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9年12月的一天，明朝杭州官巷口的刑場上人山人海，這天是被明朝列為“海盜王”的汪直的行刑日，只見汪直慷慨赴死，臨行前仰天長嘆：“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果然，汪直死後沿海倭寇橫行，百姓苦不堪言。然而，汪直之死還意味著中國徹底關閉了國門，就此失去了全球化的主動權，進而演生了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中華全民族的災難。
海禁，又稱禁海，最早開始於元代，當時主要是禁止海上一切活動，但只是臨時性政策，不具有連續性。明清兩朝則由於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倭寇侵擾等突發性歷史事件將海禁定為國策並將其進行強化，主要目的是禁止民間海外貿易。當然海禁並不意味著中國跟外國老死不相往來了，官方與外國仍維繫著特殊的貿易形式，即“朝貢勘合貿易”。
朝貢勘合貿易是中國自恃天朝上國而對周邊國家實行的古怪而又有限的貿易形式，即外國商人隨“貢使”來到中國，由市舶司將其貨物以“貢品”名義“朝貢”給朝廷，中國方面則將商品回賜給這些“仰慕天朝威儀”的外國人，這顯然是一種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外交貿易”，其對貿易的次數、商品的規模都有嚴格的限制，這當然無法滿足外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
於是1523年明朝嘉靖年間，日本商貿使團間發生了“爭貢之役”，明政府便停止了中日勘合貿易，汪直便是在這一時期登上了歷史舞臺。汪直出生於安徽徽州，早年便充分運用其徽商頭腦，按徽州習俗經商服賈，南下廣州，造鉅艦販運硝黃、絲棉等銷往日本、暹羅、西洋等國，他善於研究各國商品市場，以信義取利，在對外走私貿易中迅速積累了鉅額財富。
明朝嘉靖年政府下達“片木不準下海”的高壓政策，將漁農工商逼上絕路，中國沿海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走私活動，汪直也因此前往寧坡雙嶼港為許棟集團掌管船隊。雙嶼港可謂是當時全球性的貿易中心，來自歐洲和日本的白銀源源不斷運到這裡，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當時的雙嶼港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史學家稱之為“16世紀的上海”。
當時的明帝國嘉靖朝是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歐洲尚處於蒸汽機發明前200年，日本有66國爭雄。然而，明王朝卻不利用自己的壓倒性的貿易優勢打開國門，放開海禁，富國強民，而是沉溺於天朝上國的夢境之中，並於1548年派浙江巡撫朱紈率大軍搗毀了雙嶼港，雙嶼港大人物李光頭被捕、許棟兄弟逃亡，汪直乘機收其餘眾，發展成為江浙海商武裝集團。
汪直突圍後逃亡日本，以平戶為基地繼續從事武裝走私，他以誠待客、以信接物、以義取利的“東方商人”的精神風貌廣受日本商界的歡迎，被日本稱為“大明國的儒生”，今天的日本仍以書籍等形式敘述汪直的故事，汪直在平戶的住宅舊址仍受日本人的觀瞻。汪直經過2年的積蓄力量後重返浙洋，威震江浙，官軍莫敢與其爭鋒，他在定海稱淨海王，又稱徽王。
然而，汪直如此大動聲勢無非是想讓明王朝重視自己，以期解除大明國的海禁。1550年，汪直以靖海剿匪有功，叩官獻捷，請求鬆動海禁，通番互市，反遭朝廷偷襲和圍攻。1555年，明王朝與汪直武裝集團交戰中屢遭失敗，三易主帥，被迫改變政策招安汪直。1557年9月下旬，汪直在浙閩兩江總督胡宗憲許諾力請朝廷開市通商的誘惑下率數千驍勇回國。
可汪直剛一回國，朝中保守派便變換嘴臉彈劾胡宗憲和汪直，最終於2年後決定處死汪直，胡宗憲憤筆“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作《走狗歌》痛斥奸佞後引刃自殺。汪直與胡宗憲是走在時代前沿的人，他們希望依託明帝國強大的生產力，通過對外開放取得國力持續發展並繼續稱雄世界，此乃強國良策。倘若明朝接受他們的建議，中國的世貿中心地位可保持500年至今，鴉片戰爭以後的所有民族災難或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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