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一代大網紅嚴復和他爆了款的《天演論》

端木賜香:一代大網紅嚴復和他爆了款的《天演論》

1898年,中國的書市上爆出一款名叫《天演論》的暢銷書,作者嚴復(1854-1921),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上第一位網紅。

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1866年因家貧、父喪等原因,報考新開張的包食宿、包醫藥、包分配、包家庭補貼的福州船政學堂;1877年,作為中國第一批12名海軍留學生之一前往英國格林尼次海軍學院深造,成績優異;1879年沒來得及按校方安排上艦實習,就被政府招回母校任教;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開辦北洋水師學堂,聘其為駕駛學堂洋文總教習(教務長),1889年升會辦(副校長),1893年升總辦(校長)。總之,這本書爆出的時候,嚴復已是北洋水師學堂的老校長了。

端木賜香:一代大網紅嚴復和他爆了款的《天演論》

嚴復

老校長有點委屈。懷才不遇,易胎動。跟自家兄弟訴苦曰:“北洋當差,味同嚼蠟”。所以,老校長雖是海歸人才,但卻頻頻扭頭科舉,沒辦法,中國人獨重這個,沒有這個,自己都想給自己翻白眼。雖然1892年被保薦以道員(正四品)選用,1893年做了校長,他依然參加了自己生命中的第四次鄉試,卻第四次敗北。叔不能忍。

更不能忍的是,甲午戰爭失敗了,自己看著長大的北洋水師就這樣玩了水漂。1895年初,嚴叔開始經營自媒體,在天津《直報》連續發表五篇公號:《論世變日亟》、《原強》、《闢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妥妥的標題黨,光看標題你就知道啥意思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咱得救亡圖存……問題是,沒有爆款,回覆寥寥。那時候全國人民關注的是另一個網紅CP——文憑比嚴復高了一頭,正在北京參國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師徒,這對師徒,聯手作戰能力不弱於江湖上傳說的迷你蒙你團隊,篇篇爆款,公車上書,幾多雞湯,變法拒和,粉絲如雲,打賞似沙。襯得嚴復的公號陣地,風兒清,月兒明,樹葉遮窗欞唉;蛐蛐兒,叫錚錚,好比那琴絃聲唉……

嚴復是有乾貨的。康梁師徒當時頂多到過香港上海,看的也是傳教士整過來的西方皮毛,嚴復留學英國,直接讀的亞當·斯密、邊沁、孟德斯鳩、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西洋原典。可以這麼說,當時的中國思想界,不管是洋務,還是維新,不管是出過國的,還是未出過國的,加到一起,都沒有他一人的西洋學問高。

確實高。1896年夏天起,嚴復開始譯述《天演論》,10月初稿完成,經“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的文化大腕吳汝綸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化新秀《時務報》主筆梁啟超看過並提意見,又在《國聞報》增刊《國聞彙編》上連載,三易其稿,1898年6月,《天演論》的第一個單行本——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本隆重面世。

發行瘋了。此後的三十多年,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橫行市場,青年學生人手一冊。頗讓人想起江湖上一個笑話,說當年的三陪小姐都人手一本《文化苦旅》呢。

《天演論》取材於英國生物學家、哲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赫胥黎是達爾文進化論信徒,認同的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原理”,批評的是另一個達爾文信徒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進化不同於生物進化。兩者要區隔,社會要講倫理。嚴復呢,才不管你生物界這蟲那鳥的命運,他揪心的是,中國人的命運,不瞅瞅這都啥時候了,中國之外虎狼群伺。所以嘛,社會進化與自然進化沒甚區別,同樣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中國人再不爭氣,全玩兒完。總之,他“別有用心”地選擇赫胥黎小冊子中對自己有用的部分,翻翻譯譯,拆拆補補,我注六經,六經注我,加、減、改、按,譯、評、釋、寫,除了揉進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外,還揉進自己的三十條按語。怎麼說呢?這是三人雜交的新品種。魯迅說,嚴復這是“做”了一部《天演論》。更有人說,“變譯”出來的,“編纂”出來的,“重寫”出來的,“厚譯”出來的……要我說,這叫洗稿好不好?

端木賜香:一代大網紅嚴復和他爆了款的《天演論》

《進化論與倫理學》的作者赫胥黎

嚴復也反覆交待過,自己翻譯的這個,並非正路:“題曰達旨,不雲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於天演全體精義,少所發明”。發揮,加發明,你懂了吧?

不懂。這會兒中國人正飢不擇食呢,亡國滅種在眼前,政治救亡要優先,文化啟蒙須退後。《天演論》就像深水炸彈,既把嚴復炸成了網紅,還炸出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溜兒一溜兒保國救種、跑步激進的小粉紅。

魯迅這種少年時代就看透人間的,說他在南京讀書時一有空閒,吃花生米,看《天演論》……但我更願意拿我們的朋友胡適之(1891-1962)做例。1898年《天演論》私人木刻版問世時,胡適才8歲;1905年,商務印書館正式版問世時,在上海讀中學的胡適15歲,他在《四十自述》裡回憶曰:“《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瞭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多少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般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很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者兒女的名字……”

胡適當時學名胡洪騂,於是改字適之,發文章偶用胡適,報考官費留美時,正式改叫胡適。他說他的同學,一個叫孫競存,一個叫楊天擇,就是陳炯明也是號競存。他沒有舉另一個,1904年,有個名叫秋瑾的中國女人東渡日本,改字競雄。當然還可以補更多,比如1912年一個赴法留學的年輕人,更名叫“張競生”……

嚴復的《天演論》確實彪悍,這節奏帶的,不只帶走一代人,而是19世紀末直到20世紀上半期,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被帶向了救亡圖存的話語體系。

時至今天,還有學者在審思,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亡國滅種……這麼一套話語體系,很可能是建立在一種“誤讀”的基礎上:一是嚴復對赫胥黎原作的“誤譯”,二是國人對嚴復譯作的“誤讀”。雙重誤會,導致了中國近代史一步一步走向烏托邦之構建的激進之路。赫胥黎講演時明確表示:“進化論並不鼓勵對千年盛世的預測。”然而,中國近代不僅僅是“千年盛世”之預測,而是直奔天堂而去。站在這個角度,有學者認為,這種誤讀,負面影響是主要的,災難是巨大的。

這應該是嚴復本人沒有想到的。

端木賜香:一代大網紅嚴復和他爆了款的《天演論》

嚴譯《天演論》

我更願意把它比喻成一種事故。嚴復是黑屋子叫醒,但是,叫醒之後,那些奔騰而出的人,先把嚴復踩死了,接著,就是自相踩踏。是為天堂路上的踩踏事故?

嚴復很得意於自己的譯述價值。自我評價曰:“有數部要書,非僕為之,可決三十年中無人為此者”。三十年內第一人,夠謙虛了,但是百年之內誤讀多,又該怎麼解?

嚴復有自己的清醒。他知道,光叫醒不行,叫醒之後,還得治“眾愚”。他的節奏,自然是先談西學、後談民主,先談教育、後談政治。1905年嚴復與孫中山在倫敦見過面,兩人三觀嚴重不合。嚴復以為,“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孫中山說“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孫中山的革命,嚴復極不贊同,更不會參加,就是立憲,他也不參加,國外的康、梁,國內的張、湯,他都不稀飯。他始終認為.民智太愚,別說跑向共和了,就是走向君憲都是坑。嚴復理論上認同,民主是個好東西兒,但是實踐上,他認為民主對中國是一個遙遠的玩藝兒。這一遙遠,壞菜了。百年來對他的評價,還是如此參差不齊:

康有為說:“中國西學第一者也”;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嚴復為第一”;胡適說:“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梁啟超說:“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外,無如嚴先生”;毛澤東說:他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傅斯年說:《天演論》最糟,不對原作者負責任,只對自己負責任;瞿秋白說: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不知道“是何居心”!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麼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麼能夠“達”……

類似的評價,還可以找出一溜兒一溜兒的。

只不過,我更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啟蒙思想家,與他想呼喚的時代,是如何漸行漸遠的?

有人把嚴復的生平大略分為四個時期:

1.甲午戰爭前(1854-1895),思想的發展與成熟時期;

2.甲午戰爭後至戊戌政變前(1895-1898),維新變法理論家,最進步時期;

3.戊戌政變後至辛亥革命前(1898-1911),雖然繼續反封建,但同時逐漸變為保守者;

4.辛亥革命後至去世(1911-1921),雖然仍葆有愛國心,卻已成為一個保守老人。

這樣劃分方便給嚴復蓋棺定論,甚至扣帽子吧。還有扣得更彪悍的,說嚴復早年先進,晚年保守反動云云。

按我的感覺,嚴復是早年先進,晚年清醒。

有一個先覺先醒者,想把國人都喚醒。我們常說中國是個睡獅,站在國族的角度,這個沒問題。但是若幾億國人也是睡獅呢?你潑點冷水把它們都激醒,會是個什麼情形?

全國激進,離天三尺三的情況下,真正的清醒者,依然只是叫醒者,被叫醒者,可能患了黑屋子狂躁綜合症加乍見光線失明症。基本可以這樣說,伴隨著中國外患的增加,國內的政治越來越激進,而這種激進導致的行政不穩定,與行政無效率,進一步加重國人的危機感,於是更加激進。中國的近代史,就此淪入加速循環。大家都希望救國,但救國的節奏與速率,如何把控?沒有幾個人能沉靜下來。嚴復當然自始至終是教育救國。可是百年樹人,大家既沒這耐心,更沒這見識。我們能看到的是,伴隨著大家的激進,卻是這老人的保守,伴隨著大家的西化,卻是這老人的迴歸。曾經的啟蒙者,與這個世界漸行漸遠。

1921年,一代啟蒙大師與世長辭。他喚醒的世界,並沒有給他一個滿意的表現。什麼教育救國,乾脆顧不上讀書了,新的潮流是,讀書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

誤讀是要命的。嚴復當年的三觀: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它是個遙遠的東西,因為它的前提,民智民德民力,三者缺一不可。

後生新銳給他顛覆如下:民智民德民力是個好東西,但它們是遙遠的東西,因為它的前提,是民主革命。三者也是缺一不可——沒有革命的先行,啥民都別指望。

啟蒙大師的雙面悲劇就此鑄成:面對義和團這樣的民眾,你是特大文化漢奸;面對激進的革命新銳,你是落後保守反動。

悲了個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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