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停滯期，這是上世紀50至70年代末史學界的主流認定。現在則出現了相反的觀點，認為明中葉以後中國經濟得到大發展，晚明時已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明史由此而成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並引發一系列研究悖論——
一百多年來，從維新、革命、抗日，到反右傾、十年浩劫，在中國但有重大事變幾乎都有明史的蹤影，此可謂中國人的百年明史情結。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朝像明代一樣，在民眾中引起了如此廣泛的興趣和不同觀念的爭論。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陸史學界的主流幾乎都認定，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停滯期。現在有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明中葉以後中國經濟得到大發展，晚明時已成為世界金融的中心，尤其是西方學者彭慕蘭的《大分流》、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的出版，顛覆了傳統的西方中心論，認為16、17世紀世界的中心已從西方轉向東方，這兩本書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明史由此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引發一系列的悖論，究竟有哪些相互矛盾的現象和不同觀念？問題的癥結又在哪裡？主要有四。
中央集權制度的極度發展與全面失控的後果
要回答這四個悖論，首先要認識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從下層起義當上皇帝的著名農民領袖有劉邦、李自成、洪秀全，劉邦是亭長、李自成是驛卒、洪秀全是落第秀才，地位不高卻有一定的身份。真正苦大仇深、三代貧農的只有朱元璋，他父母窮得無葬身之地，拋屍荒野，自己連名字都沒有，以數字作稱呼，叫重八。他勤奮，當了皇帝以後，日看奏疏多達20萬字，批示400多件。他妻妾成群，卻不好色。這樣一個人當皇帝有超強的自控力，更有超強的控制慾，權力絕不容許他人分享。他斷然取消通行1400年的宰相制，六部和軍隊一切軍政大權蓋由他一人獨斷獨行，並規定後世凡有建言設宰相者一概處以極刑，以確保世世代代權歸一人。凡是同他共過患難的建國功臣，一概殺絕，連續殺了十多年，誅殺三萬多人，從此再無人能與他對抗。他勤儉治國，痛恨貪官，貪汙60兩（相當於現在一萬元），即遭剝皮；他心胸狹小，因為江南人民曾支持過他的政敵張士誠，建國後就對江南課以重稅，限制南方人科舉和當官。他還建立了特務系統，對官員、百姓實行全面監控。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極致。
然而過度的集權是把雙刃劍，皇帝到了權傾天下再無任何約束的地步，又會傷害皇權自身，極度專制的社會結構滋養出了一代又一代昏聵的帝王，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銷蝕了他們管理國家的起碼能耐，再也無能駕馭龐大的國家機器。因此明代出現了歷史上從沒有的現象，就是皇帝不理朝政。嘉靖中年後不見朝臣；隆慶三年不發話；萬曆三十一年不上朝，深居內宮，尋歡作樂；光宗短命；熹宗整天弄斧，作木工，對政事一竅不通。到崇禎執政，雖然嚮往治平，但大廈將傾，已無回天之力，因此後人說，明亡實在是亡於萬曆。
皇帝不上朝，也和大臣不見面，大臣辭職都沒法辭，於是按慣例送上一封辭呈，也不管準不準，棄官回家。有的大臣離職之後皇帝也不知道，知道了既不挽留也不責怪，官缺了也不調補。管理國家事務的最高行政機構竟然擅離職守，有的衙門長達十多年無人負責。萬曆四十年中央六部中的吏部、兵部、禮部、戶部、工部都沒有專人負責。刑部長年不審案，監犯家屬百餘人跪哭在長安門外，要求斷獄。
官員不理公務，卻奔競於朋黨之爭。官場中黨同伐異，愛惡交攻。吏部選用地方官，因為競相請託，相持不下，不得已由抽籤定奪，時人譏笑吏部成為“籤部”。從中央到地方，門戶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擊和報復。明人驚呼：“職業盡失，上下解體”，國家機器再也不能正常運轉。
朱元璋建立了極度專制的制度，但皇權至上不受抑制，又導致自毀長城。極度控制後就全面失控。這是封建專制政體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機表現在這種癱瘓的局勢不是來自敵對階級的衝擊，而是來自統治階級的最高層，王朝失去自我調節的功能，只能沿著瓦解的趨勢走向滅亡。
擁有世界最多的貨幣卻發展不了資本主義
據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全球化中的東方》估算，從明中期到明末，百年間從西方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7千到1萬噸，相當於2億到3億兩白銀。約佔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這龐大的白銀已超過歐洲國家的總和。因此認為明代已成為16、17世紀世界金融的中心。明代確實集中了世界最多的白銀，但是不是因此就能成為世界金融的中心？
值得重視的是，白銀進入流通領域才成為貨幣，如果不能進入流通，那只是貴金屬，大量的銀兩如果能進行工商業運作，製造有效需求，商業資本就可能轉化為產業資本，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但這些白銀在中國並沒有產生這種作用。海禁政策嚴厲禁止與外國人做買賣，中國並不盛產白銀，白銀的大量輸入，主要是私人貿易，而不是國家貿易，這種貿易在明朝視為非法的走私行為，予以打擊和鎮壓。所以大量的白銀不能起到支持海上貿易的作用，只能是買田、買地，投入土地，或者窖藏，高消費，白銀一旦退出流通領域，投入土地，那就不再成為資本，實際上是擴大地主經濟。高消費能促進商品經濟的發達，但這不是產業經濟，白銀成為窖藏那就變成死錢，不再有貨幣的職能，所以大量白銀在中國並沒有起到推進生產的作用。當時東印度公司初創時，只有白銀十多萬兩，就能發展成東方貿易的霸主，橫行海上。中國有那麼多的白銀卻困守家園，不能促進資本主義萌芽，弗蘭克說中國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那是不瞭解中國國情，是一廂情願的推論。
這問題足以使我們深思，中國並不缺少資本，卻缺少支持資本運作的正確政策，是海禁拖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後腿，所以對中國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一說，不便苟同。
最宏大的艦隊與片帆不得下海
鄭和下西洋航行海上二十八年，證實明朝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然而又何以奉行片帆不許入海的政策？這是因為朱元璋的勁敵陳友諒善於水戰，被朱打敗後逃到海上，朱元璋擔心這批人得到大陸居民的給養，下達禁海令，以切斷其與大陸居民的聯繫。這是出於政治的考慮，洪武十四年（1381年）頒發“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不準造船下海，不準將船租給下海之人，凡有違抗者或私運番貨的都加以嚴懲。清初又厲行禁海，因為明亡後，一批忠於明朝的遺民逃到沿海成立南明政權，在海上活動，為了封鎖南明與大陸的聯繫，清代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政策。所以這兩朝的禁海，不約而同地都是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
鄭和下西洋本身也是源於政治原因，朱棣發動兵變攻破南京城後，建文帝連同玉璽失蹤，由於朱棣是藩王，承繼大統，名不正，言不順，建文帝的存在對他的皇位是莫大的威脅，《明史·鄭和傳》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這是說下西洋的兩條理由，一為尋找建文帝；一為宣揚國力，實際上是海上的遊行示威。出海和禁海一樣都是出於政治需要。雖然學界對下西洋的目的有各種說法，但以此說比較符合國情和朱棣的性格。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為封建統治者的通病。
中國佔有世界白銀的三分之一，為什麼不能走向近代化之路，深入這個問題的關鍵之一，是對海上貿易的看法。
宣揚君權至上卻非君思潮四起
明代是皇權最集中、思想統治最嚴酷的時代。道德規範，經史子集，社會風尚都以扶持名教為宗旨，以忠君為核心。被譽為亞聖的《孟子》一書，只因說過民貴君輕的話語，遭到朱元璋的親筆刪改，只允許程朱理學，一家獨霸。臣民被視為草芥和奴隸，稍有觸犯便當堂脫下褲子打屁股。如此羞辱虐待官員士大夫，然而愚忠者卻前仆後繼，忠君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明初有方孝孺，明末有東林黨，身受冤案，卻視死如歸。
然而到萬曆時期，朝野上下，罵皇帝成風，指責皇帝酒色財氣四毒俱全，咒罵皇帝“嗜利心滋，佈滿虎狼，飛而食人”，詛咒“天人共憤，大難將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有的一一痛陳：“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根總在貨利一念。”
皇帝與百姓爭利這不可思議的現象，就在明萬曆時期上演。原來皇帝的消費是靠戶部從稅收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稱之為“金花銀”供宮廷開銷，就這簡單的約束，也容不得，日益膨脹的貪慾，無所不為的權力，使得皇帝無所顧忌，乾脆跳過戶部和地方官府這一環，直接派宦官到地方徵稅，併成立“中使衙門”，按皇帝密令行事，這無異於與地方政府相對立，而這批奉有皇帝密令的特派員，藐視官府，橫徵暴斂，魚肉民眾，多次引發民眾反抗，地方官往往成為社會暴亂的帶頭人。此類動亂在萬曆時期遍及東南西北各省，有詳細記載的就多達40多起，有的長達兩個多月不息。一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抨擊君主，民眾對皇帝譏評嘲諷，街談巷議，一時間非議君主蔚為社會時尚，成為明清之際啟蒙思潮的先導。
這在中國是空前絕後的現象，而這現象的出現蓋由於皇帝的自毀長城。要知道地方官府是皇朝法定的系統，皇帝是這一體制的代表人，理當對這一系統予以保護，不能輕易譭棄，可高度集權，不受任何監督的結果，刺激皇帝為所欲為，一腳踢開法定的組織系統，另立衙門，侵犯各級官府的權力和官員本身，引爆體制內的矛盾。危機表現在，這種癱瘓的局勢非來自敵對勢力的衝擊，而是來自統治階級的最高層，皇帝自己，以致高度集權與高度渙散在同一王朝的首末出現。這預示皇朝已失去自我調節的功能，只能沿著瓦解的趨勢走向滅亡，清代學者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記述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指的就是這不能逆轉的趨勢。
這四種悖論，其根源是一個，專制集權推向極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過度集權與全面潰敗如影相隨，晚明就是一面鏡子。
閱讀更多 紀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