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都傳，袁崇煥被乾隆定義為“民族英雄”，其實這事屬子虛烏有。這也許是某些人對史料揣測後的引申。在憎惡滿清統治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對之做了一些引申，也是人之常情。比如敵人所肯定的，一定屬於敵人陣營的人；比如敵人曾同情過，估計一定是漢奸大拿等等。
袁崇煥身為明末的抗清將領。曾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不僅遭受了崇禎帝的猜忌，生前領受寸磔酷刑，被觀刑百姓啖肉飲血，家族流放的流放，為奴的為奴；身後近四百年了，還要招致民間猜忌無數，連釐清清白的機會都沒有，到現在還是個備受爭議的將領。可憐！
據史料，乾隆曾對其因主昏政暗，卻未能一展報國忠君之遇，深表同情。也僅讚揚袁氏忠君體國。但並無追認其為“民族英雄”。想必乾隆不傻吧？如果追認袁氏為民族英雄，滿清豈不是自認異族入侵撍權，坐實了大清沽名篡朝麼？
先看史料，乾隆曾記，“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闢，深可憫惻。”
作為滿清的皇帝，乾隆實在不怎麼樣。但能作上述的評語，即便是僅為了鞏固滿清的政權，而偏向敵人大明袁氏，實屬大度與難能可貴。
乾隆對前朝將領的同情評價，昭示著滿清國運已穩。完全不必擔心，能有威脅滿清國運的反清運動的存在。現在，老說滿清國運衰弱，自乾隆朝始。這是事實。但那個時候，也一定是滿滿的康乾盛世。所以，作滿清國運已穩的判斷，是合乎事實的。
正是基於此，作為曾經的對手，如今同情反清較為激烈的明督師袁崇煥，再給予其比較公正、寬容的評價，甚至還曾自供，乾隆先祖曾使反間計，以離間大明君臣，不僅凸顯乾隆朝超然灑脫的姿態。而且，這裡面還蘊含著深刻的滿清王朝君權與臣權博弈藝術的背景。
寬容無疑來源於自信，對敵人的寬容尤為如此，因為他在俯視你。
至於，乾隆朝有沒有資格俯視崇禎朝，或者，大清王朝有沒有資格俯視大明王朝，還是先從滿清的封建統治歷程說起吧。
滿清自後金擾明邊，至入關，再至雍正朝設下軍機處始，其對國家的統御力，從氏族部落的鬆散無為，達到2千年來封建社會皇權制國的頂峰。雖然清承襲明制，但比起大明的控國能力，滿清則更為強悍許多。
同時也證明，滿清權貴對中原文化的參悟力極為驚人，運用得也是相當成功。這一點，作為今天的我們，既無庸避諱，也沒法無視。才入關多少年？直接從奴隸社會，跳到封建社會的巔峰。當然，這與滿清站在2千年來中原文化的肩膀上，也不無關係。
滿清除通過軍機處的行政架構，以削弱士紳階層的實力外，愚民政策及培養官僚階層忠君的價值觀，當屬其在治國中，不可或缺的兩大特徵。
對於百姓的愚民化治理（其實很殘酷），滿清怎麼做，這裡暫時不作討論。而對於漢人主力的士紳階層，滿清故意讓“文字獄”盛行，和樹立“忠君觀念”的培養，是一個成功的威權政府，兩個互為背書、剛柔兼濟的臉譜。
治國層面上的剛柔兼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過康熙王朝的開疆拓土，和雍正王朝的勵精圖治，反映在國力上的提升，為乾隆朝提供了雍容優裕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然後，乾隆帝才出於施政的自信，方開始了柔性治吏的階段。
自古以來，“治統”和“道統”，一個掌控在皇權手中，一個擎舉在士紳手中，遠的不說，大明的文官，曾以“道統”為武器，與各代大明皇權周旋良久，逼得各位皇帝在深宮中煉丹、開豹房、做木工。
為啥？皇上上朝太生氣了，動不動言官就勸諫，動不動內閣就封駁，動不動諍臣就以“道統”對峙“治統”。一個人，怎麼擺得平一大堆的大臣呢？索性就不管了。
距離既產生了美，也產生了格局。
大明皇權雖說對士紳退避三舍，但對國家控制力還是不錯的。開國的幾個強帝不說，象後來的嘉靖、萬曆、天啟帝也都還可以。並無因遠離了朝政，而失去對國家控制。靠得還是藉助宦官和皇家間諜兼警察，來遠距離控制朝政的格局。
到了末帝崇禎就不行了，崇禎帝一改遠距控朝的大明成制。登基才17歲，執政經驗不足，一上來就先剷除魏閹宦黨（不是魏忠賢不能剷除，而應先削弱一下魏閹，要徹底扳倒魏閹，等到先把王承恩培養成強力的宦黨時再說），等於變相地去扶持東林臣黨。而大明文官既有下克上的傳統，又有下克上的實力，更慘的是，大明又歷來重文抑武，遇到皇權有事，武官想幫也幫不上忙呀。
崇禎拿著“冶統”，親自入場與“道統”肉搏，距離和由距離所產生從容的優勢就全沒了，崇禎帝這不是找死麼？偏偏又遇上小冰河期，農作物欠收、赤地千里、餓殍遍地、內憂外患。經濟和政冶的環境的護佑全沒了。
貼身肉搏，沒一個得力幫手，你一個高中生，怎麼會是老油條們的對手呢？不偏聽偏信、亂殺無辜才怪呢。
而滿清的政權架構，因為軍機處的設立，從運行方式來看，與大明政權的架構已全然不同。軍機處是可以繞過內閣的。
而大明的內閣，自朱元璋廢除宰相制起，雖已無中書省（宰相衙門）之力，但仍易與六部及地方官結黨。結黨後，文官力量以內閣為支點，與皇權博弈，它的力臂，就是大明整個的文官系統，相當的長而有力。皇權非藉助於宦官系統，或錦衣衛及各廠衛，不足以與之抗衡。
滿清的軍機處是皇帝私人班子。雖為實質上的中樞，卻是個臨時機構，隨設隨撤。不僅人員由皇帝從內閣中親選，臨時入值，連機構都是臨時的。面對著如此的“雙臨時”，文官誰敢造次？這樣一來，內閣作為最高的行政機構，就被全架空了。
一旦失去了內閣的支點，以臨時的軍機處，來作文官系統的支點，顯然又不行。那是會被皇權隨時抽去支點的。所以，滿清自雍正朝起，就無東林黨的現象（前期，順治、康熙朝猶有大明東林黨的遺毒），也就無需宦官制衡的存在，當然也再無宦官干政的現象發生。
乾隆朝正是憑著臨時軍機處的緩衝，加上經濟自信和政治自信，自然不需什麼幫手，就敢入場與文官系統博弈。文官系統，因找不到合適的支點，根本無法對皇權發力，而皇權卻可以隨隨便便通過軍機處和內閣發力於文官系統。
另外，乾隆朝還有個八旗兵的親兵軍事集團。在文官旁邊虎視眈眈。即使處於這樣的優勢狀態，乾隆帝仍不忘用”文字獄”和“忠君價值觀”，來剛柔兼濟、雙管齊下文官系統。以取得皇權的絕對優勢。
所以，他用寬容和看似公正的態度，來評價袁崇煥的“忠君體國”，並不是隨性而為的，而是有深刻的體制原因的。即便猖狂地自認了皇太極曾用過反間計，那又怎麼樣呢？又不會重蹈大明朝政的覆轍。
因為文官系統，早在雍正朝成立軍機處伊始，就毫無機會和資格，與皇權博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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