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
按:最後一段話的意思,是令京官及京營軍,自往通州倉領米折為薪餉,額外加給米若干,作為運費的津貼。這是應變的絕妙措施；由這一點看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情勢雖危不亂,則終必轉危為安。
京師的應變工作正在積極展開,邊關的防守亦復嚴密異常,也先的部下挾持著英宗先到大同,大同守將、武定侯郭英的孫子郭登不肯開城；再到宣化,宣化的守將楊洪答得更妙:“臣所守者,陛下的城池。天色已暮,不敢開城。”也先的這些花樣,是投降了的蒙古籍太監喜寧的唆使,目的是威脅諸將開關,召見扣留,以為利用。邊將都不上當,那就只好先把英宗移到塞外,再作道理。
也先的陰謀雖一時不得逞,但挾天子以令諸侯,畢竟是件很麻煩的事,而國賴長君,古有明訓,所以用事的太監和外廷大臣有個不謀而合的看法:應該讓郕王即皇帝位,以“絕虜之望”。這就是說,也先以英宗為“奇貨”,如果別立一天子,則無奇可居,反肯脫手,因此要想敵人送還天子,非行此招不可。而且以後要談和,也絕不能為了英宗復返這個條件而多所委屈,否則,愈遷就則也先愈不肯放手。這是于謙研究南宋二帝不還的原因、審察也先的實力,準今酌古的老謀深算,是為此後抵抗也先入寇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
《綱目三編》對此事的記載如此:
九月,廷臣合辭請皇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衝。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 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群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謙再三,避歸郕邸。群臣復固請,于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會都指揮嶽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為景泰元年,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按:“衛喇特”即瓦剌,嶽謙奉太后的命令,為英宗去送寒衣。英宗既有此意,則郕王的即皇帝位,在法理上實無絲毫可以疵議之處,而猶懼不敢奉命,竟至避歸藩邸,可見初無覬覦大位之意。至於以後的逐漸“變心”,另當別論。
郕王即位,是為景帝。十月間也先復挾上皇——太上皇帝到大同。第一次郭登還曾出見,奉上金帛,這一次老實不客氣,拒而不納,“遣人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敢攻”。這就是復立一君所得的作用。
也先在大同碰了壁,聽從喜寧的獻謀,長驅而南,破紫荊關,直薄京師。其時京營兵由陽和敗還的石亨總理,連同各路勤王之師,以及分遣御史十五人赴近畿所招募的新兵,總計二十二萬,由於謙以“本兵”提督。紫荊關一破,京師戒嚴,議防守之方,石亨與于謙的主張不同。
石亨主張盡閉九門,堅壁清野,待敵自退；于謙說不可,認為賊勢頗為猖狂,如再示弱,益發助長賊勢。當然,于謙負指揮的全責,他的主張就是命令,於是二十二萬兵列陣九門以外,分遣勳臣或都督各守一門；九門緊閉,以絕士卒反顧之心。並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這就是以後戚繼光治軍用“連坐法”的張本。
于謙自己和石亨率副總兵範廣、武興佈陣德勝門,首當敵鋒。十月初九,上皇由易州經良鄉抵達盧溝橋,一路有父老進獻茶果羊酒。而上皇則在也先逼迫之下,寫了三封信,一奉皇太后,一致景帝,一諭文武群臣,這三封信始終未見發表,不過可以猜想得到,是“主張”開城投降,亂命可以不奉詔,所以沒有下文。
照也先原來的想法,京師旦夕可下,及至兵臨其地,才知道不是這麼回事。彰義門(按:西直門在明朝名為彰義門。)初次交鋒,都督高禮、毛福壽殺敵數百人,奪還被掠的百姓一千餘人。也先不敢輕敵,擁上皇入土城暫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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