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個非常有趣的王朝,有趣在於它的文化和三百多年後的中國是一脈相承的。
明太祖朱元璋白手起家,做過乞丐、和尚, 就是沒讀過經濟學,更不用提什麼金融了——應該有個美女金融博士穿越過去給他做妃子,順便教教他如何治理經濟。
這個布衣皇帝是個經濟白痴,其餘的事情就不談了,就說他實行的貨幣政策。
最初明朝連貨幣都沒有,泥腿子上岸,只相信糧食,可想而知經濟循環的便利和財政收入支出等等效率極低,一片混亂。後來想出寶鈔這個名堂,這個紙幣談不上國家信用支持,更不用說以黃金 做錨。最初的用法是強行發給官員做工資,這個沒有信用基礎的紙幣在市場上是沒有人信任的,只是靠國家暴力強行推廣。但那個時候國家力量的控制在於朝野,卻對金融貨幣的循環無能為力。
民間開始自發的使用白銀 作為貨幣,朝廷大怒,曾嚴刑峻法禁止白銀貨幣,但毫無用途。幾十年後,朝野上下就都默認了白銀成為通用貨幣。而朝廷也開始大肆開採白銀來充實國庫。不過明朝白銀的產量太低,大致每年產銀20萬兩,而明朝的財政收入每年大概600萬兩左右,遠遠不夠。
不過明朝初雖然有海禁政策,其實國際貿易 一直存在。以王植為代表的海上走私商人和日本交易,到中後期西班牙商人以菲律賓為基地、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荷蘭人以臺灣為基地的國家轉口貿易,與明朝江南沿海到福建廣東一帶的出口形成了當時全球化的貿易體系。
由於明朝是一個只出口基本不進口的怪異經濟體,這幾個國家對華貿易都集中在以白銀換貨的形式上，所以長期有白銀淨輸入（貿易順差）。其中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大多以日本白銀輸入,西班牙人以墨西哥和秘魯所產白銀輸入。到了明末後期的上百年間,中國大概輸入了3億兩白銀。（數據或許有出入,不過我參考了許多研究報告,應該大致差不多。）
這裡面提一句小插曲,我們歷史書上所寫的明代抗擊倭寇,其實主要是對沿海海匪的內戰。以王植為首的走私商人長期與明朝發生糾紛,於是在浙江福建沿海,為了武裝護衛貿易行為與明軍發生武力衝突。而王植的隊伍裡混跡有大量的日本浪人，跟著混飯吃,其實就是僱傭軍,因此就發生了我們歷史上記載抗倭的一幕。不過王植後來被朝廷詔安誘殺,此後對日本的貿易發生了一些變化。包括後來著名的抗清英雄鄭成功起家也是海上走私集團。福建人的航海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海峽兩岸的海軍都是以福建裔為體系。
明朝的國際貿易積攢了數億兩白銀,但是卻沒有換取當時歐洲興起的先進科學技術,幾乎全部投資了房地產 。當年的權貴在江南地區大量購買土地,建立莊園。告老還鄉後就做擁有大量土地的鄉紳,而商人的貿易盈餘也以地產為主要投資方向。我在寧波參觀范家園林 ,好傢伙,這個院子在今天寧波的地價,少說也值20億人民幣。
在國際貿易中,明朝黃金與白銀比例為6:1,歐洲比例為20:1,所以在換取貨物之餘,歐洲人也換取不少黃金回去。就當時的匯率而言,明朝所獲白銀的價值年年都在貶值,國內的通脹日益嚴重。
明朝的稅法在張居正改革後發生了改變,叫做一條鞭法,所有的稅負改用白銀納稅。而最初稅是可以用糧食來計量繳納的。這給西北、山東、安徽、江南一帶帶來了沉重打擊。西北等地由於工商業不發達,沒有多少白銀收入,所以當地農民必須賣糧換銀,但是糧食在當時的物流條件下,自行運輸很難,就地出售又很便宜,所以導致大量的農民破產、賣兒賣女、拋荒開始流亡,形成流民。而江南一帶由於工商業發達,提供了大量就業,而交稅用糧食又不可能。所以江南一帶土地拋荒嚴重,導致糧食價格飛漲。這就像山東菜價8分錢,上海菜價2塊錢,有點相似。不過不是一個道理,下次再扯這個。
這在明末導致了大饑荒,造成接近40%的人口損失,國際貿易的人口紅利 消失,劉易斯拐點在那個時候遇見明朝。
明末權貴口袋裡沉澱了大量白銀,並且兼併了大量土地。但是由於此時歐洲和日本都開始面臨硬通貨減少,西班牙國王強令斬斷對中國貿易。菲律賓發生屠殺中國商人事件，葡萄牙也減少了對華貿易,王植的死亡也影響了日本白銀輸入。
於是突然間,整個大明帝國後期發生通貨緊縮，缺乏白銀。江南的工商業遭到重創,整個國家發生硬通貨緊縮,糧食的價格在兩三年間價格下滑70%這是以白銀計價,以銅錢計價則上漲10倍。如果你不能理解,我舉個例子,就是以美元計價跌了70%,以人民幣計價漲了1000%。
明朝一年的軍費1600萬兩白銀左右,而明末的財政收入也大致在這個數字,白銀的減少不僅僅是經濟緊縮的問題,軍隊缺少軍餉也出大亂的。
對清兵入關的邊疆防線一直帶來沉重的財政壓力。這個時候,朝廷重臣提出縮減驛站,減少公務員隊伍。這裡說的驛站是軍人駐紮地。白銀支出是少了數百兩萬銀子,結果把李自成同志從體制內給下崗了，李自成就上山了。
所以,明末後期的社會危機根源是金融危機。帝國面臨國際貿易中斷、外匯儲備突然減少、糧食危機、人口危機、硬通貨計價的通貨緊縮、本幣狂扁引發的惡性通脹，於是流民造反、清兵壓境。而明帝國竟然五沒有錢支付國防 軍費，用腳趾頭想也知道這個王朝最後就撐不下去了。
凡是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李自成滅了明朝。但這只是一個表象，明朝的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經濟的崩潰。而導致明朝的經濟的崩潰的導火索就是白銀短缺。可是說是白銀毀了大明帝國。
在研究明朝滅亡時，大多人將注意力集中在明朝和農民起義以後與後金（清）的軍事鬥爭上，以及明朝內部的激烈黨爭上。而忽略了了明朝末年白銀的進口驟減這一事實。
魏斐德在《洪業———清朝開國史》開首即利用馬尼拉的港口檔案證實了這一點:1620 年至1660 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中國儘管與歐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 世紀20 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 艘。到1629 年便降為6 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17 世紀30 年代。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海峽流入澳門。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銀流入兩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游地區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1634 年後,菲利浦四世採取措施限制船隻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 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 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繫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
那麼白銀的進口量驟然減少，會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嗎？
在一般人眼裡，古代中國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怎麼可能因白銀的進口驟減而受到重大打擊。確實明朝的經濟完全可以自足自給，但是致命的是明朝的貨幣白銀主要依賴進口。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
萬曆可謂中國歷史上對開採金銀最為熱衷的皇帝,竟至“無地不開,中使四出。”鬧得“群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但萬曆及其礦監如此努力，最後開採了多少白銀呢？ 據載:“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鐺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平均每年二十多萬兩, 即使算上宦官數倍貪汙中飽之數,其開採量完全不能進口的白銀相比。
美國學者魏斐德在他的著作中寫道：在17 世紀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 萬至26. 5 萬公斤。美國學者艾維四長期從事明清之際白銀流入中國問題的研究。他認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銀的年輸出平均數在33750一48750公斤之間，大多數最後還是到了中國。從南美洲運來的白銀也相當多，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南美洲白銀達到57500一86250公斤之間。而且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銀進入中國的唯一門戶，還有一部分從澳門、臺灣、東南亞進人中國。艾維四估計，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平均每年143噸，僅1597年一年就有345噸 。
明朝到底進口了多少白銀，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可能得到很精確的數據.但從以上學者研究的數據上看明朝的白銀完全不能自足自給，嚴重依賴進口。一個不富藏銀的國家, 竟然去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貴金屬 白銀作為自己的貨幣, 今天看來, 這就是一件把金融命脈委於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同樣的道理，今天許多國家把自己的貨幣跟別國發行的貨幣掛鉤，也是非常荒唐的道理。)
那白銀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
明末人葉夢珠《閱世篇》卷七《食貨一》中記載崇禎壬申(1632年)“白米每鬥一百二十文,直銀一錢,民間已嫌其貴”,十一、二年(1638 - 1639 年)“鬥米三百文,計銀一錢七、八分,識者憂之”,十五年(1642 年) 春“時錢值日落,每千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文銀五兩,計錢一十二千有奇”。
順治三年(1646 年)“鬥米幾至千文”,四年(1647 年)“白米每石文銀三兩。”六年(1649 年)“大熟,糯米每石價止一、二兩,珠米每石九錢,白米每石價一兩耳。”也即是說,如以銅錢計,崇禎時十年間米價上漲了十倍,銀價上漲了五倍。鑑於糧價是中國物價的基本指數,即便加上戰爭及災荒因素,也較同時歐洲物價上漲的“三到四倍”更為嚴重。尤其是白銀和銅錢比值的變化。白銀和銅錢比值在短短几年內出現如此大的波動，不可能與當時進口白銀驟然下降無關。
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寫道: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這裡的通貨膨脹是針對銅錢而言的）,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 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極大災難。在1635 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以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大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 年到1640 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捲中國大地,嚴重的乾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
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 年到1634 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40 %。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捲入了17 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三吳向為出口貿易區的中心地帶,亦為國賦之重點此刻已因外貿受阻及災荒頻仍而無暇自顧,因白銀流入而獲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來國家財賦“取諸東南,用之西北”的傳統做法也受到挑戰,蓋“東牆”既已窮絀,何以補綴“西牆”? 所以崇禎困坐深宮,成天為餉銀髮愁。
可以看出白銀進口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重地遭受重大打擊，而且嚴重影響到了明朝的財政，使明朝的財政進一步惡化。但是白銀進口的驟然只是明朝經濟崩潰的導火索而已，它只能削弱了明朝的財政，並打擊明朝的經濟重地，但這一切不能使明朝這一偌大的帝國崩潰。畢竟推翻明朝的農民起義是在帝國的西北爆發的而不是東南。那麼西北的農民起義爆發與白銀有何關係呢?
西北的農民起義的爆發的原因很多如天災，官逼民反，生態 環境。但往往忽視了白銀對西北的嚴重傷害。 明朝時白銀的主體從南方流人京師，從京師流人東北邊防，又從東北迴流南方（當然，一路上不斷沉澱，成為達官貴人的窖藏）。處於市場邊緣的西北、山東半島等地成了白銀所灌溉不到的蠻荒地帶。作為傳統的粟麥作物區，這些地方的資源已被長期的歷史重負所耗盡了。西北缺乏原棉和生絲，而中國正是用絲綢和瓷器去換國外的白銀。這樣西北成了一個白銀灌溉不到的地方。而一條鞭法實施後把國家稅收摺合為白銀來徵收 。這使農民陷人了任人宰割的被動局面，即使豐收之年也難免兇厄:
“為納糧不得不以谷易銀。而開徵太早，預向客(商)借，謂之揭谷，谷二十擔始得銀一兩;倘期滿不償，則各臺遠控，拖累無休。瀏陽之民折屋棄產，常妻賣子，殆無虛日失” 。“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濱海之人，多言谷殘。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娜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何以故?則有谷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 顧炎武《亭林文集》）。 豐年都得賣妻子，稍遇災荒便難以活命了。這樣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在西北就絕非偶然了。
白銀還導致明末那空前的糧食危機。明末的糧食危機很多人歸咎於天災，但白銀在其中起的作用沒有引起關注。對於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 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 跨區域的方向發展, 特別是在江南地區, 比如松江地區, 隨著國內外對於棉布的需求, 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制的紡織 和棉布貿易。這應該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這對國家的糧食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
有著“蘇杭熟，天下足”美稱的江南糧食生產成了問題了。在17世紀40年代, 即使在豐收的年份,南直隸（指安徽和江蘇地區, 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 一條鞭法實施之後, 還要用銀兩來繳納賦稅和地租, 償還貸款。這些當年曾經是自給自足的地區, 現在突然發現它的糧食供應必須依賴跨地區的貿易。而在交通運輸 手段比較落後的時代, 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很可能造成糧食危機。這樣一來有天災造成的糧食短缺的問題因糧食的市場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被證明無法抵禦糧食危機, 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 在糧價騰貴的災荒時期, 你有錢也買不到糧食, 其中以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根據黃仁宇提供的資料,1640 年代, 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 大批的人餓死, 許多豪宅低價出售而無人問津。
因為白銀大量的流入中國，使明朝的東南地區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同時也是原來的天下糧倉的糧食需要跨地區貿易。這使明朝始終面臨這糧食危機的風險。而崇禎年間的天災使糧食危機成了現實。而於此同時白銀進口驟然減少，使東南地區的經濟遭受重大打擊。而帝國的西北因長時間沒有白銀的灌溉，而卻需要用白銀繳稅，這導致西北的農民的負擔大大增加，最後由天災為導火索，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帝國的東南和西北同時出現了極為嚴峻的問題，再加上東北後金（清）的軍事壓力，大明帝國最終走向了崩潰。大量的白銀流入給明朝帶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也給明朝帶來了挑戰。而明朝面對白銀提出的挑戰只是消極被動的接受，忽視了貨幣安全和糧食安全 ，最後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好好發展起來，最後帝國反而走向了崩潰。
明朝時的貨幣流通量以萬曆年間作為分界線。
元朝時蒙古人把中原江南的白銀都拿到中亞阿拉伯地區去做貿易，白銀過度外流，使全國的貴金屬需求極度緊張。這到明朝時依然很嚴重，所以從洪武時期開始，明朝的銀價飆升。
銅幣不值錢，導致通脹很高，這也導致了朱元璋定下來的官員薪酬越往萬曆年間跑，購買力就越低。
而隆慶年間開了海禁，明朝就有了充足的海外白銀輸入到國內了，當時在明朝流通的白銀，供應地是兩處：日本的石見銀山和馬尼拉的墨西哥銀元。由於明朝國內的強烈需求，所以當時明朝每年輸入的銀佔了全世界產量的60%-80%。因為白銀的供應舒緩了，也使得當時的通貨膨脹問題得到緩解，於是商業一片欣欣向榮。一條鞭法也在這時候被推動實施了。
明隆慶元年（1567年）“海禁”解。這無論在中國曆圞史還是世界歷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標誌性意義。中國曆代閉關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貨幣。這是由於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乃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正是由於歷代政權都要面對這個矛盾，所以就必然時有海禁政策。（從這個角度去看，時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規模開採白銀，並通過菲律賓馬尼拉出口中國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方式為之一變：因為如此一來，出口和貿易造成貨幣流失的擔憂就不再是主要威脅了，且物物交換也不必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這一切的，則是以商品和物資的大規模出口以換取美洲白銀貨幣的時代潮流。—— 一個新的“白銀推動的世界”因之開始。
而這個“新的時代”對於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而言，又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從此以後，中國逐步結束了由商人鉅富壟斷和窖藏貨幣的局面，轉向逐步依靠外國進口貨幣而刺圞激國內經濟的時代。白銀流入，大大刺圞激了貨幣的流通，擴大了市場，但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從事外貿經營的商人（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商人）和外國金融壟斷者，他們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並開始逐漸代替中國曆圞史上的大地主而壟斷經濟（在明代中期，他們已經能夠逼圞迫主張打擊海盜的朱紈自殺，充分顯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隨後歷史的演化中，以引進白銀和依賴外國資本為業的商人們，逐步發展成為壟斷和支配中國國內經濟的主導力量，我們可以說，早在16世紀中葉，中國近代“買辦商人”的前身已經開始出現，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國經濟的問題也已經初露端倪。而由明隆慶元年（1567）時的白銀大規模進口，直到鴉片戰爭（1840）的紋銀大規模外流，這前後大約共計270年的時間。
貨幣金融問題，是近500年來中國最為關鍵之問題。中國貨幣的歷史發展過程高度複雜，由於長期實行多種幣制，更使得不同幣種之間的換算成為貨幣史上的難題。而從歷史看，中國在近代用銀為主幣之前，鑄幣主要用銅。漢代以降，銅禁頗嚴，唐代以降，歷朝也多頒銅禁。宋以後，銀方才在市場上逐漸採用，自此銅禁漸馳。這期間魏晉至唐初，天下大亂，大體說來，民間貿易主幣為布帛，而政圞府收稅也採用布和谷。可見，最終導致白銀成為主幣，在歷史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明朝最終把白銀確立為國圞家稅收和儲備貨幣，原因固然複雜，但如果最簡要地歸結起來也無非兩方面：於內因方面，這是由於明朝初期以來，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貨幣發鈔體系、建立信用貨幣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從外因上說，則是由於美洲白銀的發現，使得這種失敗變得更為迅速而徹底。財政鑄幣權是關乎國家財政和國圞家主圞權的核心問題，它關係到王朝的興亡。·
但是在1600年前後的歐洲發生的事情對於當時明朝經濟來說，是重重地捅上了一刀。1600年前後，無敵艦隊海戰戰敗，爆發尼德蘭80年戰爭和30年戰爭。這使得作為明朝主要白銀來源的西班牙必須將墨西哥銀元調回去本國用於支付軍費。
同時，1600年前後的西班牙有極高且離譜的通脹和破產問題，使得西班牙銀元的歐洲的購買力遠不如在明朝的購買力。導致的結果就是：西班牙必須額外使用更多的銀元來支付當時他所需要的費用。而明朝的記載也同樣反映這個問題，1607年之後，來自馬尼拉的銀元就嘎然而止，只剩下石見銀山的銀幣可以輸入。
在此之後，明朝的通貨膨脹問題又再開始變得嚴重，加上一連串的天災、兵患，讓原本貴金屬供應已經捉襟見肘的萬曆政府更加雪上加霜。
白銀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明末葉夢珠所著的《閱世篇·食貨一》中記載，崇禎壬申五年(1632年)“白米每鬥一百二十文，直銀一錢，民間已嫌其貴”。十一、十二年“鬥米三百文，計銀一錢七、八分，識者憂之”，十五年春“時錢值日落，每千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文銀五兩，計錢一十二千有奇”。
順治三年(1646年)“鬥米幾至千文”，四年“白米每石文銀三兩，”六年“大熟，糯米每石價止一、二兩，珠米每石九錢，白米每石價一兩耳”。也就是說，如以銅錢計，崇禎時10年間米價上漲了10倍，銀價上漲了5倍。鑑於糧價是中國物價的基本指數，即便加上戰爭及災荒因素，也較同時歐洲物價上漲的三到四倍更為嚴重，尤其是白銀和銅錢比值的變化。白銀和銅錢比值在短短几年內出現如此大的波動，不可能與當時進口白銀驟然下降無關。
白銀短缺還導致了明末空前的糧食危機。對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江南地區，如松江地區。隨著國內外對棉布需求的增多，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制的紡織和棉布貿易。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卻對國家的糧食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有著“蘇杭熟，天下足”美稱的江南糧食生產成了問題。
17世紀40年代，即使是豐年，南直隸，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一條鞭”法實施之後，還要用銀兩來繳納賦稅和地租，償還貸款。而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後的時代，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很容易造成糧食危機。這樣一來，由天災造成的糧食短缺的問題因糧食的市場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根本無法抵禦糧食危機，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因此，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1640年左右，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大批人餓死，許多豪宅低價出售而無人問津。
大明稅收系統下的銀本位，意味著一旦白銀流入減少，本來兩石大米就可以換一兩白銀，現在必須8石大米才能換一兩白銀。但是明朝政府不收大米，只收白銀。就算農民大豐收，其得到的大米也不足以繳納稅負和地租。這就是顧炎武在陝西記錄的恐怖景象——陝西當年大豐收，但是農民依然要賣兒賣女，甚至全家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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