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4月1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和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聯合舉辦的2018一季度宏觀經濟論壇上的發言）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各位做個交流。關於宏觀運行的大勢，我在2017年年初以來已經在很多場合說過自己的基本觀點，和劉主任的思路高度一致。我也是認為在運行中間要努力確定經濟發展階段的L型轉換，凝聚新常態由“新”入“常”的共識，鞏固其態勢，來追求儘量長時間的中高速增長平臺上“升級版”的高質量發展。而這裡的關鍵，是要結合中國配套改革的攻堅克難，來理性處理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升級發展，和中央強調的系統性風險防範。
今天我就不想再重複已經說過多次的這些觀點。而另外一個最近可說屬於熱點的問題，我想借此機會和各位交流一下自己探討性的看法：從“美中貿易戰”來看總體的中美關係，以及相關的中國現代化戰略的思維。
觀察思考“貿易戰”的理論框架
首先，從理論層面看，現在各方關注的“美中貿易戰”，如果從理論視角考慮，可以做什麼點評？我認為首先要肯定，經濟學這麼多年的探討、發展中，關於國際貿易（進出口）的互惠互利原理，可以解釋大部分國際貿易的具體活動，因為基於不同資源稟賦、規模經濟等的各國“互通有無”，實際上還是要落在比較優勢的概念上，方可以作出比較好的理論說明。這個比較優勢原理引出的基本邏輯是需要、應當和可能追求共贏，所以，這叫互惠互利。
但是其次，我們也不能否定另一種情況，為什麼總是有貿易保護措施及其“主義”？這個貿易保護主義短期的理由，就是減少衝擊，以利於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客觀地講，中國入世的時候很多人擔心我們會受到進一步開放和貿易自由化以後的衝擊，而在當下，似乎作為發達經濟體的美國那一方，又更多地在強調中國更加開放情況下，要以徵收較高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減少對他們所形成的衝擊。這方面，雙方所顧慮的，至少是短期的衝擊問題，這是不能否定的必然出現的問題。所以，我們中國入世的時候，要求援引WTO規則中關於發展中經濟體可以得到的特別條款作特殊處理，減少這個衝擊，逐漸地、分步地來兌現我們關於入世以後承擔義務的承諾。兌現承諾時間表的達成，是談判博弈的問題，是力求理性地找到平衡點的問題。
接下來我還想再強調一層需在理論上加以總結的認識：比較優勢、互惠互利可以解釋大部分國際貿易活動，但是這個“比較優勢戰略”，一定會碰到“天花板”，就是會碰到低端的經濟體想買的高水平供給物被對方禁售，這種低端的經濟體（比如中國現在是發展中國家，對應於高端的發達經濟體頭號強國美國，顯然處於低端）給出多高的價格，也買不來高端的供給了。在這個領域裡，我們需如實承認，這種情況下是沒有共贏因素的，它只會產生摩擦因素，我們現在實際生活中，不必諱言這種貿易摩擦乃至“貿易戰”，一定會出現。與之相關聯的理論探討，一定會涉及後發經濟體的“趕超戰略”問題。
關於美中貿易戰相關現實情況的點評
實際考察，中美之間的貿易本來總體而言的特點，是一高一低的互補，在互補範圍之內的，是一種已經被稱為“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顯然在這個互補範圍之內中美雙方沒有理由打貿易戰。在中國入世的時候，承諾了我們的緩衝考慮之下，有一個時間表，我們要按照它兌現入世的承諾——現在我覺得作為研究者有沒有可能做一些工作，把中國入世承諾的實現情況做成一個一覽表，看是否存在沒有兌現的地方——我作為研究者，覺得如果真的存在沒有兌現的地方，我們可以說是理虧之處，那麼要趕快兌現。同時，也應該梳理清楚其他的經濟體，作為當時已經形成他們多邊關係的WTO，那個時候對於中國給出的應該兌現的承諾，是不是也有沒有兌現之處，如果沒有兌現，則是他們理虧，應該兌現。這似乎就是一個應該擺事實講道理來落實的問題。在中國商務部的網站上，有中國入世承諾的一覽表，我忙碌中因時間關係，沒有仔細摳那至少好幾十頁的內容，但是我覺得現在在所謂貿易戰的氛圍下，這個相關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
再往下說，在中國的發展中，確實不僅要有比較優勢戰略，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團隊特別強調，不能諱言，還必須有趕超戰略。從追趕到趕超，它和“比較優勢”戰略的效應合在一起，確實對於更發達的經濟體，比如美國，會形成一定的競爭壓力和挑戰性影響，也會生成前不久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我覺得可以稱為“薩默斯悖論”的情況。網上報道的薩默斯的原話就是：“幾千萬美國人對就業保障、孩子未來機遇越來越沒有信心，這不是中國的錯，但他們卻把中國的成功，視為對美國構成了負面影響……此外，中國一方面強調自己仍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又宣稱已經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將在各方面發揮影響力，甚至試圖改變規則，魚與熊掌都想兼得，也讓美國人感到厭煩。”這些話語裡面他的情緒我不加評論，這樣形成的一個悖論，也還有它的客觀之處。薩默斯明確地說出中國在崛起的意思，也認為這不是中國的錯，但卻在這個趕超戰略於中國比較成功地實施之後，對美國形成了挑戰性的影響。怎樣中和、消化這樣一個已經形成的壓力，是很現實的問題。我們確實也必須清醒地把握戰略思維：中央十九大明確肯定了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這是我們實事求是看待自己國際地位的一個來自中央最高決策層面的判斷，跟它相匹配的一系列我們的戰略設計和行動姿態，是不是也有值得檢討之處？這方面孫立平教授所說到的中方也有“不當言行”加劇了美方的不滿，不能完全否認。如果從力求中肯的訴求，來做研究者的探討，是有必要的。
另外，現在可以看到的概況，我們承諾了全面開放，但開放似乎還有不足的領域。據我瞭解的信息，列出的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我們看看還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繼續擴大開放。比如電影、藝術等文化產品，國內外都有觀點認為我們現在開放是不夠的；藥品、汽車等高科技產品，這方面我覺得也值得探討：外面有那麼好的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藥品，為什麼中國的市場不能進一步開放？為什麼不能把中國老百姓不得不通過各種非正規渠道以天價到國外購買的這些藥品，轉為正常渠道在中國國內較低價購買？汽車階段性的高關稅有一定道理，入世時就擔心中國的汽車製造業被衝得潰不成軍，需要有一個逐漸降低關稅的過程，而我們現在要檢查的是我們是不是兌現了那個降低的過程，在現在這個階段上，還可以依據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做什麼調整？我覺得這是可以、也需要探討的。
另外，出於種種原因，外部世界說中國的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產品開放還不夠，而中央層面最近的姿態是非常明確地說我們要進一步實行金融開放，似乎中方的絕對控股可以降低為相對控股，等等，這就是建設性的因素。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找到新的平衡點。
再有，實話實說，中國特色發展中，我們互聯網的開放程度是不夠的，曾有流傳的說法，特朗普訪華帶來的大禮，就是雙方可以達到一個新的認同，把谷歌地圖在中國大陸上引入，最後沒有變成現實。我也知道在海外學習的一些人，他們說到了大陸，如果用不上Google，在學術資料的搜索方面，他們覺得似乎是難以容忍的一種學術環境，我們也無法迴避這個現實。政協原來副主席層面的領導同志，曾經正式提出提案，適當考慮進一步放開Google搜索等等，這方面有建設性的內容，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堅持大方向，在美國打壓下理性應對，據理力爭，防止最壞，爭取最好
做了這樣一些現象的觀察以後，我想說從大方向來講，逐步更加放開，應該是因勢利導。中國早已經承諾全面開放，全面不夠到位之處，我們在大方向上不必否定，還是要進一步放開的。同時，我們應承諾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已經有明顯進步的知識產權保護，我們將繼續把它做好。這些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要聯繫到跟人家去打什麼貿易戰。
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比較直率地說，美國方面因為感受到作為最大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國，又具有規模經濟體的巨大增長潛力和發展縱深，進而美國的戰略思維，必然是一個打壓老二的思維。這沒有什麼更多的需要隱諱之處，因為人類社會，各個民族國家、主權國家，現在在整個利益關係的處理方面，還不可能完全擺脫“叢林法則”，我們遠沒有進入“大同世界”。作為已經佔據了全球第一老大地位的美國，他的老大地位跟他整體的巨大利益的關聯，是一望而知的，他的這種老大利益的形成，可不光是看貿易方面的表現。頭號強國國家利益與資源汲取能力的形成，一定是方方面面各種因素合成的，是在他做出追趕英國的多年努力之後，在二次大戰之後才明確無疑地確立了老大地位而必定要全力維護的。在維護老大地位方面，他自然而然要考慮，對於中國一方面要合作，一方面要競爭，競爭中要從他的利益考慮予以壓力，予以限制。說到中美之間這種限制，是不是走到了矛盾摩擦，就必定不可調和，要來個最終對決？我覺得這一定要另當別論。
我們先假設最後的對決可能出現，但至少從現在來看，首先，假設情況下它也是遙遠未來的事情。在現在這個階段上，我想援引鄧小平當年的戰略思維——那是在出現了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的特定事件，外面對中國實施制裁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所說到的，這是小風波，我們還要繼續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搞好關係。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系列論述，其中有一個討論起來還很熱鬧的“韜光養晦”之說，很遺憾，翻譯成英文以後，容易讓人形成一個印象，就是中國人故意裝可憐、搞陰謀。所以，在以後很多場合，不再沿用這樣一個鄧小平的表述。但是，他表述裡面戰略思維的可取之處，是非常明顯的：你如果現在還遠遠不能現實考慮雙方的最後對決，剩下的空間是什麼呢？對美國而言，我們要考慮的，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買美國想賣給我們的東西；同時，我們還要盡力買我們國家想買的東西，無非就是妥協、權衡，鬥而不破，做生意討價還價，競爭中還有合作，而合作確有巨大的空間，因為它是基於互補為特徵的中美之間做生意總體格局的基本事實。以理性態度來說，應該明確強調，雙方都要在形成一定的承諾之後遵守承諾，接受現行規則，同時也得承認，有動態地優化改變規則的必要性。薩默斯說中國人試圖改變規則，這也很正常，我們入世的時候服從已經形成的規則，但其後我們要參與未來規則優化的過程，成為規則制定參加者中的一方。比如多邊關係下的政府採購，當年入世時已形成的只是非常粗線條的框架，我們進來以後，先遵守你的框架，再一步步深度參加政府採購談判，我們便成為規則制定者群體中的一方，積極尋求動態地優化規則，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凡此種種，都應據理力爭。
從這樣一個視角來說，中美雙方無非就是防止最壞情況和爭取最好情況。所謂防止最壞的情況，就是防止冷戰，不要動不動落入冷戰思維，什麼都貼個標籤，“誰戰勝誰”、意識形態化的東西無處不在，那就沒法討論理性的妥協和權衡關係。同時，所謂爭取最好的情況，是我們應該積極爭取共贏，這種可能性是明顯存在的。剛剛雙方劍拔弩張說開打，跟著種種口風出來，早上還說“奉陪到底”，中午就強調說我們已經在考慮金融進一步開放，傍晚又傳來一個消息，對方說我們也在探索60天的窗口期等。打打停停之中，積極的建設性的東西我們也可以儘可能地推出來。
假設的“終極對決”需要新思維
這些討論之後還必須說一下，上面已提到的所謂中美終極對決的前景問題，應該要有新思維。
我前面假設過最終對決，但能不能跳出這個框架？人類文明的發展畢竟是一個個臺階上升的，不同的階段，更高的臺階上，可能有新的機遇，需要新的思維。現在看起來，中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過程中“時間上的朋友”：中國在工業革命落伍以後，“蓄之既久其發必速”，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我們超常規發展已將近40年，發展後勁兒還非常大，我觀察到全球投資者，無不關注中國市場巨大的潛力，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大體只走了一半，後面的縱深相當可觀。這個情況下看中美貿易的摩擦，絕對不能僅限於貿易，貿易似乎在中國現代化整個戰略問題中，以及要尋求的共贏發展可能的前景上，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直觀可見的這一塊，水下更大的部分，是人們往往不能直觀看到的，需要以特別的洞察力來形成相關思維的質量。
這裡我想強調一下，中國人討論了若干年的“大國崛起”，最基本的規律首先就是人類社會在還沒有走到“大同境界”的時候，各個民族主權國家，一定會“你追我趕”，“叢林法則”留下的東西可能從大趨勢看，雖有望越來越減少它的殘酷性，但是動不動又會出乎意料表現出它的殘酷程度。撒切爾夫人當年評論一些國際事件的時候說，“人類文明的面紗是很薄的”，她執政期間對阿根廷開戰，造成了馬島戰爭中的生命與物質損失，但是大大提高了她的聲望。然而現在，我們現在越來越可以理性地考慮國家之間的衝突問題：大國崛起，不論相對平和或相對殘酷，從追趕到趕超應該是個規律性的東西，而且文明進步已可能提供出一個殘酷程度“下臺階”的轉換臨界點，即中國所求的“和平崛起”。那麼，追求和平崛起更需要組合好、把握好戰略思維的“趕超”路徑（有激進色彩）與戰略耐心（有保守色彩）。
先說“趕超”。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已得出的認識，與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不同，就在於現代化戰略路徑概括上的區別。新結構經濟學所說的依靠基於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戰略，就可以形成中國現代化的基本戰略框架，一路走到中國夢，我們認為這是不夠的。比較優勢戰略碰到天花板的時候，一定要理性地把握和運用趕超戰略。趕超就是從追趕開始，最後能夠拔得頭籌，至少先進入第一陣營。這種不平衡中的追趕，歷史上屢見不鮮，最早荷蘭追趕而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追趕而超越了荷蘭，美國也是經過長期的努力，最後趕超了日不落國——英國。中國不必諱言，從追趕到趕超用一句老話，我們心目中一直看到了“後來居上”。
再說耐心。現實中，中國從1949年到現在，經傳統體制和新的改革開放時期這兩大階段的努力，我們大致上走過了十九大所說的“站起來”和“富起來”的時代，現在是面臨著要“強起來”、完成現代化歷史飛躍的新時代，我們已經“從未如此接近偉大民族復興的願景”。但是總書記引用了古語“行百里者半九十”。往前看，我們還要過四道坎，第一是懸念不大的全面小康；第二是非常值得我們看重的如何保持必要的後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要在202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關的時點上，把中國“製造”往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最後再經過大概15年左右的時間，2049-2050年，建成現代化強國。這些坎放在我們面前，應該明確，全景圖上絕對不能簡單隻看總量，這段進程中看總量，意義其實已經不大。大家都知道，回顧歷史，康雍乾的時候中國總量全球第一，但它恰恰是中國嚴重落伍的前夜。我們現在全球老二了，表現了、構成了改革開放之後我們超常規發展形成的新的歷史起點，但是後面跟著的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綜合國力中無法迴避的軟實力——實際上是中國在國際生活中的感召力、影響力，何止是貿易方面的問題？貿易、製造業、通盤的經濟，還有文化、金融、軍事，是這些所合成的實力、影響力和輻射力全面的較量比拼。所以我的基本認識是，當下，中國遠未走到“中美對決”的平臺上。
迎接十九大的時候有的學者有一種說法，中國已經全面趕超了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但總書記十九大報告說清楚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經濟體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隨之網上可看到工信部苗部長以一系列的指標說明，代表性的中國製造業的水平和與製造業密切相關的中國科技創新的水平，不僅沒有進入世界第一陣營，連第二陣營也還沒進去。我看到網上給人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多頁的清單，是說日本的總量雖然被我們甩在後面，但從電子技術到現在的互聯網和相關創新領域的多種技術方方面面，有多少制高點已都佔領在中國前面。我們現在如果要有一個理性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就要特別看重中央十九大說到的兩個沒有變：一是“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即我們在遠景的未來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目標這個視野之內，我們說的社會主義，是它的初級階段，而中國實際所處於的發展階段實際狀況，是這個初級階段的前半段。這是鄧小平當年已經說清楚的“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的概括，習總書記說，這是我們的“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與此同時，國際地位上，我們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何談一下子超越了美國。牢牢地把握由此確立的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其重要性如十九大報告所說，這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所以，在這個思維的角度下，探討之中可形成的認識，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藉助美中貿易摩擦、貿易戰之說，再整體反思一下、再條理化一下——我們應該探討的現代化大戰略和高水準的戰略，一定要吸取鄧小平的智慧中“韜光養晦”的合理成分。當然，作為一位政治家，鄧小平當時的表述，沒有多少理論色彩，而我們的研究者，能不能根據情況進一步在理論聯繫實際方面做一些展開？
戰略思維要點的初步探討
我現在感覺初步看起來，戰略思維中有這麼幾個要點是可以討論的：
第一，淡化意識形態。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務實，沒有必要處處貼意識形態的標籤。鄧小平當年訪美路上說的是我們跟美國搞好關係，就是看到幾十年間跟美國搞好關係的都富起來了。所以，要合作競爭。中美間人、物、文化多方面的交流，是中國充分學習的很好機會，我們入世以後不就是這樣一個態勢嗎？一直到不久前，總書記又強調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想起在入世當口，那時有的研究者非常激動地說，中國入世所有可能的好處都是不確定的，所有的威脅和壞處都是確定的，但是終於有了最高決策層下決心入世，而入世後的現實說明，至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正面因素、確定性的好處，是無可懷疑的，就是逼著我們“清理文件櫃”、開放倒逼改革。杜潤生同志說，是逼著我們“變法”，變法圖存，變法圖強，開放倒逼改革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競爭力提升與發展的成就。
第二，我認為“韜光養晦”的內在涵義仍然是正確的。鄧小平以此而不扯旗、不當頭，專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思想，堅牢地抓住機遇的務實態度，是我們對國際地位清醒認識以後應持有的態度。
第三，堅持全面開放不動搖。以後人類文明提升、未來社會接近人類大同的努力中，當然越來越多地會鼓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有什麼壞處呢？我們到美國投資，美國到我們這裡投資，歡迎嘛，還有其他的各種交流，總體是會促使現代化之路越走越寬。
第四，循序漸進，西向為主，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的效應。我們新供給群體做內部討論的時候就特別看重黃劍輝院長表述的路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並舉並重，其實戰略謀劃的意圖是避免太平洋方向上的對撞，向西首先與一些較窮鄰邦的經濟體務實合作，又會進一步推演到帶動很多富裕國家一起進來尋求共贏。中央的表述即是我們現在已看到很值得進一步積極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
第五，我們要清醒看到，中國現代化成果的必配選項——人民幣國際化，雖然有一系列積極進展，但是它要完成比較徹底的國際化，至少還要20-30年。因為在有周邊化的特點、有了硬通貨化的一些積極進展（比如進入特別提款權的籃子）往下走，一般結算貨幣上越來越被人們覺得可以考慮之後，關於成為石油等戰略資源的結算貨幣，中國現在剛剛實驗，到底發展怎麼樣，可能還帶有曲折；再就是儲備貨幣概念上，全球還只有很不足道的小經濟體似乎願意把中國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裡的一個考慮；再一個，到了有風吹草動、特別是一旦到了有特別大的危機可能性的情況下，避險資產、避險的儲備貨幣，有沒有人民幣的份兒？特別是首選的避險資產是什麼？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成氣候地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總得走到自拆防火牆、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然後讓全球觀察，有了風波的時候，需避險的時候，這個可兌換的人民幣還值得不值得持有。這個過程我們僅心急是不行的。小川行長卸任之前，曾一反謹慎常態，非常明確地說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提出反對意見，實際上我國在這方面是相對謹慎處理的——但是小川行長強調的方向和邏輯完全正確，只是時間表並不完全由我們的意願所決定。
第六，還有更復雜的怎麼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的歷史性考驗，在此因時間關係不展開。
和平發展時代主題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是大戰略的基調
再往下，我想強調新思維應關聯的一個重要的哲理指導層面：總書記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取向，這一取向是有深刻內涵的。如果考慮遠景的話，2050年前後，我們實現中國夢的時候，大體上比較理想的進展，是和美國大體處於一個臺階上，能夠平起平坐，我認為這已是最理想的。從製造業來說，國家戰略首先是“中國製造2025”，到2025年，我們是力爭要在“製造業強國”的概念下踏入它的門檻；到2035年，在製造業強國的陣營裡面，我們爭取能夠走到中等水平。後面再經過十幾年的奮鬥實現中國夢的時候，我們希望能與美國沒有臺階式的差異。那時候的總量是早已超過美國的，但是人均指標肯定還達不到美國和另外一些高收入經濟體的水平；我們的科技，總體水平可能接近美國，但是軍事可能更為確定的是有一個戰略威懾的平衡狀態而已。軟實力的方面，不確定性更大。我作為研究者，特別願意強調的，就是應建設性地考慮所謂中美對決問題，關鍵是應該深刻地領會總書記強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思維，就是“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並不一定要走到這個“最終對決”，而是要走出一個共贏的路徑。
我們主觀來說，必須盡全力避免“終有一戰”，是不是也有可能真的避免這個“終有一戰”？從供給側研究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學者可解釋供給側形成的創新，第一從正面講，是推到了“共享經濟”前沿狀態，這是人類生產力發展中供給側創新帶來的新境界，值得我們特別看重，一定要納入戰略思維：微觀層面的種種共享經濟，有沒有可能合成各個經濟體之間的共享境界呢？從反面講，早已經清楚的宏觀局面是，二戰以後，“核威懾”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為極小概率事件，我們就是要從這個角度認識和堅持鄧小平的時代判斷：我們現在的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就是因為有這個戰略判斷，所以才有關於再也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的概念，實際上否定的，是過去多年間的那個基本戰略判斷，認為處於“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必須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之後才能有發展。這樣大是大非的認識，如果確立到鄧小平的判斷上和總書記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取向下，還是可回到前面提到的：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我們處在一個大體和平的發展環境下，雖然不能避免摩擦和某些階段的緊張局勢，但是尋求共贏走向和平崛起，是“走上坡路”的中國理想的、以儘可能高水平的大戰略造福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基調和基本路徑，也是我們現代化創新發展中應秉持的基本思維。
做一個結語：上面探討性的認識表述還不一定準確，但是應努力堅持的原點，就是牢記黨的十九大指出的“兩個沒有變”：我們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經濟體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十九大的這一重要論斷我認為是對於我們最好的清醒劑，經常使用這個清醒劑，對我們保持連通中國現代化“中國夢”這個戰略目標的戰略耐心和前進定力，去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新長征，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多擦一點清醒劑，不會讓我們損失什麼，可能讓我們做得更好，更務實。鄧小平南巡說過非常精闢的話：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們黨歷史上，害得我們最苦的就是左。脫離實際急於求成的東西，帶來的往往就是對於現代化事業的嚴重損害。我們所討論的現代化戰略思維，如力求高水平，那麼不在於它的鋒芒，在於它的厚重；不在於表達得怎麼眩麗奪目和一時聽得特別鼓舞人心帶來一片叫好聲，而在於實事求是，高瞻遠矚；不看重一時的鄧小平所說的“小風波”，而要看清和正確把握“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人類文明的主潮流。
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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