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齐鲁大地到白山黑水的血泪史

闯关东——齐鲁大地到白山黑水的血泪史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中原大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以山东、直隶为主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在19世纪,中国黄河下游连年遭灾,黄河下游的中原百姓,闯入东北,数量规模历史最高。是时,义和团乱,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俄国获得了东北地区大量特权,而日本经过日俄战争,迫使俄国把特权转让给日本。

闯关之始末

关内关外

追溯到战国时期,关外的辽西(辽河以西),和北京地区、河北北部一样,曾经属于燕国的统治下。南北朝时期,前燕和后燕也分别管辖这里。而辽东至明代仍属山东府管辖,满人入关,削去了辽东山东之领土。因此辽东被迫在清代与山东分割!也就是说在古代时期到清军入关,关内和东北地区(至少和辽宁地区)就颇有渊源。[5]虽然努尔哈赤于1588年统一了东北地区,建立了八旗制度,并发布满文(建立于蒙文的基础上),导致关外文化和关内文化的差异加大,再加上清政府的“禁垦”政策限制汉人出关,[6]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闯关东的浪潮!

当大批中原的破产农民进入辽阔的东北地区。原居住民,即满人、蒙古人和流民对这些外来客在开始阶段并不是很友好。有记录记载“原有土著,多以恶言相向”,“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而且匪患严重“本境胡匪,少或三五,多或百十成群,忽聚忽散,出没无常......”,在此环境下,外地人移居至此,要在一个陌生环境开垦荒田、做工打渔等等,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此环境下,广大的汉族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辽阔的关东地区,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海战和陆战,东北地区“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闯关东变得如履薄冰。而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闯关东变得更加艰难,很多山东人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统治,加上关内旱情的缓解,纷纷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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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之回忆

据一个闯关东老人回忆:他8岁的时候在哈尔滨,日本人进入关东,要求其去读日本书,一家人气愤不已,离开东北,返回了山东老家。对于这个老人来说,闯关东除了给自己留下那一串串不堪回首的艰难往事,就是他和父母的唯一合影。

电视剧《闯关东》展现的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闯关东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即是一个艰苦的岁月,也是一个奋斗的征程。

清入关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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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高潮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关东人口突破300万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1897年全部开禁。

沙俄修铁路,征用民工60万。

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现在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大的移民潮之一闯关东:

闯关东是以山东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

闯关东: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地缘人缘联系,一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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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

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关东,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闯关东,关东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关东,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关东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关东扎根。辛亥革命关东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以及“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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