究推出了“一條編法”，“行令各府州縣永為遵守，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朱厚熜只要認真做的事，幾乎沒有推動不下去的政令。
最後是抑制外戚，外戚專權是傳統封建社會的巨大難題，歷代外戚專權弄大有人在，朱厚熜對此有著極其清醒的認識。
嘉靖迷戀道教的影視形象
明朝以來，后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並允許世襲、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認為“戚里如此恩澤，近古所無”。歷朝外戚，世為權貴豪門，形成一個嚴密的既得利益龐大群體，中國歷史以來，外戚專權亂國、亡國者大有人在。明孝宗張皇后父張巒及其弟張鶴齡、張延齡，爵位到了侯伯，佔田經商，恣意妄為，朝廷不能管制。世宗繼位後，張鶴齡因定策有功，晉封昌國公。張氏兄弟得張太后縱容，權勢顯赫一時。
張延齡在正德皇帝時期，就被人指告謀為不軌。一五三三年，張延齡殺死與此事有關的人員後，被人告發。朱厚熜聞訊大怒，將張延齡下獄，欲以謀反罪，處以族滅。首輔張璁上疏說，張延齡是個守財奴，怎能謀反？如坐謀反罪，恐怕傷及皇太后。司法審訊後，又揭出張延齡佔買官田，私殺奴婢，朱厚熜於是以違制殺人罪將其處死。張太后要面見朱厚熜求情，這一次他再次顯示出乾綱獨斷的風格，避而不見，與此同時削去張鶴齡公爵，三年後也被告發，死於獄中。
與皇族貴戚鬥爭，明世宗朱厚熜顯示出極其強大的自信和決心，之後他開始著手將取消外戚特權制度化：“及今已封，姑與終身，於孫俱不準承襲，著為令”。就連他的親生母親蔣太后家及皇后陳家，均不準承襲封爵。萬曆時沈德符著《萬曆野獲編》談論此事說：“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盡革之”，一個“盡”字顯示出世宗處理此事的乾淨利落。
漢武帝年輕時推出新政，遇到了竇太后的強烈反彈，以至於差點皇位不保。朱厚熜的阻力可想而知，他所推行的各項施政措施都不算蜻蜓點水，這些都要觸犯龐大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稍有不慎便會引火上身。
他不但做了，而且還非常徹底，就是這一點，朱厚熜絕非平庸之輩，相反早期執政風格強硬果敢，為明代皇帝中最為接近太祖朱元璋的一位。可以說世宗的一系列為政舉措都抓住了根子，治宦官弄權、抑制土地兼併、打擊外戚，這些高難度的歷史大難題，在他的親自操刀下游刃有餘，猶如庖丁解牛，明帝國龐大的軀體瞬間都入了他的掌心。
正如《明史》評價他為政之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這絕不是假話。如果不是中後期迷戀丹藥道教，嘉靖如果沿著勵精圖治的線路走下去，未嘗不能改寫明代歷史，只不過歷史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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