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相权之争，一直是帝制时代的一个政治主题。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皇帝大宴，正副枢密使只能侍立殿上，然后退居厨房之中与各民族代表、各国使节一同进食，由一位亲王陪同。
春秋两季的赐衣仪式，正副枢密使则与其他官员一起立于殿外的庭院中，惟有中书行谢仪于门外台阶上。所以有“厨中赐食，阶下谢衣”的说法。
▲欧阳修
这个赐食之制，不单单是一顿饭怎么吃，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政治待遇和制度变迁。
这种“厨中赐食，阶下谢衣”做法的实质，钱穆先生归之为“君权上升、相权低落”。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即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至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一类的转变，说来甚可慨惜。”
唐代时，宰相见皇帝还可以坐着，皇帝还给宰相赐茶，然后坐而论道；到了宋朝之后，就变成宰相与群臣一样，一律站着，连皇帝大宴，都只能与亲王一起吃饭了。
中国历代都讲究仪礼，吃饭并不是简简单单一顿饭，它传递的信息代表了这种制度对宰相、对群臣的尊重程度，以及君权、相权的轻重。
蔡京的儿子蔡絛写有一本《铁围山丛谈》，上面记载：“祖宗时，朝班燕会多袭用唐制，枢密使乃宦官为之也，其位叙甚卑。故遇大燕则亲王一人伴食于客省，又燕设则亲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国朝枢密使乃儒士为之，实股肱大臣。”
这里有个典故：在唐代，枢密使都是由太监兼任的，官职不高，起初不过是个对皇帝指令上传下达的角色；但到五代的后唐时，唐庄宗重用郭崇韬为枢密使，全权管理军事，地位日渐升高；而中书为宰相，只管文事，枢密使与宰相分秉朝政。
到了宋代，宋初皇室为吸取五代时藩镇割据的教训，减少中书宰相的职权，把它沿袭了下来，中书省和枢密院统称两府，两府并立而恃。本来官员任免应该在宰相职权之下，属于吏部管辖，但宋代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名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宰相从此又全无用人之权。
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时，为加强宰相的财政大权，主张把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统一在一个衙门里，由宰相兼领司职；而司马光则表示反对，他认为财政该有三司管理，三司失职可以换人，而不应由两府代管其事。这里，一种主张是制度性的，另一种主张是人事上的，而成两派。
▲司马光
实际上，王安石是痛感于相权的削弱，主张宰相应该统领财政大权，不然很多事就没法做。而司马光代表的旧党由于反对王安石，稍带把王安石提出的政府改革方案也否决了，这就造成加强相权成为一句空谈。
王安石变法最后失败，后世的宰相更是没有权利，多成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玩偶。所以欧阳修感慨枢密院“其权渐盛”后，朝廷制度轻重失序，宰相权力空虚，颇感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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